悼念守培上人[A1]

鎮江玉山守培上人，為江蘇僧界一致尊敬的師匠。他先參禪，繼而主持寺政；退居而後，才進而專研教義，弘宣教法。他能詩、能書、能畫，淡泊精進，戒行嚴淨，數十年如一日。他不但是江蘇希有的僧寶，實在是近代中國佛教界一位不平凡的龍象！最近，聽說已經去世。耆舊凋零，關心佛教而與守老相知識的，都會同聲慨歎——後學失卻了典型，佛教減失了光輝。

我與守老，相見僅二次，都不曾深談。然從文字因緣，發見他有著自家的見地時——雖然彼此的距離很遠，但對他的敬意，隨著時間而不斷增長。民國十四、五年，在《海潮音》上，讀到他的〈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論〉。守老的思想，近於禪。他認為信、願、行（稱名念佛）三者，為鈍根人全用，為中根人不定用，上上根人全不用。就是說：真是出格的上上根性，不需要信、願、行，只要能契入一心念佛，便能往生。這對於一般弘傳的稱名念佛、三根普被說，是相當不同的。所以引起一位專心淨土的王居士，出來痛加批評。守老又給批評者批評一番，真是縱橫掃蕩，勇不可當！我當時，還沒有出家，不能辨別，更不知雙方何以有著如此相反的立場。但對於守老的論文，有著良好的印象。

民國二十年，我到了閩南；我對於守老的印象，受了師友們的影響而變了。他曾與象賢法師諍辯唯識空有，對唯識宗採取敵對的態度。尤其是解說唐玄奘大師的《八識規矩頌》，而不依奘公所傳的唯識學，照著自己的意見而強解一番，使人不能同情。同學們雖尊敬他的操持，但大都稱他為外道——知見不正。說到這裡，不能不說到近代佛教思想界的一度激盪。玄奘大師傳入中國的唯識宗，元明以來，可說完全被輕視了。華嚴家判它為始教，天臺家判它為別教，禪宗把它看作名相之學，淨土宗更反對它的「別時意趣」說。唯識宗，只是被引用為貶抑的對象，或依據自宗理論說它只道得一半。奘公艱苦地從印度傳來的唯識學，不但是被輕視，簡直是被歪曲了。清末民初，佚失了的唐代的唯識章疏，一一流回我國，唯識學才開始了一種復興的機運。這主要是南歐（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漸系）、北韓（北平三時學會韓清淨系）的功績，二梁（梁啟超與梁漱溟）也給予很大影響，唯識學才引起了當時學界的重視。然在傳統的中國佛教界（臺、賢、禪、淨），影響是並不太大的。大乘佛教思想，有著不同的思想系統。唯識宗被委曲了、忘記了，倒也罷了，等到唯識宗小露光芒，即不能免於諍論。民國十一、二年間，歐陽漸講〈唯識抉擇談〉，以《大乘起信論》的從無明而起三細六粗說，與數論外道的二十五諦說相比配。梁啟超作〈起信論考證〉，否認《大乘起信論》是馬鳴所作、真諦所譯。接著，內院的王恩洋，作〈起信論料簡〉，明白否定《大乘起信論》的教義。當時，還有《楞嚴百偽》一書，逐項指證《楞嚴經》的偽妄。這樣，佛教界的激辯，是免不了了。一般維護《楞嚴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的，大抵本著舊有的見解，自我解說一番。唯有太虛大師，本著融貫原則，認為唯識學雖好（與臺、賢、禪者不同），《楞嚴經》與《大乘起信論》也不錯（與內院不同）。此外，以反唯識學的姿態而出現的，便是守老了。起初，梅光羲作〈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〉，以奘公的唯識學（新的相宗）為正。守老寫一長文，一一的辨正，認為舊的相宗（地論、攝論）都對，新的相宗都不對。不但說玄奘不對、窺基不對，更說「護法妄立有宗」，連世親菩薩也有問題。我在大家不滿守老的氣氛下，寫了一萬多字的駁論，發表在《海潮音》。我是為唯識宗作辯，所以解說為：舊的都錯，新的都對。我與守老，就這樣的結下一段諍辯因緣。

