略論虛大師的菩薩心行[A1]

虛公大師上生，已二十周年了。平時不能本著大師的悲願、繼承大師的思想與事行，而使之發揚光大，徒然在這二十周年，隨順俗套，來一次紀念性的文章與集會，這到底算什麼呢？至少，我有這樣的感覺。

為什麼不能本著大師的悲願、繼承大師的思想與事行而努力呢？對我來說，這是很難說的。記得民國三十三年春，為了《印度之佛教》，曾寫過一篇不願發表的文章——〈無諍之辯〉，寄呈大師（文存漢藏教理院圖書館）。文中說到：「大師是峰巒萬狀，我只能孤峰獨拔。其實，這也是峰巒萬狀中的一峰呢！」雖然大師是不會遺棄此一峰的，但到底不足以代表峰巒萬狀。我深受大師思想的啟發，對大師也有某種程度的理解，但自己為宿習所熏的根性所限，即使嚮往有心，也不可能成為大師那樣的菩薩。大師太偉大！心胸闊大，眼光深遠，是不容易學習的，這豈止是我而已！

為了紀念大師、讚揚大師，曾為泰國龍華佛學社，寫過〈向近代的佛教大師學習〉，舉出大師的三特德：「對於救僧護教，有著永不失望的悲心」；「對人事、對教義，有著無限的寬容」；「對佛教，有著遠見與深見」。大師上生十周年，又依據大師的自述——〈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〉，而對「非研究佛書之學者」、「不為專承一宗徒裔」、「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」、「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」，有所申述讚揚。我覺得大師的偉大、超越常人而值得讚揚學習的，重點已該攝無遺了。現在還有什麼可多說的呢？然而二十周年到了，既不能行，又無多話可說的我，還得拈起「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」來讚揚一番！

虛大師五十初度詩說：「我今修學菩薩行，我今應正菩薩名，願人稱我以菩薩，不是比丘佛未成。」[A2]「願人稱我以菩薩」，正是吐露大師「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」的真實意趣。一般來說，中國是大乘佛教，而且是最上一乘，那當然都是修學佛乘的菩薩行者了！但在大師看來，「中國佛教教理是大乘，而行為是小乘」（〈從巴利語系說到今菩薩行〉）[A3]。這句話，也許是故意抑揚，不一定能為別人所贊同，但大師心目中的「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」，顯然是有所不同了！從大師的遺教去研究，覺得大師的菩薩發心、修行，有兩大重心：

第一是「人」：佛法雖普為一切眾生，而「佛出人間」，教化的主要對象，是人。以人的行為、趣向，說有人乘、天乘、聲聞（緣覺）乘；又在這上面，應機說教，而有人菩薩行、天菩薩行、聲聞菩薩行——菩薩（佛）乘。佛法雖因機而異，而不可忽忘的，這都是就人類的信行而安立的。其中，不殺、不盜等五戒、十善，是人生正行，實行這人類正常的道德生活，能招感人的果報，稱為人乘。天行呢？一般是重鬼神祭祀（古代猶太教、婆羅門教、道教，都是這樣的）、禁咒巫術、敬虔慈愛，高深的是遺世貴我、調鍊身心——禪定。如人而修習這種信行，能感淺深不等的天報，名為天乘。這些，都是世間常法。超勝世間的佛法，特質是：在這人天善行——也就是戒與定的基石上，深修觀慧，智證真如而得大解脫。這是從聽聞佛的聲教而修證的，所以名聲聞乘。本來，聲聞乘的在家者，是基於人行的；出家者是出發於深的天行。但在佛教的流傳中，出家眾為中心，因而聲聞乘被看作遺世（入僧）而專修禪慧者的專名。

以成佛為標極，以學菩薩發心、修行為方法的，是菩薩乘（佛乘）。菩薩乘的特質在：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（菩提心）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（空慧）為方便」[A4]；或「菩提心為因，大慈悲為根本，以方便而至究竟」。這樣的發心以趣入佛乘，雖是一樣的，而由於本習的心行及發心而起行來說，因時因地因機而不同，統攝起來，不離於人行、天行、聲聞行——三大類型。

一、如遺世獨善，少欲知足，專修禪慧，是聲聞行；依此而迴入大乘的，是依聲聞行的菩薩。雖然回心向大，而由於自利、禪悟的偏重，大都是「智增上菩薩」。以智慧的體證，或深義的闡揚，為自行化他的重心。印度佛教中五百年的出家菩薩，大抵如此。中國臺、賢、禪宗大德，也不離這一特色。

二、祭祀、咒術、禪定是天行，依此而趣入大乘的，是依天行的菩薩。大師以為：「如密宗在先修成天色身，……淨土宗如兜率淨土……西方等攝受凡夫淨土，亦等於天國。依這天色身、天國土，直趣於所欲獲得的大乘佛果」（〈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〉）[A5]。這樣的根機，大都是「信願增上菩薩」。

