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　一生難忘是因緣

我今年六十六歲，出家也已經四十二年了。在這不太短的歲月中，總該有些值得回憶的吧！平凡的自己，過著平淡的生活。回憶起來，如白雲消失在遙遠的虛空一般，有什麼值得回憶的呢！我的一生，無關於國家大事，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興衰。我不能救人，也不能殺人。平凡的一生，沒有多采多姿的生活，也沒有可歌可泣的事跡。平凡的一生，平淡到等於一片空白，有什麼可說可寫的呢！

靜靜的回憶自己，觀察自己——這是四十八歲以後的事了。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葉，向前流去，流去。忽而停滯，又忽而團團轉。有時激起了浪花，為浪花所掩蓋，而又平靜了，還是那樣的流去。為什麼會這樣？不但落葉不明白，落葉那樣的自己也不太明白。只覺得——有些是當時發覺，有些是事後發現，自己的一切，都在無限複雜的因緣中推移。因緣，是那樣的真實，那樣的不可思議！有些特殊因緣，一直到現在，還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。

人生，只是因緣——前後延續，自他關涉中的個性生活的表現，因緣決定了一切。因緣有被動性、主動性。被動性的是機緣，是巧合，是難可思議的奇跡。主動性的是把握、是促發、是開創。在對人對事的關係中，我是順應因緣的，等因緣來湊泊，順因緣而流變。如以儒者的觀點來說，近於「居易而待時」的態度。但過分的順應，有時也會為自己帶來了困擾。在我一生中，似乎主動的想這想那，是沒有一樣成功的。就如臺北的慧日講堂，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擾。我這樣的順應因緣，也許是弱者的處世態度，也許是個性的適合，也應該是夙生因緣，引上了出家學佛之路（學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，出家要個性適合於那樣的生活方式才得）。從一生的延續來看自己，來看因緣的錯雜，一切是非、得失、恩怨，都失去了光彩而歸於平淡。

我是眼高手低的，所以不自覺的捨短用長。十三、四歲開始，就傾向於丹經、術數、道書、《新舊約》，而到達佛法。對佛法的真義來說，我不是順應的，是自發的去尋求、去了解、去發見、去貫通，化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。我在這方面的主動性，也許比那些權力烜赫者的努力，並不遜色。但我這裡，沒有權力的爭奪，沒有貪染，也沒有瞋恨，而有的只是法喜無量。隨自己夙緣所可能的，盡著所能盡的努力。

「一生難忘是因緣」，我不妨片段的寫出些還留存在回憶中的因緣。因緣雖早已過去，如空中鳥跡，而在世俗諦中，到底是那樣的真實，那樣的不可思議！

二　出家難

民國十四年（二十歲），我讀到《莊子》的馮夢禎序文：「然則莊文郭注，其佛法之先驅耶」，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興趣。對於佛法，我沒有師友的引導，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。

十七年清明後八日，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，引起我內心極大的震動，不知所措的悲傷。九月（附註：本文的年月，都是農曆）裡，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死了。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，父親又在病了兩個多月，終日安詳地睡眠中去世（極可能是肺癌）。一年多來，一直在求醫求藥，辦理喪事，似乎人生只是為此而忙碌。內心的沈悶抑鬱，在近年來佛法的熏習下，引發我出家的決心。

「出家難」，對我來說，不是難在出家的清苦生活，而是難在到那裡去出家。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幾華里的小天地裡，在這一區域內，沒有莊嚴的寺院，沒有著名的法師。有的是香火道場，有的是經懺應赴。我從經論得來的有限知識，不相信佛法就是這樣的，我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中出家。而且，離家過近，也會受到家族的干擾。我在書本上，知道些名山古剎的名字，但並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況。我是內向的人，不會找機會，主動的與人談話，扯關係，所以沒有熟人，是不敢冒昧外出的。在我的想像中，一個外來的年輕人，沒有介紹，有誰會留他出家呢！如何實現我的出家目的，實在是太難了！

因緣終於來了！十九年（廿五歲）五月，報上刊出大幅廣告——「北平菩提學院招生」。主辦者大愚法師；籌備處是「北平東四馬大人胡同齊宅」。秋季開學，遠道的可以通信考試。資格是男性；二十歲以上，三十歲以下；僧俗兼收。這一消息，如昏夜明燈，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。我想，在三年修學中，總會熟識幾位出家同學，介紹到那裡去出家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我就這樣滿有自信的，決定進行出家的計劃。

試題是「佛法以離苦得樂為目的論」。得到的覆信是：「考試及格，准予入學」。但又附帶說：「開學時間，另行通知」。到了六月，我天天看報，天天等待開學的通知，而開學的消息，卻始終沒有。我越等越不耐煩，越是急於修學佛法了。當時的天真想法，橫豎要開學，遲幾天也沒關係，不如到北平再說。我就在閏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，踏上了離家（浙江省海寧縣）出家，充滿光明遠景，而其實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。

到了上海，等輪船到天津，再搭火車到北平。那時，正是召開擴大會議，中央空炸懷仁堂的時節。我到「齊宅」去探問，回答是：「籌備還沒有就緒。開學沒有確定期間，遠道的應等通知再來」。這一下，我可有點惶惑了。在臥佛寺（也許是臥龍寺）佛經流通處，選購了幾冊佛書。談起菩提學院，這才知道學院是告吹了。一向被軍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師，在閻馮戰爭的逆轉中，失去了信任與支持（大愚法師從此就無聲無息的被人遺忘了）。這一次戰爭的勝負，與我無關，而我寄[A2]予無限（出家的）希望的菩提學院，卻被弄得無影無蹤。我該怎麼辦呢？辦法是沒有的，北平是那樣的人地生疏，連一個熟人也沒有。不曾出過遠門的我，對於北平方言，聽來異常彆扭，連「前門外」都不能順利的聽懂。這裡是不能住下去的，回到南方再說。這樣，又坐火車，搭輪船，回到了最近來過的上海。

上海是那樣繁忙，那樣盡情歡樂的都市。而我在上海的旅館裡，除了對經書出神而外，卻沒有事可做，沒有地方可去，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。呆住了幾天，想起寧波的天童寺，於是又搭輪船到了寧波。問起天童寺，才知道人力車是不能到達的。先要搭小船，還要步行兩小時。天童寺交通不便，我的希望又動搖了，消失了。無事可做，無地可去，無話可說，又在旅館裡呆了幾天。呆著不是辦法，但沒有一個熟人，沒有勇氣向人訴說要出家的我，有什麼辦法呢！忽然想起，南海普陀山離寧波不遠，不如去普陀山禮佛敬香。這樣，我又到了普陀山。

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錫麟堂。我以香客的身分，坐了兜子，前山後山的去逢佛敬香。普陀山寺廟多、和尚多、香客多，而我還是那樣的孤獨，心裡一片茫然。第三天下午，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書，一位青年香客，見我所看的是佛書，就自我介紹：南通白蒲人，姓王，他這次是來普陀山出家的。我聽了，幾乎失聲的叫起來。我說：「同道，同道——王先生！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！」——這是我離家以來，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內心的祕密。這樣的志同道合，片刻間成為知己，成為茫茫人世的良伴，商量著到那裡去出家——找一個理想的地方。王君隨身帶來的，有一本《普陀山指南》。仔細檢閱，從大寺到小廟，從小廟到茅蓬，發見在「般若精舍」下，寫著「藏書極富，主持者有道行」幾個字。當下商量決定，第二天上午，專誠去般若精舍拜訪。

般若精舍是屬於普慧庵的一個茅蓬。我們到了目的地，見房屋不大，雙門緊閉。好久，才有一位（只有這一位）嚴肅而安詳的老和尚出來開門。聽說我們想研究佛法，就為我們略說佛法大意。我們說：錫麟堂香客往來太多，我們想找一處僻靜的所在，安住幾個月，對佛法作初步的參研。他向西南角一指說：「有，離這裡不過一里路，有個俗名天后宮的福泉庵。當家是福建人，香客也都是福建人，一年不過三、四次，平時非常的安靜。我也不用介紹，你們說般若精舍老法師指導來的就得了」。我們向他謝別，就向福泉庵來。出來招呼我們的，是一位叫宗湛的知客師。我們說明來意，他就去徵求當家的意思。當家的來了，是一位白髮白鬚的老和尚。當家的只是點點頭，說了兩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話（原來是帶有閩南語韻味的寧波話），大意是好的，好的。這樣，我們下午就移到福泉庵來。我與王君同住（樓上）一室，在宗湛的隔壁。

第二天傍晚，王君——其實是姜君的哥哥，追蹤而來。說好說歹，姜君跟他的哥哥回家去了，又只剩了我一個人。我與宗湛還談得來，見我認真地在閱讀經論，就為我介紹。十月十一日，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，法名印順，號盛正。那位白髮白鬚的當家，就是我的恩師上清下念老和尚。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，原來是太虛大師的戒兄，被虛大師稱譽為「平生第一益友」的昱山上人。我的出家，曾經得到他的指示，所以出家後，順從普陀山的習俗，禮昱公為義師父。

很多人問我：你怎麼會跟一位（語言不通的）福建老和尚出家？我自己也說不出來。我想要出家，而會從福泉庵念公出家，這不但意想不到，夢也不會夢到的。然而，我真的從念公出家了。回憶我離家出家的因緣，空登大幅廣告的菩提學院，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，姜君帶來的那本《普陀山指南》，都是使我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緣。因緣是那樣的離奇，難以想像！無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導，我終於在普陀福泉庵，跟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，又始終受到先師的慈蔭，這不能不說是夙生的緣分。

三　普陀、廈門、武昌

十九年（二十五歲）十月底，與師兄盛明，到天童寺去受戒，戒和尚是上圓下暎老和尚。名山的莊嚴氣氛，留下了深刻的回憶。在普陀過了舊年，得到先師的同意與資助，我就於二十年（二十六歲）二月，到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（以下簡稱閩院）求法，插入甲班（第二學期）。暑期考試還沒有終了，我就病倒了，精神一直不能恢復。八月初，代院長大醒法師要我去鼓山湧泉佛學院教課（實際是易地休養）。在鼓山，禮見了當代的名德——虛雲與慈舟二老。我那時出家不久，對叢林規制，佛門慣例，什麼都不懂。冒冒失失的樣子，現在想起來，還有點覺得可笑。年底，我回到廈門過舊年。

二十一年（二十七歲）上學期，大醒法師要我為甲班——我的同班同學講課。我有經不起人說好話的習性（問題是自己不會應付，不會說話，沒有那股斷然拒絕的勇氣），竟然答應下來。我是作為與同學們共同研究的；好在一向與人無爭，又沒有老師氣派，同學們也就將就些聽了。暑假中，我不慎的說了幾句話，大醒法師覺得我站在同學一邊。我那時忽然警覺過來：我是發心出家求法而來的，聽不到四個月的課，就在這裡當法師，真是不知慚愧！這裡，不可能達成我的求法願望，我應該自求充實。但我怎樣離開閩院呢？在師長面前，我是拿不出不顧一切的勇氣，於是想了一個辦法：我寫信給普陀山福泉庵，要他們這樣的寫封信來——你家裡的人，來常住找你，吵吵鬧鬧，你趕快回來自己處理。我就憑這封信去告假，大醒法師臨別贈詩：「南普陀歸北普陀，留君不住但云何！去時先定來時約，莫使西風別恨多」。我就這樣的走了。現在臺灣的學長默如、戒德，那時也在閩院授課，也許還記得有這麼一回事。

二十一年（二十七歲）初秋，我就住到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看藏經。這個自修環境，雖然清苦些（就是找不到錢），為我出家以來所懷念為最理想的。好處在常住上下，沒有人尊敬你，也沒有人輕視你，更不會來麻煩你。在這裡足足的住了一年半，為了閱覽三論宗的章疏，在二十三年（二十九歲）正月，又到武昌佛學院（以下簡稱武院，那時名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）。新年裡，先與華清（諦閑老的法子）法師去雪竇寺，我第一次禮見了虛大師。然後經上海到南京，訪晤在中國佛學會服務的燈霞同學，瞻仰了中山陵。我又去棲霞山，瞻禮三論宗的古道場。在南京上船去武昌，意外的遇到了敏智、肇啟（？）二位，從天寧寺來，也是要去武院的。我在武院半年，三論宗的章疏讀完了，天氣太熱，我就回到了佛頂山。

六、七月間，虛大師附了常惺法師的來信，邀我再去廈門。那時，閩院已由常惺法師任院長，人事有了變動。在當時的青年學僧心目中，常惺法師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，我也就決定去一趟。住了半年，在二十四年（三十歲）正月，我就與常惺法師的法子（南亭法師法弟）葦中法師，同船回上海。我再住佛頂山的閱藏樓，直到二十五年（三十一歲）底，才以不可思議的因緣而離開了普陀。

這裡，我想敘述一則痛心的因緣。當我（二十四年）要離開閩院時，一位蘇北同學——聖華，搭衣持具來頂禮，說願意親近法師。我生於浙江，出家於浙江，所以不懂得這是什麼意思。只告訴他：「我要回去看藏經，將來有緣共住吧」！聖華是文質彬彬，謙和有禮的。後來，他也要來看藏經，我告訴他閱藏樓的一切實際情形。並且說：慧濟寺是子孫叢林，我雖是親房，也等於客住。但他誤會了，來了。在他長養於蘇北寺院的傳統意識裡，以為我久住佛頂山，將來會在佛頂山做方丈的。他來親近我，就有受記做方丈的希望。我發見了他的錯覺，一再的談些佛頂山的歷史，佛頂山的家風，但他著了迷一樣的，怎麼也不肯相信。二十五年冬天，我離開了普陀，聖華似乎失去了世間的一切，不久就變得神經錯亂。聖華的本性，溫和純良，潔身自好，雖然能力薄弱些，但可以做一個好和尚。在蘇北佛教的環境中，如出家而不能受記、當家、做方丈，那是被輕視的，可恥的，簡直有見不得爹娘，見不得師長的苦衷。聖華就是被這種傳統所害苦了的！聖華的不幸，使我對於今日佛教的一角，有了新的認識，新的歎息！

四　誰使我離開了普陀

為遊覽而出去遊覽，我平生只有過一次。只此一次，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間，陷身敵偽下的苦境，可說是不自覺的預先在安排避難。經過曲折而希奇，因緣是不可思議的！

民國二十五年（三十一歲）秋天，我在普陀佛頂山，完成了全藏的閱讀，心情頓覺輕鬆。偶而去客堂（頌萊同學在客堂任知客），才聽說九月裡，蔣委員長（即今總統蔣公）五秩大壽。經國先生令堂毛太夫人，在天臺山國清寺為委員長祝壽。在山上普設千僧大齋，通告各方：結緣是每人海青料一段，銀圓壹元。這個消息，忽然引起我的動念：天臺山國清寺，是智者大師——天臺宗的根本道場，我從來不曾去過。名山勝地，何不趁此齋會，順便去瞻仰一下！一舉兩得，越想越好，九月中旬，我就背起衣單，過海趕千僧齋去了。

一到寧波，就去延慶寺，這是亦幻法師總持事務，與虛大師有關係的道場。幾位熟識的道友，見我那個掛單模樣，要去天臺山趕齋，就勸我說：「這次千僧齋會，去的人實在太多了。這幾天的國清寺，不但住眾擠成一團，無單可安（沒有睡覺的地方），連飲水也有了問題。天臺山是值得去的，但如不是為了一塊錢，一塊布，那大可不必趕著去受苦。過幾天，齋會過了，我們介紹你去住幾天，到處瞻禮，何等自在」！我是個一向懶於趕齋，生怕睡眠不好的人，聽他們這麼一說，也就暫時留下，等過了齋期（壽誕）再去。

在延慶寺住了兩天，吃飯睡覺，實在乏味。想起了慈北白湖（鳴鶴場）金仙寺，是亦幻法師住持的地方。聽說風景優美，芝峰法師及守志（即竺摩）、月熙等同學，都住在那裡，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，回來再上天臺山不遲。決定了，就到金仙寺來。這裡，倒是一個好地方，湖光山色，風景著實不錯！在這裡自修，應該是極其理想的，但在我的感覺中，似乎太自由了一點。

