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所不能忘懷的人[A1]

在我離岷的前夕——三月十一日，去醫院與妙欽法師話別，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！明知他的病是絕望了的，但還是說了些在佛法中安心靜養的話；明知這是生死的離別，但故意附和他前幾天的希望，說些等身體健朗一點，到台灣去靜養，同為佛法努力的話。話是這麼說了，人也就離開了，但一種寂寞的悵惘，縈迴在內心而不易忘卻。就在我離岷到星洲的不久——三十日晨，妙欽就與世長辭了！人是不能免於無常的，聚散無非因緣，用不著繫戀，但想起當年大家求法與為法的理想，不能不「為法惜人」，引起我無比的惆悵。

民國二十九年年底，我從貴陽回到四川的漢藏教理院，見到了從香港來漢院旁聽的演培與妙欽；到現在，已經三十六年了。我與妙欽共住的時間，在漢院有二年多，在杭州、廈門、馬尼拉，先後也不過三四年，時間並不算太久。然在佛法的探求，為佛法的理想中，卻結成了深固的法誼。當年的探求佛法，是受到太虛大師的啟發，出發於「求真」與「適今」的原則。為了探求佛法的真義，需要對佛法有多方面的理解，所以也作些課外的講習。妙欽曾（與演培）筆記我所講的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又記錄我講的《性空學探源》。在漢院時，妙欽就編寫了《中國佛教史略》；後來我作了相當的補充與修正，作為兩人的合編而刊行（現在編入《妙雲集》下編）。抗戰勝利後，妙欽在馬尼拉普賢學校授課，以「慧菴」名義，編了《初機佛學讀本》。這是繼承太虛大師的「人生佛學」，並參考了我的《佛法概論》而成。妙欽受到《佛法概論》的有力啟示，所以樂助《佛法概論》出版，並為了探求代表初期佛教的南傳佛教，去錫蘭佛教大學深造。前幾年，鼓勵寬嚴出版《正聞》不定刊；「正聞」，這正是我們當年求法的共同方針。去年秋天，妙欽的病已相當重了，寫信到台灣來訪求中醫。信上說到：每天費二三小時，依我所著的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閱讀初期聖典，並作成卡片。他的臨終遺言：服膺太虛大師所開示的常道，學菩薩發心，願再生人間。從妙欽與我相見以來，誓求正法的原則與精神，始終如一，堅定不移，在這茫茫教海，能有幾人！在佛法的探求上，妙欽是有思想的，與我的思想傾向相近。如有適宜的環境，在法義的闡述上，應有更好的成就。可惜受到時代與環境的局限，不能得到充分開展的機會，而今又在五十六歲的盛年去世了！這不只我失去了佛法中的同願，對中華佛教來說，也是一嚴重的損失！

抗戰勝利了，我們回到了江南。希望有一個安心修學的組織，大家來共同研求，所以創議成立西湖佛教圖書館。由於時局突變，不能成為事實。我到了廈門，南普陀寺成立大覺講社，是妙欽從中促成的。短暫的半年，當然不可能有成就，但演培、續明，都因此而到了廈門。等到我與演培他們到了香港（新界），仍舊維持我們自己的理想。生活沒有著落，幸虧妙欽已到了馬尼拉，給我們經濟上的支持，渡過了艱苦的三年。後來，為了成立一屬於我們自己的道場，妙欽為我們籌款，新竹的福嚴精舍，就由此而來。在這一動亂期間，我們從杭州到廈門，從廈門到香港，一直都得到妙欽的全力支持，一切都與妙欽有密切關係。現在，過去的理想，隨歲月而過去，妙欽竟先我而去了！在我不堪衰老的回憶中，怎能不引起傷感呢！

「求真」與「適今」的佛法方針，做起來是不容易的。因為離開了傳統的佛教，不容易開展；依附於傳統的佛教，又會受到限礙，這是近代佛教一直存在著的問題。我在台灣十多年（除病），只做到不標榜神奇不依賴經懺而已。就這樣，也還要受到些意外的譏毀。妙欽在馬尼拉信願寺，住了二十多年，雖曾在普賢學校授課；領導精進音樂團；能仁學校成立，主持了校政十五六年，然對傳統的佛教環境來說，無論是法事，人事，都有點不相契合，所以顯得有點孤獨。我曾在《平凡的一生》中說到他：「大陸變色，他（妙欽）將為佛法的熱誠，寄望於菲律賓的佛教，希望能從性願老法師的倡導中，有一新的更合理的發展。但性老有為法的熱心，觀念卻是傳統的；我雖去（過）菲律賓，也不能有所幫助。為時代與環境所局限，心情不免沈悶。」心情沉悶，就是抑鬱。「抑鬱傷肝」，妙欽就這樣的肝臟硬化，更演變為肝癌，終於不治。我曾勸勉他：「時代與環境的局限，是不能盡如人意的。唯有本著能進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，才能不問收穫而耕耘下去。」這幾句話，對於外表冷漠，而懷有為佛法熱情的妙欽，為佛法而感傷的初心菩薩，沒有用處，他終於病了，死了！知道他病了，去馬尼拉探問他，並不能表達我內心的萬一。現在他已死了，什麼話都是多餘的。我想，唯願以我們共同為法的因緣，能歷劫相逢，同為三寶而獻身！唯有這樣，才能表達我深摯的懷念！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五日，時在星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