三、如基於五戒、十善，發心而修六度、四攝，是依人生正行的菩薩；這大都是「悲增上菩薩」。大師深入大乘，在（民國十三年作）〈人生觀的科學〉說：「人乘法，原是佛教直接佛乘的主要基礎，即是佛乘習所成種性的修行信心位。……釋迦出世的本懷，……原欲為世人（凡夫）顯示……由修行信心……進趨人生究竟之佛乘。……無如僅有少數……能領受其意。其餘大多數……如聾如盲，不能同喻。為適應此印度的群眾心理」[A6]，不得已而說人、天及二乘。在大乘法的應機開展中，大師統為三類，而探求應時應機的佛法，在（民國二十九年說）〈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〉說：「到了這（現在）時候……依聲聞行果，是要被詬為消極逃世的；依天乘行果，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。不[A7]惟不是方便，而反成為障礙了。所以在今日的情形，所向的應在進趣大乘行；而所依的，……確定是在人乘行果。」[A8]大師以為：依佛陀的本懷說，依應時的妙方便說，決非獨善的、神祕的菩薩行，而是依人乘行而進趣佛乘的菩薩行，這就是大師倡導的「人生佛教」。

第二是「行」：廣義的說，身口意的一切活動都是行。約特義說，行為是表現於外的，表現於對人（對鬼、對神、對佛菩薩）關係的。聲聞行（一分天行）重理證，有厭離的傾向；由此而來的菩薩行，不免重理悟而缺事行。雖可以自心的境地，解說六度、四攝，無邊供養，普利眾生，不妨「自得於心」，但在現實的人生社會來看，還是重於自利的。同樣的，天行重祭祀、咒術、禪定，依此而來的菩薩行，不免重於宗教儀式、持咒、修定、修精練氣。雖在崇奉者的經驗，覺得神妙無比；而在一般人心看來，到底是流於神祕迷信。我國號稱大乘，而多數確乎是這樣修行的。那怎能契合佛陀的本懷、適應現代的人心呢？大師重於行——重於人行，在民國七年，發行《覺社叢書》（《海潮音》的前身），就明白宣告「立人之極，建佛之因」[A9]，而有「期以人的菩薩心行——無我、大悲、六度、十善，造成人間淨土」[A10]的理想。針對一般的缺乏事行及偏於天行，曾大聲疾呼的宣告。在（民國十年作）〈行為主義之佛乘〉中，說得最為懇切。如說：「從來，吾人為佛教徒者，大都只知以享受福樂或靜定理性為果，……無論或重『理解』，或重『證悟』到如何圓妙，都只空理不成事實，……或則但認一句『禪謎』；或則但守一句『佛名』；或則但以佛的經書、形像、數珠、木魚、蒲團等項為佛事，而不悟盈人間世無一非佛法、無一非佛事。」[A11]又說：「吾確見現時學佛的人漸多，大都迷背佛乘，不修習佛之因行。……反厭惡怠惰，其流弊將不可勝言！……要之，凡吾人群中一切正當之事，皆佛之因行，皆當勇猛精進積極去修去為。廢棄不幹，便是斷絕佛種！」[A12]

大師於一切佛法，融會貫通，但決非臺、賢式的圓融。在理論上，雖倡導八宗平等及晚年所說的三宗平等，而實際是遍攝一切佛法精要，而在無邊法門中，抉示出以人乘正行直接佛乘的菩薩行為主流。如忽略了這，或背棄了這一根本，那就使八宗、三宗，勝解深悟，也不過是「都只空理不成事實」的玄談。在大師無邊善巧的言教中，這才是大師的深見所在；唯有理會這根本的深見，才能窺見大師的偉大！

這一深刻的正見，在大師是徹始徹終的。早在宣統二年（二十二歲），就說到：「善學佛者，依心不依古，依義不依語，隨時變通，巧逗人意。依天然界、進化界、種種學問、種種藝術發明真理，裨益有情，是謂行菩薩道。」[A13]菩薩道實現於現實人生社會中，就是大師闡揚的菩薩行了！到晚年（民國二十九年）在〈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〉中，對於整理僧制，議建「菩薩學處」[A14]為模範道場，說到：「六度、四攝，是一個綱領。從具體表現上來說，出家的可作文化、教育、慈善、布教等事業，在家的……在家菩薩，農、工、商、學、軍、政……各部門，都是應該做的工作，領導社會，作利益人群的事業。」又在〈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〉中說：「今後我國的佛教徒，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，向國家民族、世界人類，實際地去體驗修學。……本著大乘菩薩的菩提心為主因，大慈悲為根本，實踐方便為門的萬行，發揮救世無畏的精神。……總之，我們想復興中國的佛教，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，就得實現整興僧寺、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。」[A15]

大師的那種作略，正如他自己所說——「從人類的思想界，為普遍的深遠的觀察，了知佛學的全體大用、向來猶蔽於各民族（印度也在內）的偏見陋習」（〈佛教源流及其新運動〉）[A16]，而想打脫塵滓，展現佛法的真面目，以利益人生。這不是研究佛書而來，更不從某宗某派中來，而是從最深遠、最普遍的體會中來。是大智慧！大氣魄！大作略！

想讚揚大師、紀念大師、學習大師，不從這「學菩薩發心修行」的「人生佛教」、「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」、「今菩薩行」去著眼，就不免摘葉尋枝，甚至要誤解大師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