金仙寺住了幾天，打算明天要回寧波了。廈門的慧雲（俗名林子青），忽在傍晚的時候來了，他就是從國清寺趕了齋下來的。大家見面，有說有笑。說不到幾句，慧雲忽然想到了什麼，拿出銀元二十元給我（那時的幣值很高）說：「知道你在普陀，卻找不到通訊處，我也無法寄給你。隆耀說：別的無所謂，只是印順同學的二十塊錢，無論如何，你也得代我交還他。難得在這裡遇到了你，我也總算不負人之託了」。慧雲來得意外，二十塊錢也來得意外，這裡面原是有一段因緣的。

二十三年（二十九歲）下學期，我在閩院教課。隆耀（寶華山引禮出身）、慧雲，受臺灣開元寺的禮請，一個羯磨，一個教授，要到臺灣去傳戒。隆耀想到見了臺灣的諸山長老，也得備點禮物，表示敬意。他是沒有錢的，沒有別的辦法，就來找我這個窮同學，商借二十元。二十元，是我所有的不少部分。我與隆耀沒有特別的友誼，但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他。他們傳戒終了，正想離臺返廈，卻被日本刑警逮捕，嚴刑苦打。曾傳說隆耀（身體本來瘦弱）經不起刑責，已經死了。二十四年正月，我離開廈門，從此杳無消息，我也早已忘記這二十元了。想不到隆耀沒有死，也沒有忘記我，自己還在臺灣休養，首先就設法託慧雲歸還我。佛經說：種因的會結果，欠債的要還錢，這原不過遲早——今生或來生而已！

慧雲是從杭州去天臺山的。說到杭州，慧雲的話就說開了。「杭州開化寺六和塔住持妙乘，是閩院老同學，對於閩院同學，來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到了他那裡，有吃有住。至於參觀遊覽，那就各人自由」。慧雲說：「我住在六和塔，已一個多月了」。月熙想到杭州去，邀我同行。出家以來，我沒有去過西湖。現在有人導遊，還得了意外的財物（二十元），我也就放下天臺山，先作杭州西湖之遊了。

晚上，才到了錢塘江邊的開化寺。第二天（國曆十一月六日）早餐畢，妙乘提議：「今天太老（指虛大師）在靈隱寺講《仁王護國般若經》。我們是雲來集菩薩，也該去參加開經法會才是」。大家沒有異議，上午就到了靈隱，我也隨眾禮見了虛大師。下午聽完了經，就回開化寺。晚上，慧雲對我說：「太老好像有話要和你說似的」。我說：「我倒沒有覺得」。但我心裡想：虛大師也許會有話要和我說的。去年（二十四年）（國曆）四月間，為了組織中日佛學會，出席泛太平洋佛教青年會，我不同意虛大師的態度。大師自己不參加，卻默許部分的弟子去參加。我以為：日本軍閥的野心是不會中止的，中日是遲早要一戰的。處於這個時代的中國佛教徒，應愛護自己，不宜與特務化的日僧相往來。也許措辭過分激烈了，我與大師的聯絡，也就中斷了一年多。

過了兩天，妙乘在開化寺設齋，供養虛大師，沒有外客。在席上，虛大師向我提起：武院要辦研究班，這是由上海三昧庵寬道發心每月資助（貳）百元而引起的。有幾位研究三論的，所以希望我去武院，指導他們研究。我說了幾句謙辭的話，大師以「去一趟」來結束話題。這就是虛大師所要與我說的，說了也就算了。

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，忽然遊興大發，也許是二十塊錢在作怪。離開杭州，首先到嘉興楞嚴寺掛單。常住佛事興隆，我被派去拜了一天梁皇懺。看情形不對，第二天起單，到旅館去住了一天。多少遊覽，就搭車去江蘇的鎮江。訪玉山超岸寺，見到了守培老法師。寺主雪松，陪我去金山；又到竹林寺一宿，見到正在編輯《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》的震華。回到超岸寺，梵波（也許是養波，一位武院的同學）從焦山來，我就隨梵（？）波去焦山。焦山的住持靜嚴，是閩院的同學，在這裡受了幾天招待。忽有六度（也是去過閩院的）從廬山大林寺下來，要回小廟去，他就成為我漫遊的引導者。陪我去揚州；到如皋的菩提社，這是六度出家的地方。我住了好多天，多少領略到蘇北寺僧的生活情形。然後經過南通，參觀了嗇公墓，吳畫沈繡之樓——樓上藏有歷代名人的觀音畫像。最後到了狼山，這裡也有一位力定同學。住了兩三天，這才與六度話別，而搭輪船回上海。三個星期的漫遊，漫無目的的遊歷，錢也用完了，人也累了，遊興當然也就沒有了。天臺山以後再說，決定先回普陀去。

虛大師創辦的中國佛學會上海市分會，是附設在三昧庵內的，聽說燈霞同學在那裡當幹事。我在決定回普陀山的前一天，去三昧庵看他。談了一回，準備走了，他說：「下午請常惺法師演講，你吃了午飯，聽完講再走吧」！也好，我橫豎是沒有事的。午後，慧雲、妙乘，又在這裡碰上了，真是巧合！妙乘一直埋怨我：「走了也沒說個去處！在你走了以後，太老一再派人來找你」。我說：「到那裡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呀」！不久，虛大師來了，常惺法師也來了，三昧庵主寬道（原是普陀洪筏院子孫）當然也到了。講演完畢，大家坐下來，虛大師重申前議，要我到武院去。大家幫著大師說話，不善詞令的我，在這師友的包圍下，實在應付不了。虛大師拿出二十塊錢，給我作旅費。我還是要推，妙乘可說話了：「老法師給幾個錢，我們做弟子的，只有說聲謝謝。你去不去武昌，都沒關係，慢慢決定好了」。不會說話的我，就這樣沒奈何的收了下來。回到普陀山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我真是不該到三昧庵去的！但我又怎麼知道三星期的漫遊，會在這裡碰上了呢！約會也沒有這麼巧呀！武院，我是去過的，並不想再去；特別是武漢的炎熱，我實在適應不了。可是旅費已拿了，拿錢而不去，我是不能這麼做的，除非將錢退回去。想來想去，也許還是（缺乏斷然拒絕，不顧一切的勇氣）人情難卻，沒奈何的決定：去一趟，明年早點回普陀山度夏。

從普陀到武昌，已經是臘月中旬了。二十六年（三十二歲）的五月初，我就病倒了——老毛病。痾了幾天，溫度忽然高起來，院方才把我送入漢口某日本醫院。住了十幾天，才出院回來。天氣那樣的熱，睡眠不足，飲食減少，病雖說好了，身體卻還在衰弱下去。國曆七月七日，蘆溝橋的抗日砲聲響了。國曆八月十三日，淞滬的戰爭又起。到國曆十二月四日，南京也宣告失守。想回普陀的希望，是越來越不可能了！身體一直在奄奄無生氣的情況下。到二十七年（三十三歲）七月，武漢也逐漸緊張起來，這才與老同學止安經宜昌而到了重慶，我就這樣的渡過了抗戰八年。我為什麼到四川？追隨政府哪！響應虛大師的號召（共赴國難）哪，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對我是完全不適用的。在我的回憶中，覺得有一種（複雜而錯綜的）力量，在引誘我，驅策我，強迫我，在不自覺、不自主的情形下，使我遠離了苦難，不致於拘守普陀，而受盡抗戰期間的生活煎熬。而且是，使我進入一新的領域——新的人事，新的法義，深深的影響了最近二十幾年來的一切。抗戰來臨的前夕，一種不自覺的因緣力，使我東離普陀，走向西方——從武昌而到四川。我該感謝三寶的默佑嗎？我更應該歌頌因緣的不可思議！

五　最難得的八年

最難得的八年（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），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義的八年，決定我未來一切的八年。

二十七年（三十三歲）五月，武漢外圍一天天緊張起來。老同學葦舫（蘇北人），在武院編《海潮音》，也是當時武院的管理者。他一直說要與向領江的結緣船（行駛重慶上海間的福源輪船）接洽，送我們——我與老同學止安去四川。但是結緣船一班又一班，武漢三鎮的尼眾去了不少（後來虛大師為他們成立尼眾避難林），就是輪不到我們。七月中，止安著急了，自己出去想想辦法，當下就買了兩張到宜昌的票回來，陪著我去宜昌，暫住古佛寺。一到宜昌，才知道問題嚴重。在宜昌等船入川的，真是人山人海，去四川的船票，我們是沒有能力（有錢也不成）買到的。後來，還是虧了向領江的結緣船，才能順利的到達重慶。向領江的結緣船，不用接洽，也不用買票，只要出家人，就可以一直走上去。在船上，有飯（素菜）吃；到了重慶南岸，每人還給兩毛錢的輪渡費。向領江半生結緣，真正功德無量！我們的船一到，老學長樂觀早在碼頭上搖手，招呼我們。

第二天，我與止安就去了北碚縉雲山，住在漢藏教理院（以下簡稱漢院）。法尊、法舫、塵空、雪松（前超岸寺寺主）諸法師，都在這裡。最初的一年半中（二十七年七月到二十八年底），法尊法師給我很多的法益。他是河北人，沒有受過近代教育，記憶力與理解力非常強。留學西藏並不太久，而翻譯貢獻最大的，是他。在虛大師門下，於教義有深廣了解的，也是他。我為他新譯的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潤文，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，就去問他。黃教對密乘的見解與密乘的特質，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點。他應我的請求，翻譯了龍樹的《七十空性論》。他將《大毘婆沙論》譯為藏文（沒有完成），我每晚與他共讀論文，有什麼疑難，就共同來推究。我們經常作法義的探討，我假設問題以引起他的見解；有時爭論不下，最後以「夜深了，睡吧！」而結束。這樣的論辯，使我有了更多與更深的理解。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——三論宗，我從此對它不再重視。法尊法師是引發了一些問題，提供了一些見解，但融入我對佛法的理解中，成為不大相同的東西。他對我的見解，當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，但始終是友好的，經常在共同討論。我出家以來，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，虛大師（文字的）而外，就是法尊法師（討論的），法尊法師是我修學中的殊勝因緣！

二十九年（三十五歲），我去了貴陽。大覺精舍是華府所興建，天曦老法師弘化的道場。曦老去世了，曦老的徒孫明照，在漢院求學，就約我到貴陽去。那時是戰時，我又沒有活動力，所以沒有作什麼，只是自修，寫《唯識學探源》。施主華問渠先生，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種信佛護法的精神，而只是父母傳下來，不好意思結束，姑且維持下去。年底，我回漢院過年。

到了漢院，就見到從香港來漢院旁聽的演培、妙欽與文慧。三十年（三十六歲），我就為他們講《攝大乘論》，大家非常歡喜。秋天，演培約了幾位同學，到合江法王寺，辦法王學院，請我去當導師。導師原是不負實際責任的，但適應事實，逐漸演化為負責的院長。三十三年（三十九歲）夏天，三年圓滿，我才又回到漢院。在這一期間，又見到了光宗、續明、了參他們。

在四川（二十七——三十五年），我有最殊勝的因緣：見到了法尊法師，遇到了幾位學友。對我的思想，對我未來的一切，都有最重要的意義！我那時，似乎從來沒有離了病，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幾天以外，又從來沒有離了修學，不斷的講說，不斷的寫作。病，成了常態，也就不再重視病。法喜與為法的願力，支持我勝過了奄奄欲息的病態。

六　業緣未了死何難

「人命在呼吸間」[A3]，佛說是不會錯的。健全結實的人，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緣而突然死去。死，似乎是很容易的，但在我的經驗中，如因緣未盡，那死是並不太容易的。說得好，因緣大事未盡，不能死。說得難聽些，業緣未了，還要受些苦難與折磨。

話，應該說得遠一點。我是七個月就出生的；第十一天，就生了一場幾乎死去的病。從小身體瘦弱，面白而沒有血色。發育得非常早，十五歲就長得現在這麼高了。總之，我是一向不怎麼結實的，但出家以前，倒也不覺得有什麼病。

二十五歲出了家，應該好好的精進一番。但是，「學佛未成成病夫」，想起來也不免感傷。二十年（出家的下一年）五月，我在廈門病了。天天瀉肚，同學們勸我醫治，我總是說：「明天再說」。我沒有醫病，問題是沒有錢。我不能向人借錢，我沒有經濟來源，將來拿什麼還人呢！記得故鄉的一句俗語：「有錢藥又藥，沒錢拼條命不著」。病，由他去吧！又信同學（普陀錫麟堂子孫）來看我，一句道破：「你是沒有錢嗎」？「是的，只有一塊錢」。他說：「夠了，夠了，我給你安排」。買了一瓶燕醫生補丸（二角八分），讓他瀉一下，不准吃東西。買半打小聽的鷹牌煉乳，一天可吃三次。用不到一塊錢的特別辦法，果然生效，病就漸漸好了。但病後沒有調養，逢到天氣炎熱，睡眠不足，身體不免虛弱下來。一位同學死了，上山去送往生。經不起山風一吹，感冒咳嗽，這算不得大病。一直拖到七月，精神還是不能恢復。承大醒法師的好意，派到鼓山去教課。山上空氣好，天也涼快了，這才好轉過來。

二十六年（三十二歲）五月，又在武昌病了，老毛病。病好了，還是一天天衰弱下去，從睡眠不足而轉為失眠，整天都在恍惚狀態中。有時心裡一陣異樣的感覺，似乎全身要潰散一樣，就得立刻去躺著。無時不在病中，對我來說，病已成為常態。常在病中，也就引起一些觀念：一、我的一句口頭禪：「身體虛弱極了，一點小小因緣，也會死過去的」。二、於法於人而沒有什麼用處，生存也未必是可樂的。死亡，如一位不太熟識的朋友。他來了，當然不會歡迎，但也不用討厭。三、做我應做的事吧！實在支持不了，就躺下來睡幾天。起來了，還是做我應做的事。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」，我有什麼可留戀的呢！但我也不會急求解脫，我是一個平凡的和尚。

「身體虛弱極了，一點小小因緣，也會死過去的」。我存有這樣的意念，所以我在武昌，一向是不躲警報的。因為我覺得：如真的炸中了，那怕小小彈片，我也會死去的，不會傷殘而活著受罪。一天晚上，敵機來得特別多。武院當時住有軍事器材庫（科？），一位管理員，慌得從樓梯上直滑下來。有人急著叫我，我沒有感激他，相反的嫌他囉囌，這可以反映我當時的生死觀了。然而這一觀念，在我兩次應死而不死的經驗中，證明了是並不正確的。

一次是民國三十年（三十六歲）的中秋前夕，我在縉雲山。月餅還沒有吃到，老毛病——肚子倒先有了問題。腹部不舒服，整晚難過得無法安眠（可能有點發熱）。學院的起身鈴響了——五點半，天色有點微明。我想起來去廁所，身體坐起，兩腳落地，忽然眼前一片烏黑，一陣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異樣的疲倦感。我默念「南無佛，南無法，南無僧」。我不是祈求三寶的救護，而是試驗在這異樣的境界中，自心是否明白。接著想：「再睡一下吧」！這應該是剎那間事，以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。忽然有了感覺，聽到有人在敲門，是同事在喚我早餐了——七點鐘。看看自己，腳在地上，身體卻擱在床上；滿褲子都是臭糞。慢慢起來，洗淨了身體，換上衣服，再上廁所去。我知道，這是由於腹瀉而引起的虛脫。昏迷這麼久——一點多鐘，竟又醒過來了。我想，假使我就這樣死了，也許別人看了，會有業障深重，死得好慘的感覺。然在我自己，覺得那是無比的安詳與清明。我不想祈求，但如將來這樣死了，那應該說是有福的。

另一次是民國三十一年（三十七歲），我在四川合江（法王寺所辦的）法王學院。一個初夏季節，常住為了響應政府的減（或是限）租政策，晚上（農夫們白天沒有閒）召集佃農，換訂租約。法王寺的經濟，就是田租；田多，佃農也多，一則一則的換訂新約，工作極其繁重，我也得出來幫助一下。我的工作是計算，田幾畝幾分幾釐，年繳租穀幾石幾斗幾升幾合。佃約寫好了，我又拿來核對一下，以免錯誤。這一晚，直到早上三點多鐘才結束。