廿一年秋到廿五年夏，我大部分時間過著閱藏生涯。一方面，聖華同學為我稱歎守老的德操；一方面，逐漸了解到佛教思想的系別。對於相宗新舊之爭，開始一種新的看法，覺得這活像兩位近視眼，仰讀「文廟」而互爭「文朝」與「又廟」，糾纏不清一樣。我與守老的諍辯，空熱鬧一場，回想起來，當然是多餘的了！然我對於守老，讀了他幾本書，知道得更多一點，生起一種更良好的印象。覺得守老是直從經典中探索得來，他是有所見的，是篤於所信、忠於所學的。他不像一般人，照本宣揚的背誦古人語句，卻看作自己的佛法。守老重於《楞嚴經》及《大乘起信論》，然並不附和一般《楞嚴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的注疏。他對佛法，有一整套看法。認為佛法只有大小乘，小乘有頓（緣覺）、有漸（聲聞），大乘也有頓（如來）、有漸（菩薩）。對於修行階位、斷證位次，也成一體系。他本著這樣的教判，不客氣的批評華嚴五教，天臺四教。世界佛教居士林首次請他講經，他講到判教，便痛斥華嚴五教與天臺四教的謬誤。上海，一向是天臺（也兼弘賢首）的化區，當然有人提出反對，認為不行。守老卻表示得很堅決：請我講，就是這樣；不這樣，就可以不講。這種忠於所信、不計毀譽的精神，是怎樣的值得讚仰！

廿五年秋，我到鎮江，在玉山超岸寺住了幾天。由寺主雪松的介紹，我向守老敬禮。慈和嚴肅的氣象，增加我不少的敬意。他對於數年前不客氣批評他的後學，沒有絲毫芥蒂，慰勉了幾句。我在超岸寺為學僧講演時，他就坐在講堂的外室靜聽。可見守老所諍的是法義，而沒有想到對方是誰；並非為了對人，而找一些法義來批評。

抗戰期間，我與苦讀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阿含經》的雪松法師，共住漢藏教理院數年。雪松是蕙庭的法子，蕙庭是守老的法子。但蕙庭曾與內院有關係，雪松又特重唯識，所以很尊敬內院系的王恩洋，尤其是注重《阿含經》的丘晞明。談到守老，當然是稱之為外道了。不過我那時卻勸他含容，佛法可以論淺深、辨了不了義，可以據思想的遞演而觀其變化，卻不能以一家之學而否定別人。何況守老是空諸依傍，直探經義，而能卓然成家的呢！

卅五年，我在武昌出版了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對相宗的新舊，表示一些見解。我認為：無著、世親學本身，就有不同的說法。例如《攝大乘論》等，著重「一切種子阿賴耶識」，一切依識種起，即成「一能變」說。《成唯識論》等，著重「現行阿賴耶識」，依心起境，當然是「三能變」了。我特地寄一部給守老，守老回了一封信，還附了一張精密的表——關於三性、真妄、八識等，都總含在內，表示他自己的意見（信由守老徒孫隆根轉交）。他的見解，大體偏依真常論，與我承認大乘可有三系而重性空，當然是不能一致的。我還是答覆一信，表示願加以研究。

末後一次的法義辯論，是由我的《中觀今論》而起；守老批評我的〈中道的方法論〉。中觀與唯識，都是注重聞思熏修的，都是以分別抉擇的觀察慧，導入無分別智證的；與《大乘起信論》等的修法，並不相同。守老的解說中道，引用了「不偏之為中」、「未發之為中」，也許是受著中國文化的影響吧！我只作一簡短的答覆，載在《中流》，說明我所宗的中道，是依經說「離此二邊說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」[A2]等——依緣起而明中道。所據不同，意見也難得一致了！

三十六、七年時，守老的《大乘起信論注疏》，已經付印流通。《楞嚴經》的注疏，由於印刷廠的無信用，一時無法印出，不知後來如何！這兩本書，該是守老的得意作品了！四十一年（？）在香港時，看到守老最近作品，最近印行的新書——依據《起世因本經》等，敘述佛教的宇宙形態與眾生的活動情況。他不管大陸是什麼情形，不管什麼叫唯物論，相反地宣說這「業感所成」的佛教舊說。守老的篤信精神、無畏精神，真使人肅然起敬！

在近代佛教界，能提供自己的見地，據我所知的，虛大師而外，便要推守老；雖然他倆的思想、風格，相差都很遠。一位佛教的思想家，一位敢於向舊有佛教提供不同見解的勇士，一位被江蘇僧界所推重的僧寶，在這大陸沈淪的時代去世，這對於持有不同見解、結過兩次論辯因緣的我，感到了莫大的悲哀！

謹向守培上人，遙致無限的敬意！唯願以此論法因緣，生生世世，常在佛法的真義中，互相發揚問難，共向於無上菩提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