二九　我與居士的佛教事業

佛教的在家弟子，應以佛教的立場，從事文化、慈善、社會福利事業，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薩精神，也能取得社會大眾的好感，有利於佛教的流行。所以在家居士而能從事佛教的文化與慈善事業，不論他對我怎樣，我都表示由衷的讚歎！

一、臺中李炳南老居士領導的蓮社，對我有思想上的距離，所以在《佛法概論》事件的動盪中，有臺中燒毀我著作的傳說。在重信仰的宗教界，這可說是一般的現象。民國五十三年，我辭退了慧日講堂的住持，要去嘉義掩關時，聽說李炳老領導蓮社同人，發起建立菩提醫院。在那時，這是佛教界難得聽到的好消息！我與演培、續明洽商，決定以臺幣五十萬元，樂助菩提醫院建院費用。本來，我們只希望，在某間病房中，紀念性稱為「太虛室」。但炳老建議：在醫院旁，建一座「太虛大師紀念館」。上層供佛及虛大師的影像與略傳，可引導病者及其關係人的信佛；下層供醫院使用。炳老的好意，我們當然接受了。五十五年農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，邀我去剪綵。我本著樂施——與人為善的觀念，所以從不問醫院的內務，與進行的程度。炳老有良好的風範，蓮社有眾多的社員，我抱著樂觀其成的心情。但起初鼓吹推動的于凌波，似乎漸漸的退卻了，多少引起我的疑問。菩提醫院建成了，正式開業。由於佛教界缺少（西）醫務人才，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諧合作，陽光乍現的菩提醫院，就陷於低沈；不久，等於從佛教界消失了！

二、紐約的美國佛教會，在福嚴精舍成立「駐臺譯經院」，這是極有意義而又不免失望的事。因緣是這樣的：五十八年，新竹福嚴精舍與臺北慧日講堂，在常覺與印海的主持合作下，福嚴精舍增建了大講堂與學生宿舍，開辦女眾的福嚴佛學院。到六十年夏，學生畢業，也就停辦而恢復為男眾道場。精舍房屋多而住眾少，未能物盡其用，未免可惜！恰好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居士，讀《大寶積經》而充滿法喜；希望能譯為英文，也就將《大寶積經》的妙法，介紹給英、美等西方人。這一理想與發心，是希有難得的！住在新竹的許巍文居士，與沈居士是德國同學，信函中提及、討論，而有在臺灣辦理譯經院的決定，進行尋覓土地，建築設計等工作。我聽到這一消息，覺得是大好事，徵得福嚴印海住持的同意後，向許巍文等提議：覓地、建築，至少還要等一二年時間，不如無條件的，先借用福嚴精舍的大部分房屋，進行譯經工作。在順利進行中，再覓地建築，不更理想嗎？這一提議，當然得到大家贊同，「美國佛教會駐臺譯經院」，就這樣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！院長是在美的沈家楨；在臺灣有兩位副院長：顧世淦主持譯務，戈本捷主持事務。當時參加翻譯的，有四、五位，現在譯介世界佛學著作的許洋主，就是其中的一人。譯經院成立不久，我就進入大病、長病的階段，所以不知成立後的情形如何。偶爾聽說，二位副院長間，有些不太協調，那也只是聽說而已。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！主持譯務的顧副院長辭退了，由張澄基居士繼任。《大寶積經》是合編四十九部大乘經而成的，經張副院長的研閱，覺得其中二十八部，更能適合西方人士，因而選定二十八部，沒有譯出的要翻譯，已經譯出的再加校定，大家繼續為此而努力。六十七年夏，福嚴精舍性梵住持來說：不知為了什麼，譯經院決定要遷往北投農禪寺。我以為：我們只是無條件的提供房屋，歡迎來譯經，只希望譯業成功。遷移，應有他自身的需要，我們也應該歡喜的送他們。一切都遷移到農禪寺去了。不久，聽說譯經院宣告停辦，這是我所想不到的！據說：精選譯出的二十八部，送往美國出版。我不通英文，所以到底有沒有出版，也沒有知道。不過，七年的時間，動用譯務、事務的人不少，所費應該是不少的。如停譯而毫無成就，這不免太使人失望了！辦醫院，譯佛經，我們都無條件的贊助過居士們，而結果都等於零。我不會怪那一位，只是為中國佛教界（美國佛教會，也是中國式的佛教）的衰落而惆悵！

三、周宣德老居士對現代佛教的[A1]年輕化，是有貢獻的！雖在《佛法概論》的風波中，他也曾勸我：中國佛教不要提倡日本化，也不要小乘化。那是在無限的謠言中，他也信以為真而已。四十八年，他贊同丘漢平居士的建議，成立大專獎學基金，以引導大專同學的接近佛法，也徵得南亭長老的贊同。丘居士當時是中佛會「國際文教」委員，想到我這個空負名義的主任委員，覺得應該徵求我的同意。那時，我在菲律賓馬尼拉，宣老就寫信給我，敘述情形而希望我贊助。我覺得這是大好事，是引青年學子接觸佛法的好方法，所以我表示願意參加一份。這樣，由南老與我、丘、周——四人四份，組成了「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」。但為了免除不必要的異議，又加入一位委員（不負經濟），大專獎學，就這樣的開始。接著，各種獎學基金紛紛成立，都由宣老負責獎學事宜。五十年，成立慧炬社，發行《慧炬月刊》，深入各大專院校。大專院校內，成立佛學社團，共六十多所，這可說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動。他有教授資格，是老黨員，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這樣的成就。有些長老，怪他不請法師去開示，不引導學生來歸依，其實宗教色彩太濃，在那時是不太適宜的。是六十╳年吧！宣老從美國給我一封信，大意是：慧炬社已成為大專院校同學集會的活動中心，原有的二層建築，已不敷使用，決定加建三層，希望我能有所贊助。我回信表示，願隨喜贊助。後來，我派人去臺北，帶去一封給宣老的信，並臺幣參拾捌萬元（合當時美金壹萬元）。隨喜樂施，是不用宣揚的，所以接近我的人，都不知這件事。七十四年，仁俊等在美國為我祝壽並座談，宣老提起這件事，被記錄而刊登在香港的《內明》，所以我也就說到。從獎學基金而引起成立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，使臺灣佛教[A2]年輕化，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沒的。在我與居士團體的關係中，這是沒有使我失望的一次！現在宣老已去世了，願繼承這一事業的，能永遠的引導學生，趨向於純正的佛法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