過度疲勞，我是睡不著的。早餐後，還是睡不著，於是出門去散步。寺在深山，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徑。經過竹林旁邊，被地上的落葉一滑，就身不由主的跌了下去。只覺得跌到下面，站不住而又橫跌出去，別的就什麼都不知道了。約有半點多鐘，我才逐漸醒過來。覺得左眉有點異樣，用衣袖一按，有一點點血。站起身來一看，不禁呆了，原來從山徑跌下來，已翻了四層坡地，共有四、五丈高。我也顧不得一隻鞋子還在上層，就慢慢的走回來。最後，爬上三、四十層石級，才到達寺院。那一天，學僧們出坡採茶子去了，演培帶著學僧們上山，僅有文慧在院裡。左眉楞骨上的傷痕，深而且長，可是出血不多（也許這裡微血管不多）。文慧就為我洗淨，包紮好。我上床睡了一下，忽然痛醒了。右腳的青筋，蚯蚓般的一根根浮了起來，右腳痛得幾乎不能著地，原來腳筋受了重傷。深山無醫無藥，想不出辦法。到合江去就醫嗎，距離七十五華里，坐著滑竿急急的走，也要八個小時。我在山上跌傷了，驚動了全寺。丈室的一位老沙彌，自己說會醫，看他說得很有信心，也就讓他醫了。他用烘熱了的燒酒，抹在筋上，一面用力按摩。他是懂得拳術的，把我的右腳，又搖又拉，當時被按摩得很痛。人疲倦極了，漸漸睡去，等到中午醒來，青筋不見了，腳也不痛了。這類急救，比西醫還有效而迅速得多。極度衰弱的人，跌了這麼一跤，竟然沒有死去。不但沒有死，眉心的創傷，幾天就好了，連傷疤也沒有留下多少。腳筋扭傷了，恰巧有一位老沙彌，一摩就好。只是上面的門牙，跌鬆而長出幾分；下齒折斷了兩根。不好看，咀嚼也不中用，但上牙又自然的生根，到民國五十五年（六十一歲）才拔去。這一跤，不能說不嚴重，可是沒有死去，也沒有留下傷痕，真是奇妙的一跌！這一跤，使我有了進一步的信念。「身體虛弱極了，一點小小因緣，也會死過去的」——這幾句口頭禪，從此不敢再說了。業緣未了，死亡是並不太容易的。

五十六年（六十二歲）冬天，我去榮民醫院作體格檢查。車是從天母方面過去的；我坐在司機右側，後座是紹峰、宏德，還有明聖。醫院快要到了，前面的大卡車停了，我們的車也就停了下來。不知怎的，大卡車忽然向後倒退，撞在我們的車上。車頭也撞壞了，汽車前面的玻璃，被撞得紛紛落在我的身上。大家慌張起來，我坐著動也不動。他們說我定力好，這算什麼定力！我只是深信因緣不可思議，如業緣未盡，怎麼也不會死的（自殺例外）。要死，逃是逃不了的。我從一生常病的經驗中，有這麼一點信力而已。

七　我回到了江南

抗戰勝利了，舉國歡騰，我也該回去了！但是，不要說飛機，就是沿長江而下的輪船，也是票價貴得嚇人，還要有人事關係才行。這不是我們所能的，安心的等著吧！三十五年（四十一歲）清明前後，才發現了一條可以回來的路，那就是經西北公路到寶雞，再沿隴海路東下。雖然迂迴了一點，但到底是可以通行的，而且還可以瞻仰隋唐盛世的佛教中心。我與演培、妙欽，他們連皮箱都賣了（我是想賣也是沒有可賣的），湊足了旅費，才離開了值得懷念的漢院。從重慶出發，那時的光宗與了參，在重慶相別，他們正準備去錫蘭深造。

到了西安（古稱「長安」），受康寄遙居士的招待。在佛學社、寄園住了幾天，移住城南的大興善寺。這裡，有籌辦巴利三藏院的計劃；一位漢院同學╳悟，在這裡主持一個初級佛學院。我們借了一輛牛車，費了一天工夫，才到羅什塔去瞻禮。那時的羅什塔，等於一所鄉村小廟，想起逍遙園時代的盛況，都不禁有無常之感。我們去瞻仰興教寺，大慈恩寺等古剎。名剎多少還留點遺跡，所以西安一帶，寺多僧少，地大寺小，隋唐佛教的光輝，在這裡已完全消失了！

經洛陽、鄭州，到達開封。鐵塔寺與開封佛學社，都是淨嚴法師主持的。淨嚴是武院的老學長，從慈舟老法師出家；那時，續明也在這裡。我經過一個多月的辛苦，病倒了，只能留下來養病，讓演培與妙欽先回去。我住在佛學社，又上了現代佛教的一課。一位憲兵司令（大概是駐鄭州的），有事到開封來，到佛學社來看淨嚴法師。淨嚴法師而外，戴湄川居士（前國會議員）也在座。這位司令談起了佛法：他曾以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[A4]，考問過好幾位法師。在重慶也問過法尊法師，也還是差一點。戴湄川說：「司令對佛法真是深有研究了」！他說：「抗戰，剿匪，為國家服務，還不能專心研究；曾看過一部有注解的《心經》」。他走了，戴湄川說：「好小子！我真想刮他兩個耳光。憑他看過一部《心經》注解，就狂妄到那個樣子」！這件事，對我的印象極深。出家人對佛法不大留心，而對軍政名流，護法居士，卻一味奉承逢迎，按時送禮請齋。說到佛法，自己不會說（也有謙恭而不願意說），卻來幾句：「大居士深通佛法」，「見理精深」，「真是見道之言」。被奉承的，也就飄飄然連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了。憑固有的文字根柢，儒道思想，讀幾部經，看幾則公案，談禪、說教，就是大通家了！輕視出家人的風氣，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！為什麼會這樣？就是自己無知，卻奉承逢迎，攀緣權勢。所以，如果說有「四寶」，那只因僧不成寶，怪不得別人。我從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，（對佛法的理解）也從不會恭維他們，免他們陷於輕僧、毀僧，連學佛的基礎——歸依三寶功德都不能具足。

我準備要東下了。七月十五日，佛學社有法會。下午，忽然時局緊張起來，開封城外也聽到了槍聲。據說：蘭封的鐵路，被八路軍扒了。沿隴海路東下的希望沒有了，一切唯有讓因緣來決定。隔一天，淨嚴法師與我到了鄭州；我再從鄭州南下到武昌。在鄭州著了涼，在武院咳嗽了一個多月，暫時留了下來。武院的房屋，在葦舫的努力下，正在補修恢復。

三十六年（四十二歲）正月，我回到了上海，在玉佛寺禮見了虛大師。大師那時有說不完的不如意事，心情沈重。那時的杭州靈峰，辦理武林佛學院，演培與妙欽，都在那裡任教，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。大師說：「回來時，折幾枝梅花來吧」！靈峰是杭州探梅的勝地。我去了幾天，就得到虛大師病重，繼而逝世的消息。我折了幾枝靈峰的梅花，與大家一起到上海，奉梅花為最後的供養。我在開封，在武昌，一再滯留，而終於還能見到大師，也算有緣了！大師的弟子都來了，我被推主編《太虛大師全書》。這是我所能做的，也就答應了。與續明、楊星森，在三月裡到了雪竇，受到寺主大醒法師的照顧。

三十六年與三十七年，我都回過普陀山，那只是為了禮見先師。普陀山一切都變了，閱藏樓也變了，其實京、滬、杭一帶的佛教都變了，變得面目全非。一切都變了，有一切無從說起的感覺。三十七年（四十三歲），從普陀回杭州，要進行「西湖佛教圖書館」的籌備工作。經過寧波，到延慶寺，恰好見到了錫蘭回來的法舫法師，他是去雪竇禮敬虛大師舍利而下來的。大醒法師感慨的說：「雪竇寺存有多少錢，多少穀，請法舫法師繼任住持，來復興虛大師主持過的道場。我說了兩天一夜，現在連聽也不要聽了」！我說：「我來說說看」。我說明了雪竇寺的實況：雪竇寺的好處——蔣主席的故鄉，常住經濟也可維持二十多人；雪竇寺大醒法師也有些困難，最好法舫法師能發心接任。我說了好處，又說了壞處（大醒法師專說好處），法舫法師就接受了，忙著準備晉山。雖然時局變化，等於沒有這回事，我內心還是很歡喜的。亦幻法師說：「法舫住持雪竇，將來辦學，印順一定會來幫助的」。這種適合一般人的想法，對我是不一定適合的。

八　廈門、香港、臺灣

千僧齋，慧雲交來的二十元，遊興勃發，三昧庵的突然相逢，武昌的病苦，使我意外的避免了敵偽下生活的煎熬。現在，又一次的避免了赤禍，已過了二十多年的自由生活。我的身體衰弱，不堪長途跋涉。生性內向而不善交往，也不可能有奔向（語言不通的）香港與臺灣的決心。我是怎樣避免了的？這是又一次不自覺的在安排，預先脫離了險地。

因緣是非常複雜的，使我遠離赤禍的，主要應該是妙欽。妙欽與演培等，在漢院同住了幾年，在法義的互相論究中，引發了一種共同的理想。希望在杭州一帶，找一個地方，集合少數同學，對佛法作深一層的研究。三十六年（四十二歲）冬天，以佛性（禪定和尚的弟子，曾在漢院任監學）名義，接管杭州岳墳右後方的香山洞，籌組「西湖佛教圖書館」，就是這一理想的初步實施。這是我對佛法的未來理想，理想只如此而已。在幾位學友中，我是大了幾歲的，隱隱然以我為主導，但我沒有經濟基礎，連自己的生活都解決不了。那該怎麼辦呢？當然寫緣起哪（這是我的事），找贊助人哪（佛性出去跑了幾趟），而主要卻寄希望於妙欽的一位長輩。

妙欽是廈門（原籍惠安）人，與性願老法師有宗派的法統關係。抗戰期間，性老開化菲島。三十七年冬天，性老回國，在南普陀寺舉行傳戒法會。本來，性老與虛大師的風格是完全不同的。虛大師門下，在閩南長老，特別是性老的心目中，也沒有留下良好的印象。我想，也許我是念公（福建金門人）的弟子，但主要是妙欽為我在性老前的揄揚。妙欽也希望我趁此戒會，與性老見面，可能將來會對我們的理想，能有所幫助。性老來信，要我去廈門，隨喜這難得的戒會，旅費也寄來了。說來有點離奇，傳戒法會，遠道去禮請羯磨、教授、引禮，是常有的；遠道禮請人去隨喜，是不曾聽說過的。我不好辜負性老的盛意，只能以祝賀者的心情，由妙解（妙欽的師弟）陪從，離杭州而去廈門。

那時，已是三十七年十月，金元券的價格，開始下落。買輪船票不容易，妙解從（福建人開的）桂圓行弄到一張船票，上船交錢。兩個人，一張票，上去了再說。等到輪船快開，也就是要買票了，才知道票價漲起十分之五，我們的錢只夠買一張票了，怎麼辦？我當然是沒有辦法的。妙解展開了外交活動，用閩南話與人攀談。一位（走單幫的）青年攀上了，他母親是常去南普陀寺進香的。就憑這點，向他借到了買票的錢。年輕人有活力，能創造因緣，想到自己那樣的純由因緣的自然推動，實在太沒用了。虧了妙解，我才能到達廈門。可惜他遠去星洲，因緣不順，年輕輕的早死了！

我就這樣的，意外的到了廈門。傳戒法會終了，性老約我去泉州（我就只去了這一次）。先到同安的梵天寺，這裡是先師念公，師弟印實，我（先師為我代收）的徒弟厚學在管理。同安梵天寺，是著名的古剎，但現在是衰落極了！過了一宿，又隨從性老到泉州，住在百原寺（也就是銅佛寺）。泉州三大名剎——開元寺，承天寺，崇福寺，及開元的東西二塔，都曾去瞻仰。性老留在泉州過年，我先回廈門，已是年底，常住的年飯都已經吃過了。

一過新年，三十八年（四十四歲）正月，京滬的形勢緊張，我就住了下來。隨緣辦了一所「大覺講社」，演培、續明也都約到廈門來。到了六月，漳州、泉州一帶，戰雲密布，我就與續明、常覺、廣範、傳╳，離開了廈門，到達香港。我怎麼會到香港？當然是為了避免赤禍。法舫法師在香港，一再催我到香港，並說住處與生活，一定會為我安排，我多少有了短期可託的信念，而我內心的真正目的，是想經雲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縉雲山。法尊法師來信：局勢不妙，早點到四川來（以為抗戰時期那樣的可以偏安），免得臨時交通困難。我對縉雲山，是有一分懷念的，我就這樣的到了香港。妙欽那時已去了馬尼拉，寄一筆錢來，決定在港印行我在「大覺講社」所講的《佛法概論》。等到《佛法概論》出版，大陸的局勢急轉直下，縉雲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。《佛法概論》為我帶來了麻煩，然我也為它而沒有陷身大陸，因緣就是那樣的複雜！

我又到了臺灣。到臺灣，應有三次因緣：三十八年（四十四歲）初夏，大醒法師勸我到臺灣，詞意非常懇切，我也有了到臺灣的意思。但他在信上說：「你來，住所我一定可以為你設法」。這一說，我可猶疑了。我不會閩南話；不會與人打交道，拉關係；我也不能幫常住的忙。寄居臺籍的寺院，自覺難以適應，所以也就沒有來。

三十九年（四十五歲），我住在香港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。黃一鳴（國大）代表也住在大埔墟，曾見面數次。黃代表自認皈依太虛大師，也與燈霞相識。他要到臺灣，見我們的生活太苦，勸我到臺灣去。他到了臺灣，大概在李子寬老居士（以下簡稱子老）面前，提到了我，並說我想到臺灣來。所以子老給了我一封信，首先表示歡迎，接著說：《大師全書》正在香港印行，希望我能繼續主持，完成後再來臺灣。《全書》的印行，我不負任何責任，所以當時讀完了信，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其實，這是黃代表的好意，我當時並沒有來臺的意思。事後回憶起來，我應該感謝子老。因為，要等政局比較安定，政治更上軌道，四十一年（四十七歲）秋天，我才可以來臺。如三十九年就到了臺灣，免不了一場牢獄之災。遠避赤禍，我有意外的因緣；到臺灣也就有較安全的因緣——因緣是那樣的不可思議！

九　墓庫運還是法運亨通

四十二年（四十八歲）夏天，我從臺灣回香港，搬運書物及處理未了的手續。在識廬住了好幾天，我對優曇學長說：「我交墓庫運了」（這是家鄉俗語，墓庫運會遭受種種惡劣的境遇）！他問我為什麼？我將去年（四十一年）的事告訴他。從去年起，種種因緣追迫而來，看來是非受苦難與折磨不可了。優兄為我歡喜，說我法運亨通。但到了現在，我還不能決定，這真的是法運亨通嗎？

善於把握機緣的，人生是隨時隨地，機緣都在等待你。但在我自己，正如流水上的一片落葉，等因緣來自然湊泊。我不交際、不活動，也不願自我宣傳，所以我不是沒有因緣，而是等因緣找上門來。這當然是生活平淡，少事少業了。可是一到四十一年（四十七歲），因緣是一件件的相逼而來，有的連推也推不掉，這是我一生中僅有的一年。因緣的追逼而來，真是太不可思議了！這一年的因緣，值得一提的，至少有十件。

一、正月初三日，我與演培、續明等出門去拜年——沒有別的，只是識廬與鹿野苑。到了香港識廬，續明去灣仔的香港佛教聯合會，這是我們曾經暫住的地方。續明帶回了一封信，信是去年十一月中（卻要在這一年收到），檳城明德法師寄來的。信中問我：聽說你有一部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要多少錢才能印出？他願意發心來籌募。明德法師與我，過去並不相識，也沒有法統的關繫。這樣的為法而發心，使我感動。後來籌集的款項，超過了印費，餘款又印了一部《勝鬘經講記》。為了付印，我又檢讀了一遍原稿，忙了好多天（校對由續明他們負責）。

二、當天下午，到了荃灣鹿野苑，這是江蘇棲霞山的下院。我們那時寄住的淨業林，就是鹿野苑三當家（當時的實際負責者）的精舍。到了新年，我們是應該來這裡拜年的。那一天，明常老和尚提議，要我在鹿野苑講一部經。既然住在淨業林，這也就不能推辭的了。後在二、三月中，講了一部《寶積經》——〈普明菩薩會〉。我的口才平常，又不會講些逗人呵呵笑的故事，聽眾的反應平常。

三、演培年初就要去臺灣了，我卻發起了福嚴精舍的籌建。說來話長，三十九年所住的梅修精舍，是馬廣尚老居士為我們借來，原是可以長住的。淨業林在青山九咪半，是鹿野苑三當家的精舍，最近翻修完成，邀請我們去住。三當家的一番好意，是應該感謝的！他肯這樣做，應有演培，特別是仁俊（仁俊住鹿野苑，與三當家的私交很厚）的關係在內。我在香港，毫無活動。我們的生活，全靠馬尼拉的妙欽支持。他不是為我們籌化道糧，而是將自己所得的單錢、懺資、䞋錢，純道義的為佛法而護持我們。不過，總不能老是這樣下去，妙欽也有了去錫蘭深造的計劃。我是等因緣決定的人，到無米下鍋時再說，但演培、續明多少為未來而著想，主張遷到淨業林去（四十年，我們的生活費，還是自己負責的）。我是除非與大體有礙，總是以大家的意見為意見，所以我們就在四十年（四十六歲）春天，遷到淨業林去。現在回憶起來，這是走錯了一步。對未來臺灣的境遇，種下了苦因。但我那裡能預知，這是不可思議的逆緣！我到了淨業林，仁俊也來共住；超塵（二當家）在這裡閉關；悟一（四當家）管理庶務。我不大注意別人，也不想知道別人的秘密，所以平順的住了一年。

到了年底年初，一項不平常的事件，也許別人不覺得，而我卻深深的懊悔了，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呢！事情是這樣的：到了年底，三當家的頭髮，留得長長的，不肯剃去。到了新年，也不肯去施主家拜年，這是（鹿野苑）違反常例的。三當家的意思是：自己對鹿野苑戰後的復興，有過重大的辛勞。而彌光（應該是他的法師）卻故意與他為難，所以他不願再幹了。這只是對付彌光的一項戰略，結果是彌光被逼出去了。人與人是難免有磨擦的，但在佛教內有些不順意，就以還俗的姿態來作武器；出家人可以使用這一絕招，那還有什麼不能使出的呢！鹿野苑人才濟濟，上一輩是老和尚明常；中一輩是大本（即現在臺灣的月基）、彌光；下一輩是五位當家。一門三代，年齡相差不太遠。人人儀表堂堂，個個能唱、能唸、能說、能寫、能幹。大家擠在一起，正如脂肪過剩一般。「一葉落而知秋」，我似乎敏感，而事後證明為絕對正確。如一直寄住下去（那時我還不知道要到臺灣），我們的處境，會是很難堪的。但當時的鹿野苑，聲譽還好；我們受尊敬受歡迎而來，又憑什麼理由而要離去？再遷到別處，不但對不住鹿野苑與淨業林，也與自己有損。我與續明研究，唯一的辦法，是自己創立精舍，才能不留痕跡的離去。這樣決定了，就與妙欽說明。妙欽以去錫蘭為理由，願為我們成立精舍而作最後的服務。就這樣，住在淨業林而開始福嚴精舍的籌建工作。這是我被迫而自己計劃的，但在香港是成功而又失敗了，雖已找到了建地，卻又改變主意而移建到臺灣。

四、大概是三月裡，優曇約我去識廬。荃灣芙蓉山的南天竺，有意要獻為十方。優曇介紹敏智（武院同學）與我！敏智任住持，我與續明他們去弘法——兩人合作。我不好卻優曇的好意，曾與敏智去南天竺一次，但此事不成事實，後來是消息全無了。問題並不在我，而是敏智。敏智是有名的天寧寺大和尚，但並不是傳說中有錢的那位天寧寺大和尚。大概行情明白了，也就免談了。

五、優曇來信約我去識廬，因為馮公夏居士們，要成立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，我沒有去。一次到了識廬，優曇要與馮公夏聯絡，我說：「今天不便，下次再來」。我習慣於在僧團中自修，不會與居士們打交道（現在老了也還是這樣）。但是，馮公夏等到了清涼法苑來；清涼法苑離淨業林不過數十步，請我去午齋，這是無可推避的了。在席間，商量成立港澳分會，並請我擔任港澳分會會長。這可說是給我的榮譽，是他們的好意，並無實際責任，我也就答應了。這是一件避也避不了的因緣。

六、香港佛教聯合會改選，我被選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。這應該是優曇與陳靜濤居士在後面策劃的。我只出席了一次改選後的就職典禮。會務由副會長王學仁居士負責。這也只是一項榮譽，歷屆（海仁、筏可老）都是這樣。在四、五月中，我一連戴上了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，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會長雙重頭銜，在我還是第一次。等到定居臺灣，我就專函去辭謝了。

七、到臺灣：這一年的離香港到臺灣，與二十五歲的離家出家，在我的一生中，都有極深遠的意義，但意義並不相同。大概是五月底，子老從臺灣來信：中國佛教會（以下簡稱中佛會）決議，推請我代表中華民國，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。議決案也抄了寄來，法師與居士們而將去日本出席的，共有三十人左右。我沒有想到別的，只覺得：日本在現代的佛教國際中，說他俗化也好，變質也好，仍不失為佛教的一大流，應有他所以能存在，又值得參考的地方。到臺灣——其實是到日本去一趟，應該是值得的，我就這樣的答應了下來。我是一向不注意別人的；子老不再說什麼，只是說：「預備好，等入境證寄到就來」。七月十五日前後，我到了臺灣。去日本出席的代表，政府已限定為五人。我沒有過人的才能，語言不通，子老卻堅決的非要我去不可。等到我知道，去日本的期限也近了，只有隨波逐浪，將錯就錯的錯下去。

八、從日本回到臺灣，已是九月天氣。子老在善導寺護法會提議，聘請我當導師。他送聘書來，我說：「南老是導師，為什麼又請我」？子老說：「善導寺的導師，不限一人，如章嘉大師也是導師，這是護法會表示的敬意。至於善導寺的法務——共修會、法會、佛七，一切由南老負責」。我就這樣的接下了，這當然又錯了一著。除了善導寺請我公開講演幾天外，我不參加善導寺的一切法務。那時，南亭法師（在我來臺灣之前）已在新生南路成立華嚴蓮社，就在蓮社過年。我不願留在寺中，被信眾作為新年敬禮的對象，就到汐止靜修院去度舊年。新年回來，住在善導寺，但南亭法師從此不再來了。逢到星期共修會，信眾們見南亭法師沒有來，就來懇求我講開示，我就這樣的隨緣下來（我始終沒有領導念佛）。我到了臺灣，去日本出席的名額，雖不知會輪到誰，但到底被我佔了，占去了大家的光輝。到了善導寺，南亭法師不再來了，離開了臺北的首剎。我是錯了，我有意佔奪別人嗎？在我的回憶中，我沒有這樣的意圖，錯誤的是誰呢？我自己比喻為：我到臺灣，住進善導寺，正如嬰兒的㘞地一聲，落在貧丐懷裡。苦難與折磨，是不可避免的了。因緣來了，我還有什麼可說，只有順因緣而受報了！

九、菲律賓僑領施性水與蔡金鎗居士來臺灣，特地到善導寺來看我，傳達了性願老法師的意思，請我到菲律賓去弘法。我以初到臺灣，還不能來菲，希望不久能來菲律賓親近——以這樣的信，辭謝了性老。這雖沒有成功，但實為四十三年底去菲的前緣。

十、大醒法師去世了。一年多來，醒師病廢，《海潮音》沒有人負責，由李子寬、賈懷謙，勉力維持下去。現在大醒法師死了，沒有錢、沒有文稿、沒有負責人。虛大師創辦的，維持了三十多年的《海潮音》，總得設法來維持。子老邀集部分護法來集議，決定由李基鴻（子寬）為發行人，推我為社長。社長原是虛名，不負實際責任的，但我卻從此負有道義的責任。子老與編輯合不來，編輯不幹了，子老就向我要人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我那有這麼多的辦法？一共維持了十三年——四十二到五十四年，這一精神上的重壓，直到樂觀學長出來，任發行人兼編輯，我才如釋重負的免去了無形之累。

四十一年（四十七歲）的因緣，一件件的緊迫而來，不管是苦難與折磨，還是法喜充滿，總之是引入了一個新的境界。我雖還是整天在房間裡，但不只是翻開書本，而更打開了窗戶，眺望人間，從別人而更認識到自己。

[A5]十　香港與我無緣

出家來二十二年（十九到四十年），我依附在寺院中、學院中，沒有想到過自己要修個道場。三十八年六月，到了香港，就到大嶼山寶蓮寺過夏。中秋後，移住香港灣仔的佛教聯合會。十月初，馬廣尚老居士為我們借到了靜室，才移住粉嶺的覺林。三十九年，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；四十年，又寄住到青山的淨業林。由於淨業林難得清淨的預感，決定了自立精舍，這就是福嚴精舍籌建的因緣。福嚴精舍不是我個人的，為我與共住的學友——演培、續明、常覺、廣範等而建築的，也就是我們大家的。地也買定了；妙欽在馬尼拉的普陀寺，為我們舉行了一次法會，集成菲幣壹萬元寄來。小型精舍的成立在望，但香港建立精舍的計劃，終於變了。

我受中佛會的邀請，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；會期終了，回到臺灣。子老留我住在臺灣，我也沒有什麼不可，只是我在香港置了地，銀行已有多少存款。這是我經手而不是我私有的，我不能將願款放在自己的荷包裡就算了。無論如何，我也要回香港去了結手續，將精舍建起來。我自己不住，也有廣範他們要住。可是，我沒有出境證，走不了。當初辦理來臺手續，一切由子老代辦。辦入境證而沒有同時辦理出境，現在回憶起來，子老顯然有留我定住臺灣的意圖，也許他當時有此需要吧！我一再說起，非回香港去一次不可。子老提出了辦法，要我先申請在臺灣定居，政府知道我要定住臺灣，就容易把出境證發給我。我來臺灣，不信任他又信任誰呢？於是乎他為我辦好定居臺灣的手續。定居手續辦妥了，立刻申請出境（又入境），可是石沈大海，一點消息也沒有。到了四十二年（四十八歲）二月，出境證還是沒有消息。因緣決定一切，既然去不得香港，只有另想辦法，設法將功德款移來臺灣，在臺灣建築了。演培曾在新竹市青草湖靈隱寺講課（那年上學期，將臺灣佛教講習會遷到善導寺來），所以介紹到新竹去找地，住在壹同寺。一時也找不到理想的地方，直到四月中，才決定在壹同寺後山，俗名觀音坪的，購定一甲零坡地，然後包工承建（全部約臺幣八萬元）。當時有人議論我，一到臺灣，就急著要建道場，誰知道我的事呢！

說來希奇，五月初，地也買定了，工程包好了，立即接到通知說我的出境手續，還欠四張照片。我有點驚疑：難道我有去香港一次的機會嗎？今天將相片繳上去，隔天就有出境（又入境）證發下來。後來聽人說：這是政府的規定，凡是申請定居臺灣的，六個月內不得出境。我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規定，如真的有此規定，那子老為什麼要我先申請定居，然後申請出境呢？我對香港，並無特別好感，沒有非住不可的理由。只是為了經手籌建手續，不能撇下不問。我一切是隨因緣而流，子老為我安排一切，我能說什麼。只能說：臺灣與我有緣——有無數的逆緣與順緣；香港與我無緣，沒有久住的因緣。

就這樣，福嚴精舍終於在四十二年夏天，建在臺灣省的新竹市了。

[A6]十一　漫天風雨三部曲

在四十二年與四十三年之間，我定居在臺灣，受到了一次狂風駭浪般的襲擊，有生以來不曾經歷過的襲擊。在我的平凡一生中，成為最不平凡的一年。我出家二十多年了，一向過著衰弱的、貧苦的，卻是安寧的、和諧的生活。覺得自己與人無爭，我沒有到臺灣，就受到了從臺灣來的愛護。在我的平淡生活中，感覺到一切都是好的。

三十九年（四十五歲），住在大埔墟梅修精舍。忽接香港「應寄」的一封信，說臺灣有人帶了東西來給我，要我親自去取。我感到非常意外，按信上地址，找到（靠近）半山區，見到了一位應太太，他是新近從臺灣來的。他將美金一百元交給我，並略說內容：香港有人寫信給南亭法師，說：我們在香港精勤修學，卻沒有人供養，生活艱苦。南亭法師與白聖法師談起，引起了對佛法的同情。錢是勸╳夫人發心樂施的。他說：你知道了就好，寫信謝謝白聖法師就是了。我是依著他的話而這樣做了。這位應太太，我到臺灣來，始終沒有見過，他就是現在紐約，創設美東佛教會的應太太。我得了這筆意外來的布施，與演培他們商量，將自己的湊起來，又得陳靜濤居士的發心，從日本請了一部《大正藏經》（那時約二百五十美元左右），以便參考。大家心裡充滿了法喜，深感佛教同人的關護。所以我到臺灣來，怎麼也不會想到有什麼意外的。有人說：臺灣佛教本來平靜，為什麼印順一來，就是非那麼多！其實，我也正感到希奇：我沒有來臺灣，二十多年平靜無事，深受（連臺灣的在內）長老法師們的關護。為什麼一到臺灣，就成了問題人物！現在回憶起來，不是我變了，也不是長老法師們變了，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誼會，住進善導寺。我不自覺的，不自主的造了因，也就不能不由自主的要受些折磨了。

四十二年（四十八歲）五月中旬，我從臺灣到了香港，運回了玉佛一尊，（明德法師等）檳城佛學會供養的；《大正藏經》一部，一些私人的衣物；籌建精舍的功德款，當然也帶回了。回臺已是六月底了，為了精舍的建築，布置佛堂及用具的準備，也覺得忙累。九月十一日，舉行落成開光禮。十月中，在善導寺講了一部《妙慧童女經》。十一月中，善導寺舉行佛七及彌陀法會。身體衰弱的我，在這不斷的法事中，沒有心力去顧慮別的，不會去注意環境的一切。

暴風雨要來了，但不可思議的因緣也出現了！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（彌陀誕），是一個難於理解的日子。彌陀法會終了，我極度疲乏，要演培當天回新竹去，主持明日上午新竹方面每週一次的定期講演。但演培回答說：「不，我要去汐止彌勒內院看慈老」。他的個性、說話，就是這樣直撞的。他非要那天趕上彌勒內院；慈航法師是他曾經親近的法師，不忘師長而要去瞻禮，我是不應該阻止的。那天晚上，我趕回新竹而他去了汐止。由於身體的過於疲勞，心裡多少有點不自在。

第二天下午，演培回精舍來，神情有點異樣。據他說：他一到彌勒內院，慈老一見就說：「演培！中國佛教，今天在我與你的手裡」。演培驚異得有點茫然，慈老將一篇文章向關外（那時在閉關）一丟：「你自己去看吧」！這篇文章的題目是：〈假如（也許是「使」）沒有大乘〉。文章是慈航法師寫的，是批評我，應該說是對我發動的無情攻擊。文章的大意，說我要打倒大乘，提倡小乘佛教，提倡日本佛教。說我想做領袖，問我到底是誰封了你的。文章還只寫成三分之一。演培就向他解釋說：「導師（指我）提倡中觀，不正是大乘嗎？怎麼說他要打倒大乘？他還寫了一部《大乘是佛說論》呢！日本佛教，導師以為在我國現有的社會基礎上，要模倣也是模倣不成的。老師不要聽別人亂說」！慈航法師與演培，有師生的關係，對演培也有好感，所以說了大半天，終於說：「好！文章你拿去，我不再寫了，等打回大陸再談」。演培還告訴我：慈老向他做了個特別表情，輕輕的說：「有人要他（指我而說）好看，等著看吧」！我聽了這些話，似信非信，但那篇沒有完成的文章，真真實實的擺在我的面前。我想，我稱歎緣起性空的中道，說唯識是不了義，慈航法師提倡唯識宗，也許因此而有所誤會。因此，我把這篇沒有完成的文章，寄給香港的優曇同學——慈航法師的徒孫，希望他能為我從中解說，我是沒有打倒唯識宗的想法的。不知道我是睡在鼓裡，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。有眼不看，有耳不聽，不識不知的過日子，竟有我那樣的人！

我不能專顧自己了，非得敞開窗戶，眺望這世間——寶島佛教的一切，情況逐漸明白過來。原來，慈航法師寫對我攻擊的文章，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。長老大德們隱蔽起真情實況，而展開對我的致命一擊。打擊方式，逐漸展開，以「圍勦圓明」的姿態開始——第一部。由中國佛教會（李子寬主持的時代）派遣去日本留學的圓明，蘇北人。他是白聖法師在上海靜安寺的同事；南亭法師在上海青蓮庵（在九畝地）的學生；也是來臺灣後，追隨慈航法師的得力助手。我在上海，也見過兩次面，點過兩次頭。不會與人打交道的我，當然沒有什麼話說。不過在日本開會期間，倒也幾乎天天見面。但這是大家在一起相見，不曾有什麼私人的交往。圓明在日本留學，當然會受到日本佛學的某種影響（也可說是進步），寫些介紹或翻譯，應如何改革的文章，在《覺生》（臺中出版）上發表；《海潮音》也登過一、二篇譯稿。當然，他所說的，不合長老大德們的傳統理念。不知為了什麼，圓明在一次寫作中，要臺灣的法師們，向印順學習。蘇春圃寫了一篇批駁胡適的文字，請慈航法師鑒定。慈航法師是直性直心，想到寫到，就加上「按語——一、二、三」而發表出來。圓明是胡適的崇拜者（前幾年為了《六祖壇經》，批評錢穆的楊鴻飛，就是圓明的現在名字；他似乎始終是胡適崇拜者），對蘇文大加批評，並對三點按語，也一一的痛加評斥，結論還是要慈老跟印順學習。這真是豈有此理！慈航法師是菩薩心腸，但到底沒有成佛，對這些有損尊嚴的話，也還不能無動於衷。圓明有言論的自由，但我可被牽連上了。當時的中國（從大陸來的）佛教界，發動了對圓明的圍勦，有批評的，有痛罵的。並由中國佛教會——會長章嘉大師、祕書長吳仲行，通知各佛教雜誌，不得再登載圓明的文字。

在表面上，文字上，大陸來臺的法師居士們，幾乎是一致的痛惡圓明。但在口頭宣傳上，部分人（攻擊我的核心人物）卻另有一套。傳說，不斷的傳說，傳說得似乎千真萬確，圓明不是要大家向印順學習嗎？傳說是：圓明的敢於發表文章，是受到印順支持的。進一步說，那一篇文章是印順修改的；那一篇是印順所寫而由圓明出名的。甚至說：《覺生》的編輯部，實際是在新竹的福嚴精舍。無邊的口頭宣傳，從臺北到臺中，到處流行（我偶爾也聽到一點，但事不關己，一笑而已）。這麼一來，圓明的一切，都應由我來承擔責任。「邪知邪見」、「破壞佛法」、「反對大乘」、「魔王」……這一類詞彙，都堆集到我的身上了。舉一切實的事例吧！四十三年正月初，臺籍信徒李珠玉、劉慧賢（可能還有侯慧玉），是善導寺（護法會）的護法。他們從汐止靜修院來，向我作新年的禮敬。他們說：「當家師說：圓明有信給慈老，說過去的文章，都是印順要他這樣寫的，並非他的本意」。他們問我：「到底有沒有這回事」？我說：「我也聽說圓明有信給慈老。慈老與我，也可能多少有點誤會，但我信任他的人格，他是不致於妄語的。你們倒不妨直接向慈老請示」。後來李珠玉等告訴我：慈老說：「圓明只是說：他是為真理而討論，對慈老並沒有什麼惡意。信裡也沒有提到印順」。我說：「那就是了，你們明白了就好。不必多說，多說是沒有用的」。——明裡是圍攻圓明，暗裡是對付印順，這是漫天風雨的第一部。

由慈航法師寫文章——〈假如沒有大乘〉，是對我正面攻擊的第二部曲。當時的慈航法師，道譽很高。趙炎午、鍾伯毅……護法長者們，對慈航法師都有相當的敬意。如慈航法師而對我痛加批評，那麼，護法長者們對我的觀感，是多少會有影響的。所以，長老法師們與慈航法師，平時雖未必志同道合，而為了對付我，長老法師們，還有少數的青年義虎，都一個個的先後登上秀峰山彌勒內院（當然一再上山的也有），拜見慈航法師。大家異口同聲，要慈老出來救救中國佛教。要慈老登高一呼，降伏邪魔，否則中國佛教就不得了！長老法師們那樣的虔誠，那樣的懇切，那樣的護教熱心！在關中專修的慈航法師，終於提起筆來，寫下了〈假如沒有大乘〉。因緣是那樣的不可思議，演培那天非要上秀峰山去見慈老不可！也就這樣，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，忽而兵甲不興。希有！希有！我不能不歌頌因緣的不可思議。

先造成不利於我的廣泛傳說，再來慈航法師的登高一呼，使我失盡了佛門護法的支持，那麼第三部曲一出現，我就無疑的要倒下去了。雖然第二部曲沒有演奏成功，但第三部曲的演出，已迫在眉睫。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要來，總有將來未來的境界先來。十二月初八日晚上，善導寺（在我宿舍的外面客室）有一小集會。來會的，有白聖法師、佛教會祕書長吳仲行、南亭法師、周子慎居士。代表發言的，是吳祕書長與周居士。問我對圓明的看法；是否贊同圓明的思想。我大概說：圓明留學日本，多少學到些治學方法；如考據是治學的方法之一，但考據的結果，不一定就是正確。我說：圓明譯介部分的日本學者的思想，至於圓明自己對佛法的思想如何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周居士又說了些相當動聽的話：臺灣光復不久，部分還存有思慕日本的意識。我們萬不能提倡小乘佛教，提倡日本佛教！但在我看來，日本佛教就不是小乘佛教，小乘佛教就一定反對日本佛教。說提倡小乘而又提倡日本佛教，原是極可笑的，但我又從那裡去解說呢！我只能對自己負責，我沒有承認與圓明的思想一樣（因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到底怎樣），也不承認與圓明有什麼關係（實在沒有關係），這當然不能滿足來會者的願望。末了，吳仲行祕書長把桌子一拍說：「為共產黨鋪路」（陳慧復居士在旁，為此而與他吵了幾句），就這樣的走了。這一小小集會，就這樣的結束了。

吳秘書長的一句話，我直覺得裡面大有文章，但也只能等著瞧了。這一晚的集會，我不知到底是誰安排的？目的何在？這可能是佛門的幾位護法長者所促成（可能是子老在幕後推動）的。希望能見見面，交換意見，增進友誼。沒有幾天，在華嚴蓮社又有一次（午）聚餐會，是護法長者們出名邀請的，法師與居士，也來了好多位。午餐時，大家談談佛教，交換意見，並有以後能半月或每月舉行一次的提議。護法長者們的好意，是可感的！但第三部曲就接著正式推出了。

國民黨中央黨部，有一種對黨員發行而不向外界公開的月刊（半月刊？），當時的最近一期，有這麼一則：（大意是）據報：印順所著《佛法概論》，內容歪曲佛教意義，隱含共匪宣傳毒素，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。這當然是佛教同人而又是國民黨黨員的，將我所著的《佛法概論》，向黨方或保安司令部密報，指為隱含共匪宣傳而引起的。吳祕書長就去見中佛會會長章嘉大師，認為中佛會應該要有所表示。章嘉大師是一向信任李子寬的，所以要他與子寬協商。那時，子老只是中佛會的普通理事，祕書長沒有向他徵求意見的必要。就立刻以中佛會（四三中佛祕總字第一號）名義，電臺灣省分會、各縣市支會、各佛教團體會員、佛學講習會等，「希一致協助取締，勿予流通傳播」，並以副本分送內政部、省政府、省保安司令部、省警務處、各縣市政府，以表示中佛會的協助政府。這一天，是國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。子老每說：「大家正高叫刀下留人，就咔嚓一刀的砍了下去，太厲害了」！

這當然是對我最嚴重的打擊了。假使我一向是個活動人物，到處弘法，到處打交道的，經過中佛會的特電，也許會到處碰壁，避而不見，或相見而不再相識，「門前冷落車馬稀」，不免有點難堪！好在我是各縣市佛教會等，一向沒有聯繫，認識的也沒有幾人。我一向是從新竹福嚴精舍到臺北善導寺，從善導寺到福嚴精舍及近鄰壹同寺。現在見面的，還是這幾張熟面孔。大家（悟一與常覺，新近從香港來，適逢其會，也難為他們了）不是著急，就氣忿不平，沒有嫌棄我的表情。所以我還是平常一般，不過心裡多一個疙𤺥而已。

中佛會行文以來，年底年初，傳播的謠言，也越來越多。有的說：印順被逮捕了。有的說：拘禁了三天。也有說：不敢到臺北來。也有說：躲起來了。我並不樂意去聽這些，但偏有好心人，要傳到我的耳朵裡。我心裡有點慚愧了！古語說：「吾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」。現在是：「我雖沒有造口業，而無邊口業卻為我而造」。我對子老說：「子老！我要闢謠」。他問我怎麼個闢法？我說：「公開宣講佛法」。於是正月十五日前後，在《中央日報》刊登了講法的廣告。講了七天，聽眾倒還是那麼多。講題是：「佛法之宗教觀」、「生生不已之流」、「環境決定還是意志自由」、「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」、「解脫者之境界」。我這麼做，只是表示了：印順還在善導寺，還在宣講佛法；我以事實來答覆謠言。這樣一來，那些離奇的謠言——口業，大大的減少了，但口業是不能完全絕跡的。

在暴風雨的驚濤駭浪中，也許真正著急的是子老。他是我來臺的保證人，邀我來臺的提議者，我又是善導寺（善導寺由護法會管理，子老是護法會的會長）的導師。我如有了問題，他忠黨愛國，當然不會有問題，但也夠他難堪的了。而且，善導寺又怎麼辦呢！子老應該是早就知道的，知道得很多很多。他有時說：「問題總要化解」。他從不明白的對我說，我以為不過是長老法師們對我的誤會罷了！但他是使我成為問題的因素之一，他怎麼能消弭這一風波於無形呢！無論是圍攻圓明，慈航法師出面寫文章，以及向黨（政）密告，而真正的問題是：我得罪（障礙了或威脅）了幾乎是來臺的全體佛教同人。

與我自己有關的，是：一、我來臺去日本出席世佛會，占去了長老法師們的光榮一席。二、我來了，就住在善導寺。主持一切法務，子老並沒有辭謝南亭法師，而南亭法師就從此不來了。但是，離去善導寺是容易的，忘懷可就不容易了！這又決不只是南亭法師，善導寺是臺北首剎，有力量的大心菩薩，誰不想主持這個寺院，舒展抱負，廣度眾生呢！三、我繼承虛大師的思想，「淨土為三乘共庇」。念佛，不只是念阿彌陀佛，念佛是佛法的一項而非全部；淨土不只是往生，還有發願來創造淨土。這對於只要一句阿彌陀佛的淨土行者，對我的言論，聽來實在有點不順耳。四、我多讀了幾部經論，有些中國佛教已經遺忘了的法門，我又重新拈出。舉揚一切皆空為究竟了義，以唯心論為不了義，引起長老們的驚疑與不安。五、我的生性內向，不會活動，不會交往，更不會奉承迎合，容易造成對我的錯覺——高傲而目中無人。

子老，是使我陷於糾紛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起初，他以中佛會常務委員身分，護持會長章嘉大師而主持了中佛會；又扶植（宋）修振出來主持臺灣省分會；又是宗教徒聯誼會的佛教代表。他未免過於負責，不能分出部分責任，讓佛門同人來共負艱巨，所以弄得大家不歡喜。出席日本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，代表限定五人，而他偏要從香港來的我去出席。在我來臺灣的半個月前，中國佛教會改選，他已失去了常務理事，而只是一位普通理事了。是非是不用說的，但足以說明中國（從大陸來的）佛教同人對他的觀感。在人事方面，為了紀念法舫法師的追悼會，（南亭法師不主張開，不來出席）子老開始與南亭法師間的誤會（這是陳慧復居士說的，但我想，不會那樣簡單）。白聖法師與吳祕書長，是子老的同鄉（白聖法師還是應城小同鄉），而不知為了什麼，彼此間都存有很深的意見。

當然最重要的，還是善導寺。善導寺是李子寬與孫（立人將軍夫人）張清揚居士，捐一筆錢而以世界佛學苑名義接下來的。為了維持困難，組成（四十八人）護法會，子老是該會的會長。在善導寺大殿佛像，幾乎被封隔起來時，長老法師們當然沒有話說。等到善導寺安定了，清淨了（部分還沒有遷出去），信眾逐漸集中起來，在長老法師們的傳統觀念裡，寺院是應該屬於出家人的。善導寺是臺北首剎，大殿莊嚴，沒有出家人來領導法務，是不行的。大醒法師離開後，子老曾親自領導法務，講過《金剛經》，但這是信眾們所不能滿足的，於是禮請南亭法師為導師。導師是只負法務，而不能顧問人事與經濟的；這一局面，當然難以持久。恰好我來了，住進善導寺，衰弱的身體，也就將法務維持了下來。

這樣，為了善導寺，對付子老，就非先對付我不可。如我倒了，子老維持善導寺的局面，也就非成問題不可。這是長老法師們對付我的深一層意義（所以這次問題結束，善導寺還要一直成為問題下去）。

還有，演培是多年來與我共住的，過分的到處為我揄揚（續明就含蓄得多了），不免引起人的反感。他來臺灣主持臺灣佛教講習會，與舊住臺灣佛教講習會的青年法師間有了問題。演培原是慈航法師的學生，但十多年來已接近了我。四十二年春天，續明與仁俊到了臺灣。年底，悟一與常覺也到了福嚴精舍。那時，慈航法師的學生——唯慈與印海，已住在福嚴精舍。而妙峰、幻生、果宗等，也到了新竹靈隱寺，演培主持的講習會來旁聽。講習會裡，當然還有一部分臺籍同學。這似乎是佛教青年，向福嚴精舍而集中，這可能成為佛教的一大力量。圓明又這樣的為我作不負責的義務宣傳。長老法師們看來，對佛教（？）的威脅太大，那是不得了！不得了！無限因緣的錯雜發展，終於形成了非去我不可的漫天風雨。

值得欣幸的是：當時的政府，已經安定；政治已上了常軌，對治安也有了控制。所以，對於密報，或有計劃的一次接一次的密報，如沒有查到真實參加組織活動的匪諜嫌疑，決不輕率的加以拘捕。我在這次文字案中，沒有人來盤問我，也沒有被傳詢、被逮捕。由於政治的進步，我比（幾年前）慈航法師及青年同學們，實在幸運得多了。後來，以請求修改，重新出版而銷散了漫天風雨。我還是過去那樣的從善導寺而福嚴精舍，從福嚴精舍而善導寺。在中國（大陸來的）佛教界，從臺中到臺北，幾乎全體一致的聯合陣線，對我僅發生了等於零的有限作用。我憑什麼？我沒有祈求佛菩薩的加被，也沒有什麼辦法。我只是問心無愧，順著因緣而自然發展。一切是不能盡如人意的，一切讓因緣去決定吧！

[A7]十二　佛法概論

《佛法概論》這部書，曾為了它（在香港）的出版，我沒有轉移到重慶，而免了陷身大陸的災難。也為了它的出版，為人密報「為共產黨鋪路」。假使這本書是人的話，那應該說恩人還是冤家呢！

國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，中佛會特電協助取締。子老要我呈請再審查。就在一月二十五日，請中佛會轉呈有關機關，請求再予審查（附上《佛法概論》）。當時分三項來申明理由——「關於《佛法概論》者」，「關於個人者」，「關於來臺以後」。「關於《佛法概論》者」部分，是這樣寫的：

共產主義[A8]，主要為唯物主義，鬥爭哲學，極權政治。《概論》一再說到：佛法不偏於物；不從物質出發而說明一切；不同情唯物之認識論，且指斥為：結果反成為外界的奴隸……庸俗徇物。其非唯物主義，彰彰明甚。佛法重於自他和樂，重於慈悲，且指「惟有瞋恚，對有情缺乏同情，才是最違反和樂善生的德行。……惡心中，沒有比瞋恚更惡劣的」。其反對殘酷鬥爭，極為明白。至於極權政治，尤與本論相反。蓋佛教僧團，純為民主生活。「佛法的德行，是以自他（和樂）為本，而內淨自心，外淨器（世）界」。純本於佛法立場，與馬列之共產毒素，絕無少分之相染。

北拘羅洲為福地，無家庭組織，故「無我我所，無守護者」。無男女之互相佔有，無經濟之彼此私有，此全依經典所說。若更有智慧與慈悲，則為淨土。以世俗論之，此為古代所有之理想社會，與禮運之大同，耶教之天國，西人之烏托邦相近。此實為東西哲人共有之理想，而佛法則主以「身心淨化」、「自他和樂」、「慈悲智慧」之德行而實現之。此為馬列共產黨徒所抨擊，與鬥爭的共產主義，絕不相合。以印順所解，民主自由平等之社會，不應有問題，問題在仇恨鬥爭之暴行，此國父之以鬥爭的共產主義為病理的是也。

《佛法概論》雖以避難香港，出版於民國三十八年。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，並是民國三十三年在四川之講稿，且有據更早所說者，如〈自序〉所說。

《佛法概論》而被認為有問題的，主要是北拘盧洲。這原是民國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講稿，發表在《海潮音》，當時都是經過新聞檢查而刊布的。這一講稿，還受到虛大師的獎金，我怎麼也想不到是會有問題的。四大部洲說，與現代的知識不合，我解說為：這在古代是有事實根據的，不過經傳說而漸與事實脫節。拘盧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，為古代婆羅門教的中心。北拘盧，也就是上拘盧，在拘盧北方，所以說：「傳說為樂土，大家羨慕著山的那邊」[A9]。我畫了一幅地圖，北拘盧泛指西藏高原。當時是抗戰時期，即使是三十八年，西藏也還沒有陷落，能說我所說的北拘盧洲（福地），隱隱的指共產區而說嗎？我對四大部洲的解說，與舊來的傳說，有點不合。這不是我的不合！而是四大部洲的傳說，與現代所知的現實世界不合。為了免除現代知識界的誤會，作一合理的解說，這算「歪曲佛教意義」嗎？其實，王小徐的《佛法與科學》；虛大師的《真現實論》，都早在我以前，嘗試新的解說，以免現代知識界的誤會了。

過了幾天，子老告訴我：這樣的申請再審查，還不能解決問題。為什麼？這也許是政治的常例。既經明令取締，不能就此收回成命。如收回成命，不等於承認明文取締的誤會了嗎？子老要我申請修正，我就順從他的意思，由中佛會轉呈（二月五日），申請修正，呈文說：

敬呈者：印順於民國三十八年，在香港出版之《佛法概論》，專依佛法立言，反對唯物、極權、殘暴，以智慧慈悲淨化人類。

佛經浩如煙海，《佛法概論》九十三頁（解說北拘盧洲部分）所敘，因在逃難時，缺乏經典參考，文字或有出入。至於所說之北拘盧洲，雖傳說為福樂之區，然在佛教視為八難之一，不聞佛法，非佛教趨向之理想地。必有真理與自由，智慧與慈悲，乃為佛徒所仰望之淨土。

「如九十三頁有應行修正刪易之處，當遵指示修改。懇轉請政府明示，以憑修正」。

這樣的申請再審查，再修正，也有人來善導寺，索取有關北拘盧洲的資料，抄了一大段的《起世因本經》回去。三月十七日，中佛會得到有關方面的通知，要我「將《佛法概論》不妥部分，迅即修改，檢呈樣本，以便轉送」。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。對四大部洲的解說，沒有改動，只將地圖省去。對北拘盧洲的解說，少說幾句，簡略為：

北拘盧洲……大家渾渾噩噩，沒有家庭組織；飲食男女，過著無我我所，無守護者的生活。沒有膚色——種族的差別。……這該是極福樂的，然在佛法中，看作八難之一。……要在社會和平，物產繁榮的基礎上，加上智慧與慈悲，真理與自由，佛法流行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淨土。

修正樣本轉了上去，到國曆四月二十三日，得中佛會通知，將修正樣本也發了下來，「希將印妥之修正本，檢送四冊來會，以便轉送」。驚濤駭浪的半年，總算安定了下來。這一次，我沒有辦法，也從不想辦法，在子老的指點下，解除了問題。雖然，他是我之所以成為問題的因素之一，我還是感謝他。

這一意外的因緣，使我得益不少。一、我雖還是不會交往，但也多少打開了窗戶，眺望寶島佛教界的一切，漸漸的了解起來。這可說是從此進步了，多少可以減少些不必要的麻煩。二、我認識了自己。在過去，身體那麼衰弱，但為法的心，自覺得強而有力，孜孜不息的為佛法的真義而探求。為了佛法的真義，我是不惜與婆羅門教化、儒化、道化[A10]、神化的佛教相對立。也許就是這點，部分學友和信徒對我寄予莫大的希望，希望能為佛法，開展一條與佛法的真義相契應，而又能與現代世間相適應的道路。《印度之佛教》的出版，演培將僅有的蓄積獻了出來。續明他們去西康留學，卻為我籌到了《攝大乘論講記》的印費。特別是避難在香港，受到妙欽的長期供給。這不只是友誼的幫助，而實是充滿了為佛法的熱心。學友們對我過高的希望，在這一次經歷中，我才認識了自己。我的申請再審查，還是理直氣壯的。但在申請修正時，卻自認「逃難時缺乏經典參考，文字或有出入」。我是那樣的懦弱，那樣的平凡！我不能忠於佛法，不能忠於所學，缺乏大宗教家那種為法殉道的精神。我不但身體衰弱，心靈也不夠堅強。這樣的身心無力，在此時此地的環境中，我能有些什麼作為呢！空過一生，於佛教無補，辜負當年學友們對我的熱誠！這是我最傷心的，引為出家以來最可恥的一著！

[A11]十三　餘波蕩漾何時了

漫天風雨所引起的驚濤駭浪，雖然過去了，多少總還有點餘波蕩漾。子老與善導寺還是這樣，我還是這樣，福嚴精舍也還是這樣。老問題一模一樣，怎麼就能安定呢？我只慚愧自己的懦弱，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。至於「報密」之類，事關機密，我根本不會知道，所以也從不想去知道。

四十三年（四十九歲）十一月中旬，我應性願老法師的邀請，去菲律賓弘法。直到四十四年三月底，我通知子老，決定回臺灣主持佛誕。不幾天，我接到臺灣來的歡迎信，蓋著「歡迎印順法師弘法回國籌備會」的木戳。我對歡迎歡送的大場面，一向感不到興趣，所以立刻給子老一封信，信上說：有二、三人來機場照料就好，「切勿勞動信眾，集中機場歡迎」。四月初六日，我回到了臺灣。起初，演培他們怕我著急，不敢說；但到了晚上，終於說出了緊張的又一幕。

弘法回國歡迎會的擴大籌備，是一位居士倡議的。中佛會緊張起來，立刻召開臨時會議，要子老去出席。吳祕書長發言：印順弘法回國，就這樣的盛大歡迎，那我們會長（章嘉大師）出國弘法，又該怎樣歡迎？這樣的炫耀誇張，非制止不可。要子老負責，不得率領信眾去機場歡迎（朱鏡宙老居士也支持吳祕書長的意見）。子老說：「我可以不率領信眾去歡迎，但我是要去的。新竹等地有人去機場，我可不能負責」。就這樣，接受了「不得歡迎」的決定。到了當天，信眾來多了。子老宣布：大家留在善導寺歡迎，不要去機場。信眾人多口雜，鬧烘烘的那裡肯依。子老又不能明說，這是中佛會特別會議所決定的，真使他為難。忽然想起了，將我的信找出來，向大家宣讀：「切勿勞動信眾，集中機場歡迎」，這是導師（指我）的意思，大家應尊重導師的意見，信眾這才留在善導寺。我不是「先知」，怎麼也想不到中佛會會為此而召開會議。這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議因緣，中佛會的緊急決議，幫助完成了我的意願——「切勿勞動信眾，集中機場歡迎」。

民國四十六年（五十二歲）五月，我出席泰國佛元二千五百年的盛大慶典，回國經過香港。陳靜濤居士對我說：「你上次（經過香港去泰國）離開這裡，沒有幾天，就有人調查你來了。我說：印順是太虛大師以下，我最敬愛的法師。我把辦公桌上的玻璃板移開，露出我的身分證明，告訴他：我就是這裡的負責人之一。你為什麼調查？是報銷主義嗎（這句話的含義，我不太明白）？那人沒趣的走了」。靜老對我說：「我想你不會因此而懊喪的。你要信任政府，調查是對你有利的」。我說：「是的，臺灣信徒也有人這樣說」。那時，離四十三年的驚風駭浪，已足足的三年了，餘波還是在蕩漾不已。

據說，我當然沒有看到，對於調查我的案卷，堆積得也真不少了。我從這裡，更深信世間的緣起（因緣）觀，緣起法是有相對性的。有些非常有用，而結果是多此一著。有些看來無用，而卻發生了難以估量的妙用。我的身體是衰弱的，生性是內向的；心在佛法，對世間事緣，沒有什麼興趣。這對於荷擔復興佛教的艱巨來說，是不適合的，沒有用的，但好處就在這裡。我在香港三年，住定了就很少走動。正如到了臺灣，只是從福嚴精舍到善導寺，從善導寺回精舍一樣。在香港，屬於左派的外圍組織不少，局外人也並不明白。如我也歡喜活動，偶爾去參加些什麼會，那即使簽一個名，我就不得了。我憑了這無視世間現實，在政局的動盪中，安心地探求佛法。我才能沒有任何憂慮的，安然的渡過了一切風浪。

餘波蕩漾何時了？這大概可從中佛會（子老對中佛會的關係，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），善導寺的演變，而可作大概的推定。國曆四十四年八月，中佛會改選，理事長當然是章嘉大師，祕書長卻改由林競老居士擔任。中佛會的力量，有了變化。舊權力的戀戀不捨，原是眾生所免不了的，於是種種為難，林競竟無法推行會務，引退而會務陷於紛亂。章嘉大師迫得向中央呈請，停止中佛會的活動，於國曆四十五年八月四日，明令成立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。到四十六年夏天，整理改選完成。改為委員制，由內政部推派陳鯤任祕書長，使中佛會居於超然地位。國曆四十九年四月改選，又恢復了理事長制，由白聖法師任理事長。為了適應教內的情勢，前祕書長吳仲行，只好屈居幕後。後來，吳祕書長有點厭倦，也許失望了，與白聖法師疏遠了。末了，去執行律師的業務。大概四十六年後，中佛會不會對我有不利的企圖了。到了四十九年，我與子老的關係改變，子老也不再顧問中佛會，對我當更不會有什麼了！

善導寺，起初我還是導師，這當然還要餘波蕩漾下去。後來我離開了，直到道安法師出來負住持的名義。子老對善導寺，我對善導寺的關係，完全改觀。此後，即使有些無傷大雅的蜚語，不妨說問題解決了。

因緣，無論是順的逆的，化解是真不容易！

[A12]十四　我真的病了

民國二十年（二十六歲）五月起，我開始患病，終於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態。但除了睡幾天以外，還是照樣的修學。我身高一七六．五公分。從香港到臺灣（四十一年）時，體重一百十二磅；等到菲律賓弘法回國（四十四年），體重不斷減輕，減到一百零一磅。我是真的有病，病到不能動了。

在我的回憶中，夏天（廈門，尤其是武漢）天氣熱，日長夜短，往往睡眠不足。所以病瀉以後，精神就一直無法恢復。身體弱極了，三十年（三十六歲）秋，曾因瀉虛脫而昏迷了一點多鐘。昏了二、三分鐘的，還有在重慶南岸慈雲寺（三十年秋），開封鐵塔寺（三十五年夏）等。我覺得，我只是虛弱，飲食不慎就消化不了罷了，我是沒有病的。

四十三年（四十九歲）底，肺部去照了一次Ｘ光，說我有肺結核。我沒有重視，還是去菲律賓弘法。四十四年（五十歲）回來，精舍的住眾，增多到十五、六人，所以就開始作專題宣講。但身體越來越不濟了，飲食越來越不能消化。中秋前後，因服中藥而突發高燒，這才到臺北診治，斷為肺結核，要長期靜養。於是在重慶南路某處，臨時租屋靜養，足足躺了六個月。

我的病也有些難以思議。經醫師的診斷，我的肺結核是中型的，病得很久很久，大部分已經鈣化，連氣管也因而彎曲了。在我的回憶中，我只是疲憊不堪，沒有咳嗽（傷風也不多），沒有吐血，沒有下午潮熱的現象。難道疲憊不堪，就是這麼重的肺病象徵嗎？年齡漸漸大了，壞也壞不到那裡去，後來索性不問他，又過了十五年了！現在回憶起來，我不承認有病，對我的病是最適合的。如在抗戰期間，一心以為有病，求醫求藥，經診斷而說是肺病，那時還沒有特效藥，在病的陰影下，早就拖不下去了。為什麼不承認有病，不調理診治？最主要的是沒有錢，那麼，沒有錢也並不太壞。同時，我雖然疲累不堪，但也不去睬他。或有新的發見，新的領會，從聞思而來的法喜充滿，應該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。我對病的態度，是不足為訓的，但對神經兮兮的終日在病苦威脅中的人，倒不失為一帖健康劑。

實際上，我那時是病輕累重。肺部是那樣的大部分鈣化了，也不該如此嚴重。飲食不能消化，經腸胃檢查，也沒有病，只是機能衰退。當時我使用日本進口的溫灸器，增加飲食，幫助消化，身體一天天好起來，體重最高增加到一百三十四磅。從四十六年（五十二歲）以來，我比出家以來的那一年，都要健康得多。然而，儘管健康，相反的身心都衰老了。

五十六年（六十二歲）底，五十九年（六十五歲）夏，體重又不自覺的退下來（一百二十磅左右），又漸有疲累的感覺。檢查了二次，肺部還是那樣，其他也沒有什麼病。好心的弟子們，為我求醫求藥。我有時似乎那麼彆扭，不要這個，不要那個。只因為我現在並沒有病，是隨年齡的增加而機能衰退。這應該說是老，老是終久要來的，你能使他不老嗎？

[A13]十五　我離開了善導寺

四十一年（四十七歲）來臺灣，住在善導寺。不能回去，又別無去處，南亭法師又事實上辭去了善導寺導師，我就在這樣的情形下長住下來。四十二年底的漫天風雨，使我認識到問題的癥結：住在善導寺，我是永不會安寧的。可是，子老雖為構成問題的要素，而問題的消散，也還是虧了他。在道義上，我還不能說離去。四十三年冬天，演培主持的臺灣佛教講習會畢業了，有幾位想來福嚴精舍共住，所以我又增建了房屋。增建的是關房，關房外是小講堂，另外有臥室四間。我是準備在可能的情況下，退出是非場，回精舍來與大家共同研究的，這是我當時的心願。但四十四年從菲島回來，病就重了，足足的睡了半年。在我臥病的時間，善導寺法務由演培維持。

四十四年底，子老在伍順行的宴會中，受到了心悟的嚴厲指責，說他將寺院佔為己有，不肯交給出家人。在這麼多的人面前，應該是很難堪的。這還是老問題，善導寺的大殿莊嚴，地點適中，長老法師們，就是以經懺為佛事的，誰不想藉此而一顯身手呢！子老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來與正在靜養中的我商量，要我出來負住持的名義。我同情他的境遇，在可能的條件下答應了他。前提是：不能有住持的名義，而一切還是老樣。因為這麼做，將來被人公開指責的，將不是他而是我了。這就是，善導寺要改取一般寺院的規制。對寺務，舊有的積餘，仍由護法會保管，移交一萬元就得。以後，經濟要量入為出，凡用之於寺院或佛教的，護法會不宜顧問。經濟公開，賬目可由護法會派人（定期的）審核。護法會不得介紹人來住，以免增多人事的煩累。子老都同意了，但還有更先決的條件：我一直還在靜睡中，起來也未必就能躬親寺務，要有一得力的監院，平時代為處理一切才成。沒有人，那我也只有無能為力了。

演培來了，他是那麼熱心的希望我接下來。要有一位能代我辦事的監院，要演培回精舍去與大家商議，看看有沒有可能。他回來（似乎與悟一同來）答覆我，商定的辦法是：在三年任期內，由演培、續明、悟一——三人來輪流擔任，並推定悟一為第一年的監院。事情就這樣的決定了，四十五年（五十一歲）正月底（國曆三月四日），舉行住持的晉山典禮。我是整整的睡了半年，從床上起來，就被迎入善導寺的。身體虛浮而不實，幾乎晉山典禮也支持不下來（這是一直沒有活動的關係）。那年秋季，又在南港肺結核療養院住了三個月。這才明白了：病情就是這樣，身體能這樣也就很難得了，我不必再為病而費心。

悟一是香港鹿野苑的四當家，曾在淨業林管理庶務，有過一年多的共住時間。由於淨業林共住，所以在鹿野苑紛擾而混亂的情況中，經續明的推介，我為他辦理手續來臺的，來臺就住在福嚴精舍。從四十五年一直到我離開善導寺，悟一始終是領導寺眾，早晚上殿，一起飲食，不辭勞苦。寺裡有了餘款，在取得我的同意之下，就用來修飾房屋，添置必須的器具。總之，悟一年富力強，有事業心，在民國以來，以辦事僧為住持的原則下，這不能不說是難得的人才！

四十六年（五十二歲），我決定要往來於福嚴精舍及善導寺之間。精舍增建以來，我沒有能與大家共住修學，身體好多了，不應該重提舊願嗎？但是，因緣是不由自己作主的。國曆三月四日，章嘉大師圓寂，善導寺忙了一星期。接著（國曆三月十三日起），善導寺啟建了七天的觀音法會。國曆五月七日，去泰國出席佛元二千五百年的大慶典，便中訪問高棉，一直到國曆六月七日才回臺。半年的時間，就這樣的溜走了，我能不為之而惆悵嗎？在泰國時，老學長道源讚歎我的福報大——善導寺呀，福嚴精舍呀……。我微笑說：「慢慢的看吧」！我對善導寺及出席國際會議，全無興趣；加上了兩種因緣，我定下了離開善導寺的決心。我覺得，那時離開使我不得寧靜的善導寺，我內心可以對得住子老了！

那兩點因緣呢？

一、四十四年冬天（我在病中），日本倉持秀峰等，護送玄奘大師的舍利來臺；子老就與倉持等有了聯繫，要送演培去日本，進行演培去日本的手續。子老曾不止一次的說：希望能得到當局的支持，派四、五位青年法師去日本。做什麼？當然是聯繫日本佛教界，反對共匪了。為了反共復國，這當然是對的。然子老忠黨勝於為教，如派圓明去日本，圓明離佛教而為黨服務，他覺得也是很好的，從不曾為佛教的人才損失而可惜。純為佛教而努力，子老也許覺得並不理想。他從不曾真正的為佛教著想，佛教的青年法師，到底還有多少人呢！林競不失為忠厚的護法長者！他在無法推行中佛會會務而辭去祕書長時，曾慨歎為：「中佛會會務的困難，是將中佛會的任務，（不是佛教）看作政治的一環」。他說：「這不是那一位，在子寬主持的時代，就是這樣了」。子老為演培進行手續，在我去泰國時，已大體就緒。然子老與演培，都不肯向我透露，生怕我會破壞了似的。既然這樣的祕密進行，我偶然聽到多少，當然也不好意思問了。子老是希望我為他維持善導寺的；而經常幫助我推行法務，相隨十八年的演培，子老卻要暗暗的送他去日本，我還能說什麼呢！我從泰國回來，演培才向我說明，希望能給予經濟上的支持。我說：「這是義不容辭的，絕對支持。不過，希望以講學名義去日本，要有講學的事實而回來」。

二、悟一是江蘇泰縣人。南亭法師是泰縣首剎光孝寺的住持；悟一曾在光孝寺讀書，是離光孝寺不遠的一所小廟的沙彌。大寺與小廟，地位懸殊，所以過去的關係平平。悟一到了臺灣，除與同戒又同學的新北投妙然，有良好的友誼往來外，平靜的在精舍住了兩年。自從到了臺北，表現出沈著與精明。現在是善導寺監院，各方也就觀感一新了。四十五年那一年，章嘉大師呈請中央，成立了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，以南亭、東初為召集人。這一中國佛教的動態，暗示著派系的對立。當時，有「蘇北人大團結」的醞釀。演培是蘇北高郵人，也曾為「蘇北人大團結」而團團轉。從大陸來臺的法師，蘇北人占多數。上有三老：證蓮老（天寧寺老和尚）、太滄老（金山和尚）、智光老（焦山老和尚，南亭法師的剃度師），三老是不大顧問世俗事的。三老下有二老，就是被尊稱為「南老」的南亭法師，「東老」的東初法師了。長老是領導者，青年法師的團結，表現為《今日佛教》的創刊（這是四十六年的事）。《今日佛教》有八位（？）社委，地位一律平等，以表示團結，這是以悟一為主力而開始推動的。我從南港療養院回來，慢慢的知道了這些。這一地方性的團結，與中佛會的整理委員會相呼應。

悟一是沈著精明而有事業心的。從小出家，如老是依附平淡的，重學的，主張不與人（作權力之）爭的我，雖然出家不是為了打天下，但到底是會埋沒了他的才能的。自從到了臺北善導寺，在「蘇北大團結」中，傾向於蘇北的集團利益（當然是為了自己著想）。對我與精舍，看來表面上還是一樣，但我是深深的感覺到了。當時，為了整理中佛會，為了入黨，子老、悟一、演培，正打得火熱。我應該怎樣呢！常住在善導寺，以法來約束一切，是可能的。要悟一履行諾言，一年到了回精舍去，也是不難的。想到了我的出家，我的來臺灣，難道就是為了善導寺而陷於不可解脫的纏縛中嗎？「蘇北大團結」，等佛教會改選完成，難道就不會以我為對象嗎？臺北首剎善導寺，對我沒有一些誘惑力，我還是早點離開吧！我與悟一是心心相印的，他是會知道的（子老與演培，當時都不明白）。不過，我沒有損害他，正如以建立福嚴精舍名義，而割斷了與淨業林鹿野苑的關係一樣。

我以書面向護法會辭職。子老知道我決心要退了，就不免躊躇，請誰（為住持）來為他維持善導寺呢？他一再與我商量善導寺的未來人選。他提議福嚴精舍的三個人，我不能同意。最後我說：「要我提供意見，那麼南亭法師是最理想了。不說別的，最近在整理佛教會的關係上，你們也非常的協力同心」。子老不以為然，我說：「那麼道安法師，這是趙炎老（恆惕）、鍾伯老（毅，都是護法會的有力人士）所能贊同的」。他又不願意，我說：「那麼演培吧」！我的話，其實我是譏刺的。子老一心一意的，覺得演培在臺灣，未免可惜而要送他去日本，瞞著我而進行一切手續。可是，他竟然會（白費種種手續，而）將演培留下，繼任善導寺住持。在子老的心目中，去日本聯絡佛教界反共，還是不及為他維護善導寺的重要！我的住持名義，僅一年半，我是將善導寺交還護法會，我沒有交給任何人。善導寺住持，演培是不適宜的。但父子之親，有時還不能過分勉強，何況師生！有些事，說是沒有用的，要親身經歷一番，才會慢慢理會出來。可是這麼一來，我對善導寺的關係，斷了而又未斷，斷得不徹底。因為在長老法師們看來，印順交給演培，這還是印順力量的延續。無論是順的因緣，逆的因緣，一經成為事實，就會影響下去而不易解脫，因緣就是這樣的。

在四十六年（五十二歲）國曆九月十五日，我正式離開了善導寺，心情大為輕鬆。當時我以什麼理由而提出辭退呢！真正的問題，是不能說的，說了會有傷和氣。我以「因新竹福嚴精舍及女眾佛學院，需經常指導修學，以致教務寺務，兩難兼顧」為理由。但就是這些表面理由，又成了逆緣，而受到相當程度的困擾。

[A14]十六　有關建築的因緣

建築福嚴精舍以來，我主要有過四次的建築——四十二年建福嚴精舍；四十三年冬精舍的增建；四十九年臺北市的慧日講堂；五十二年冬建的妙雲蘭若。說到建築，要選擇地點；籌劃經費；即使包工，也要有監工的。這些，在我的回憶中，覺得有些因緣是難以思議的。

說到地點，福嚴精舍的籌建是香港，地也置定了，款項也籌得差不多了（移在臺灣的建築費，主要是從香港帶來的）。為了來臺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誼會，一時不能回去，只好移建在臺灣的新竹，這是出乎意外的。而更意外的是：地也買了，工也包妥了，出境證也發了下來。所以無論是順緣，是逆緣，只能說是我的因緣在臺灣了。

妙雲蘭若的建築，是想覓地靜修的。臺中慈明寺主聖印介紹的北屯那塊地，非常適宜，準備訂約了，臨時想到水的問題而作罷。在高雄郊區，也看定一塊地，準備決定了，聽說大水會淹沒而停止進行。覓地，實在是不容易的！嘉義居士們自動來信，為我找到一塊山明水秀的好地，要我到嘉義去看。我到嘉義去看，地在蘭潭旁邊，風景不錯，但附近軍眷多，可能會煩雜些。不知那位提議，蘇祈財居士有一個果園，大家也就同去看看。果園（隔溪）對面，蘇居士說：「這裡，從前岡山玉明老和尚，曾在此靜修；抗戰期間，一位日本禪師也住過」。我向裡面一望，陰森森的，雜樹縱橫，蔓草叢生，連片板也沒有了。我說：「這裡好」。偶然的經過，就這樣的決定了。回憶起來，自己也說不出我到底看中了什麼。我想，也許這塊地有佛緣，與我有緣吧！

說到籌集建築經費，有些非常意外，連說出來也許有人會懷疑的，但確乎是事實。四十三年（四十九歲）冬，福嚴精舍要增建部分房屋。僅有臺幣壹萬元的積餘，其餘不知向那裡去籌措。我自己畫了一紙平面圖（大樣而已），決定先去看一個人，並約一個人談談，再來切實進行。一個星期六上午，我從新竹到了臺北市昆明街林慧力（慈航法師為他取的法名是「慈捨」）家。坐下來，他就談起：「我告訴我的先生，我有兩個師父。胖胖的師父（指慈航法師）福報大，我供養些穿的吃的就得了。瘦瘦的師父（指我）福報差，在新竹有幾個學生，聽說還住不下，我想要多少發心。我的先生說：好！樂捐三（或二，記不清了）萬元吧」！我聽得希奇，從懷中取出那張平面圖說：「今天來正是為了這個呀」！這一因緣，是不可思議的！慧力與他的先生，關係早已非常疏遠。最近忽而好些，有時來看看他。數月以後，移住新北投，這因緣怎麼也不可能了！

下午，到了善導寺。晚上，約見的人來了。我要約見的，是劉亮疇居士。我沒有見過他，也沒有知道他的家世與現況。去年冬天，印海到精舍來住，帶來劉居士的供養美金壹佰元，據印海說：劉居士常來善導寺借藏經，此外也不知道。當時我寫信謝謝他，將近一年了，也沒有聯絡。我為了增建，忽然想起了他。不過一向沒有關聯，也不存太大的希望。劉居士與太太——胡毓秀居士同來，我不會閒話，開門見山的說起為了事實需要，想有所增建。他就說：「隨喜！隨喜」！指他的太太說：「他也要發心多少」。他問我：「香港有可信託的人嗎」？我說：「陳靜濤居士是絕對可信的」。他沒有說什麼，只說：「明天晚上再來」。就這樣的走了。星期日晚上，劉居士夫婦倆又來了。拿出一張——應該是什麼公司的股息單，兩人都簽了字，交給我，數目大約港幣四、五千元。劉居士又說：「建築費還不夠，下次再供養一點」。後來，先後又交來臺幣，約值美金壹仟貳佰元。我的增建工程費，可以說，就在這出來的一天，就這樣的解決了。這是可以求得的嗎？是我所能想像到的嗎？因緣實在不可思議！

建築工程的進行，是很麻煩的。我沒有建築經驗，也沒有興趣與精神去監督工程，那怎麼辦？我竟每次不用自己操心，而且人都去了別處。回憶起來，也覺得希有。福嚴精舍的建築在新竹，工程包妥，出境證也發了下來。我急著去香港，一切工程由壹同寺玄深的監督而進行。包工包料，工程還算不錯。到四十三年冬的增建，是購料包工。木材與水泥備妥了，工也包了，我就趕著去菲律賓。建材的管理與添購，工程的監督，由精舍的住眾——悟一與常覺等負責。等到四月上旬回來，不但早已竣工，演培等都早已來住定了（精舍以後的增建，是常覺經手，不能說是我的建築了）。臺北市慧日講堂的創建，我那時正一年一度的要去菲律賓，這可為難了。現在臺北市議長林挺生先生的令堂，是歸依我的，法名法觀。講堂的地，也是向林府購買的。由法觀從旁勸發，林煶灶老居士——林議長的尊翁，答應為我負責工程的一切，建材，工人，以及佛龕、經櫥、講桌、水池、草坪，一起承擔。在我去菲律賓後，對講堂的構造，還代作局部的修正。講堂是填土三尺，而磨石子沒有少少裂痕，可見工程是很實在的。全部建費，大數捌拾萬元，我是幾元幾角都結清了的。但一切由煶灶老居士負責代辦，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緣了！我感謝他，也為佛法的感召而歡喜！講堂後來又有局部的增建，由黃營洲居士代為經營一切。妙雲蘭若在嘉義，我又人在臺北，不可能監督工程。天龍寺住持心一，發心為我監工，一天去（工地）一次或兩次，也真難為他了！我經手的建築，都不用自己監工。有人說我福報大，我不承認，我就是沒有福德，才多障多災。建築方面，是佛法的感應吧！也許在這點上，過去生中我曾結有善緣的。

[A15]十七　好事不如無

臺北慧日講堂的修建，是我主動的要這樣去做的。我沒有隨順因緣的自然發展，所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、不必要的困擾。這又恰好與當時善導寺（與我斷了而又似乎未斷）的內部風波相呼應，增加了進行的困難。

我與老學長道源去泰國，經一個月的共同生活，他有所感的說：「印老！你原來也是能少說一句就少說一句的」。我說：「是的，你以為我喉嚨會發癢嗎」？我沒有口才，缺乏振奮人心的鼓動力，對宗教宣傳來說，我是並不理想的。我的對外宣講，每是適應而帶點不得已的。那為什麼要建立慧日講堂？我當時有一構想，佛教難道非應付經懺，賣素齋，供祿（蓮）位不可！不如創一講堂，以講經弘法為目的，看看是否可以維持下去！我從不空言改革，但希望以事實來證明。而且，對精舍的學眾，也可給以對外宣揚的實習機會。另一重要原因，是福嚴精舍在新竹，經費是依賴臺北及海外的。海外不可能持久，而臺北方面，福嚴精舍護法會，還依賴善導寺（住持是演培）而活動。然在我的觀察中，善導寺的問題，不久就要到來（這在演培、續明他們，也許不會理解，所以他們也不大熱心於建立慧日講堂）。到那時，與臺北信眾的聯繫，將缺乏適當的地點。所以四十七年（五十三歲）冬，就與幾位居士談起，要他們先代找一塊三、四百坪的地，等明年再進行籌建講堂。我就到菲律賓度舊年去了。

我是四十八年（五十四歲）八月七日（國曆）回臺灣的。在菲時，曾接到有關修建的兩封信。一、精舍住持續明來信：國曆四月四日，姜紹謨居士介紹一位徐（大使）夫人，來參加般若法會。他願以臺幣拾萬元，在精舍山上建一觀音殿。續明不肯作主，說要問過老法師。二、曾慧泰來信：孫（立人）夫人張清揚居士，熱心護法，將來建築經費，想請他發心（據說：張清揚居士常去鄰近的黃蘊德居士（法名慧度）家。談起來，對現在的住處，也有些不滿。對佛教，大有要護法而無從護起的感慨。慧度與慧泰、慧琦有往來，也就談到了我，張清揚居士就說了幾句好話。就這樣，他們直覺的以為可護助我修建講堂了）。我立刻回信：在現階段（立人將軍已退職），孫夫人是絕對不可能的。佛教界的內情，居士們不完全懂得！被蘇北佛教界推尊為少老的張少齊居士，與張清揚居士結成兒女親家，張清揚居士也就常住在張府。很早就一切尊重張居士，以張居士的意思為意思，這怎麼可以直接向孫夫人籌款呢！這兩封信，結果都引起了意外。

我回到臺北，曾慧泰與周王慧芬（法名法慧）居士，非常熱心。但有些話，我是不便向他們說的，只是勸他們不要向孫夫人募化。他們竟自以為然，去張清揚居士處，請他為講堂的建築而發心。沒有幾天，張少齊居士主辦的《覺世》，發表了消息，說得非常巧妙。大意是：印順老法師有善導寺的大講堂（我離去了善導寺，誰不知道呢），現又在臺北籌建講堂。老法師在菲律賓，有僑領供養美鈔壹萬元；某大使夫人也發心多少，老法師的福報真大！這一消息的反面意義，是：有了大講堂，為什麼要再建？要建，建築費也足夠了，不用再樂施。張居士真不愧為蘇北佛教界的元老！演培與隆根見了這一消息，趕著去質問張居士，認為不應該如此破壞。張說：據馬路新聞（傳說），還不止這數目呢！兩人無可奈何，氣忿的來見我，我說：「你們去質問，根本就是錯了」！這就是向張清揚居士募款得來的反應（還有與慧芬有關的無頭信，可以不必說了）。

所說的徐大使夫人，在危難中曾蒙觀音菩薩的感應，所以要發願建像供養。徐大使調部服務，見到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姜紹謨，知道姜居士現任中佛會常委，就把建觀音殿的事，全權拜託，這才介紹到精舍來。我在八月初，約見了徐氏夫婦與姜居士，我建議要在臺北建講堂，如在講堂中供一觀音像，可有更多的人前來禮敬。當然，一切以姜居士的意思而決定（後送來臺幣五萬元而了結此願）。徐夫人曾說到：北投佛教文化館向他建議：修一觀音閣，附幾個房間。這裡風景好，可以來度假、避暑，預算約三十萬元。後來，有人說我搶了別人的護法。唉！來精舍是那麼早，我沒有送禮，沒有登門拜訪，一切出於自願，是我去與人爭利嗎？這一切，歸根結底，還是出於我籌建講堂的一念，否則就不會有這些不必要的干擾！其實，這只是小小的不如意因緣，更大的困擾，還在後面呢！唉！真是好事不如無！

[A16]十八　實現了多年來的願望

我到臺灣來，有那麼多的障礙，主要的癥結，以住在善導寺為第一。脫離這是非場，是我經歷了漫天風雨以來的最大願望。四十六年（五十二歲），我辭去了善導寺住持，這應該可以解決了嗎？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來，由護法會請演培任住持，這所以我對於善導寺，斷而又似乎未斷。脫離是非場真不容易！

演培任住持，請悟一為監院；四十七年底，又邀悟一的好友妙然進善導寺為監院（二當家）。演培出國了兩次，等到回來，早上已沒有人上殿。演培一個人去敲木魚、禮誦。演培與妙然不和，悟一卻表示在兩人之間。恰好善導寺收回了部分房屋，悟一大加修理，為了裝置衛生設備，子老與悟一衝突起來。子老一向以不用錢為原則，實在有點過分！於是子老代表護法會，支持演培來對付監院。演培想得到護法會的支持而辭卸妙然，而子老有自己的目的，擬訂了幾項辦法，主要是會計獨立，想將經濟從監院手中要過來。我回國不久，子老將辦法給我看，又拿去給護法會的護法看。又回來對我說：「我告訴大家，導師（指我）也看過了」。我當時問他：「導師說什麼」？子老答：「不加可否」。

還有，我辭退了，子老留演培任住持，演培是沒有經濟觀念的。我為了十八年來的友誼，不能不對子老說（對演培說，他是不會懂的）：「此次從泰國回來，發見帳目有了變動。過去有了積餘，將款存出去時，就明白的在帳上支出，存在什麼地方。而現在帳上，悟一將一切外存都收回了。帳上只是結存臺幣多少萬，而不明白這些錢存在何處」。我當時說：「現在錢是不會錯的（我交卸時，一一交清），但這一寫帳方法，你應該知道可能引起什麼問題的」。子老說：「我知道，我會看住他」。子老那時，為了入黨，為了佛教會（整理委員會）……大家好得很。他是護法會的住寺代表，他到底看住些什麼？等到與悟一鬧翻，要會計獨立，才把我的話提出來，對臺中慎齋堂主說：「導師也說悟一的經濟有問題」。話立刻傳入悟一耳中，當然對我不愉快。子老老了！不知「導師說」到底有多少分量，而只想一再的加以運用。

會計制度被破壞而建立不起來。四十九年，演培又增請隆根任監院（三位了），但也不能有什麼用。到此時，一件事——我一直懷疑的事，終於明白了。隆根是我任住持時，經悟一建議而邀來臺灣的。四十六年（五十二歲），我請隆根任副寺，也就是協助監院。隆根並不負責，悟一也沒有說什麼，這現象是離奇的，到底為了什麼呢？在善導寺糾紛中，隆根支持演培，內情才傳說出來。原來，悟一是請隆根來任監院的，隆根也以任監院的名義而離開香港。但到了臺灣，竟然不是監院，這難怪行動有點不合常情了。在這些上，充分明白了悟一的雄才大略。他自己是監院，就會不得我（住持）的同意而去香港請監院，他早在為他的未來而布局，當時我雖不明白一切內情，而早就深刻的直覺得不對，但我可以去向誰說呢！

善導寺糾紛的本質，事件發展的趨勢，我自以為認識得非常徹底，不存任何幻想。可是，四十九年（五十五歲）春天，我的忽然一念無明，幾乎脫不了手。一直鬧得不可開交，總不是辦法呀！我忽然想起，就與悟一等（善導寺全體僧眾）談起我的構想，一個息除諍執的方案。當時，悟一聽了也覺得滿意，說自己是有人性的，也就是不會忘記這番好意的。於是由護法會推請證蓮老與我商酌，擬訂方案。主要為，一、多請幾位長老為導師：住持不能任意辭退監院，要得多數導師的同意。反之，如多數認為處事不善而應加罷斥，監院也不能賴著不肯走。這是住持與監院間的制衡作用。二、大家分工合作：我那時在菲島，與性老擬訂的方案，想引用到善導寺來。監院既有了三位，那就一主事務、一主財務、一主法務，大家分工合作。想不到方案一經提出，竟引起了一片罵聲。問題是：總攬事務的，就不能主管經濟；要主管經濟，就不能總攬事務。悟一到底是聰明的，大概想通了，這是與自己的權力有礙的。好在有護法陳景陶居士出來，抗論了一下，我與證老才從糾紛中脫出來。事後回憶起來，想不通自己為什麼又忽而愚癡，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，在明知其不可能，而又多少存點僥倖心吧！

子老只為他的善導寺，決不為別人著想。他要演培來問我，能不能將慧日講堂的建築費，用來修建善導寺的大講堂（演培那時可能也有這種想法的）？演培在年底，還邀悟一去精舍，希望能解釋誤會。演培對悟一存有幻想，竟忘了蘇北長老的話：「演培法師！你不要聽李子老的話，與印老遠離一點，我們擁護你做青年領袖。否則，蘇北人沒有與你做朋友的」！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對，續明的《佛教時論集》被密告，演培這才漸漸的絕望了。我要去菲律賓時說：「你三年的任期圓滿，可以辭退了」！

演培辭退了，由誰來為子老護持善導寺呢？四十九年秋，由護法會禮請閩院學長默如住持。晉山那一天，監院就當眾叫囂訶斥子老。子老這才住入醫院，盡其最後的努力。子老擬了以善導寺為中國佛教活動中心的提案，經最高當局核可。然後由中央黨部，內政部等五單位，共同作成行政處分，交由中國佛教會、臺北市政府執行。好在中國佛教會幫忙，悟一又著實努力一番，方案也就被擱置了。我從菲律賓回來，子老將情形告訴我，並且說：「我是勝利了。至於能否執行，那是政府的事」。有政治經驗的人，到底是不同的。假使是我，那只有承認失敗了。

默如又不得不辭退了。五十年夏，由護法會禮請道安法師住持，以尊重二位監院的確定地位為前提。從此子老也從事實經驗中，知道了悟一的確能幹，是一位難得的人才。於是放下一切，一切由悟一去處理，也就相安無事，恢復了兩年前的友善，在善導寺過著寧靜的晚年。道安法師漸漸少來了，不來了，很久很久，一直拖到五十六年冬天，才由子老向護法會推介，禮請悟一為住持。糾紛，是很不容易安定的。遠些說，從我來臺灣，住入善導寺開始。至少，在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年——二年多的艱苦鬥爭，到此才可以告一結束。我自從離開善導寺，與善導寺的內部糾紛，已沒有直接的關係，但多少還要被子老與演培牽涉到。等到演培辭退，我多年來的願望，才真正的實現了！

子老近來寫了一部《百年一夢記》，別的事情，倒還記得清楚，獨對於二年多為善導寺的護法奮鬥，竟沒有說到。子老畢竟老了！老年人是容易忘記近年事的。如掛在善導寺門口，那塊海潮音月刊社的招牌，也在糾紛中被拿下來而不知丟到那裡去。而一經和好如初，子老還想請悟一來共同保管海潮音的基金呢！子老畢竟是老了！

[A17]十九　內修與外弘

「內修，還是外弘」？記得演培曾一再問過我，這應該是反應了共住者的意見。回憶起來，只是慚愧，我是矛盾、困惑於內修外弘而兩不著實。

到臺灣以前，我依附學團，始終與共住者過著內修的生活，極為輕鬆。到了臺灣，住進善導寺，為事實所迫，不得已而為信眾們講經說法，可說開始了外弘的生活。外弘，不是我所長的，而就子老的善導寺來說，不只希望你講經說法，主持法會，還希望你能寫反共文章（演培曾寫一個小冊子），寫向共區的廣播稿（演培寫了些）。如有佛教的國際活動，你就去代表出席，這也是子老善導寺的光榮。四十六年（五十二歲）夏天，出席泰國的佛元二千五百年慶典，我一直推說身體不好。我在新竹，接到子老從臺北來信：為了代表出席，星期╳某人要來，你決不能說有病。結果，人沒有來，而我已被推派為代表。代表只有二人，甘珠爾瓦與我，其餘的是觀察員。我到了臺北，道安法師說：「你去不去？不去，得趕快辭呀」！我只苦笑了笑。我無意占去代表的一席，但我說要辭，會怎樣傷害子老呢！在這些上，我不能滿足子老的要求，我比演培差得多了！

福嚴精舍於四十二年九月成立，成一獨立學團。子老見我有了負擔，每星期還要往來，所以計算了一下，每月供養導師三百五十元。直到四十三年底，還只有唯慈、印海、悟一、常覺——少數人。精舍的生活，除三百五十元外，憑講經、主持法會（每次三百元），信眾多少供養而維持。那時，我與精舍的經濟是不分的，我建築了關房，早有離去善導寺的決心。明（四十四）年住眾要增多到十五、六人，真是好事，但生活將怎樣維持！年底，應性願老法師的邀請，去菲律賓弘法。將回臺灣時，與瑞今法師商量，得到他的支持，願意代為籌措生活費三年，這是我所應該感謝的！那年六月，演培在善導寺成立了福嚴精舍護法會，善導寺護法會也每月樂助壹千元（導師的供養三百五十元，從此取消）。從此，福嚴精舍的經濟獨立。我應該領導內修了吧，但是病了。一直到四十六年（五十二歲）秋天，才離開善導寺而回到福嚴精舍。

演培住持善導寺，仁俊在碧山岩，常覺而外，僅續明在精舍掩關（就是四十四年修的那個關房）。在臺灣來共住的，有印海、妙峰、幻生、正宗、通妙，及幾位年輕的，中年出家的（如法融等）。當時成立了「新竹女眾佛學院」，所以一面自己講（曾講《法華經》等要義，及《楞伽經》）；妙峰、印海等也在女眾院授課，希望能教學相長。四十七年夏天，我又去了菲律賓。回來，就推續明住持精舍。對內的領導修學，也就由續明負責了。我那時有一想法——還是為了福嚴精舍，在臺北成立慧日講堂。希望精舍與講堂，能分別的內修外弘，相助相成，可以長久的維持下去。講堂的建築費，半數是從馬尼拉籌來的，這都得力於妙欽，尤其是廣範熱心推動的功德。現在回憶起來，後人自有後人福，何必想得那麼遠呢！

對外弘，善導寺那段時間而外，慧日講堂三年多，也著實講了些經論，聽的人還不算少。對內修，在臺灣十二年（四十一年秋——五十三年春），我沒有能盡力，除了病緣、事緣，主要是：從前那樣熱心的與同學共同論究，是有幾位於佛學有些基礎，能理會我所說的有些什麼特色。在這些上，引起了大家為佛法的熱心。在臺灣呢，有的年齡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傾向；有的學力不足，聽了也沒有什麼反應；有的因為我的障礙多，不敢來共住。這樣，我雖也多少講說，而缺乏了過去的熱心。

聖嚴來看我，說：「老法師似乎很孤獨」。「也許是的」。我以〈東方淨土發微〉為例，他說：「新義如舊」。是的！說了等於不說。沒有人注意，沒有人喜悅，也沒有人痛恨（痛恨的，保持在口頭傳說中）。他問我：「掩關遙寄諸方中說：時難感親依，折翮歎羅什，是慨歎演培、仁俊的離去嗎」？我說：「不是的，那是舉真諦（親依）、羅什，以慨傷為時代與環境所局限罷了」。我想，如現在而是大陸過去那樣，有幾所重視佛學的佛學院，多有幾位具有為法真誠的青年，我對佛法也許還有點裨益。雖然現在也有稱歎我的，但我與現代的中國佛教距離越來越遠了。有的說我是三論宗，有的尊稱我為論師，有的指我是學者，讓人去稱呼吧！

學佛法的（男眾）青年，是那樣難得！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約的建議，這在別人是可以的，但經歷了漫天風雨的我，是要不得的。舊有的幾位，年齡漸漸大了，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緣。妙峰去了美國，正宗去了菲律賓。續明在靈隱寺，有十幾位年輕的臺籍學生（還有幾位是從軍中退役下來的）；三年後，又在精舍成立福嚴學舍。但在續明的經驗中，似乎福嚴學舍沒有靈隱佛學院時代的理想。其實，這不是別的，只是年齡長大，不再是小沙彌那樣單純了！人越來越難得，精舍的少數人，常覺曾應仁俊同淨蘭若的要求，一再的推介過去，似乎也漸漸的少了。

我逐漸的認識自己，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環境。不可思議的因緣，啟發了我，我在內修與外弘的矛盾中警覺過來，也就從孤獨感中超脫出來。所以說：「古今事本同，何用心於悒」[A18]！五十三年（五十九歲）的初夏，我移住嘉義的妙雲蘭若，恢復了內修的生活，但那是個人的自修。我偶然也寫一些，又把它印出來。但沒有想到有沒有人讀，讀了有沒有反應。我沈浸於佛菩薩的正法光明中，寫一些，正如學生向老師背誦或覆講一樣。在這樣的生活中，我沒有孤獨，充滿了法喜。

這樣的內修，對佛教是沒有什麼大裨益的。內修要集體的共修，仁俊曾發表「辦一個道場，樹百年規模」的理想。我慚愧自己的平凡，福緣不足，又缺少祖師精神，但熱望有這麼一位，「辦一個道場，樹百年規模」，為佛教開拓未來光明的前途！

[A19]二十　遊化菲律賓與星馬

我來臺灣以後，曾去過日本、泰、高棉、菲律賓、星加坡、馬來西亞。日本與泰（及高棉），是去出席佛教國際會議的集體行動。所以說到出國遊化，那只是菲律賓與星、馬了。

去菲律賓的因緣，主要是妙欽的關係。四十一年冬，性願老法師就託施性水等來邀請。到四十三年（四十九歲）底，我才初次到了菲律賓的馬尼拉。那時，妙欽去錫蘭深造，我是住在華藏寺。正月中，曾在信願寺（七天）、居士林（三天）說法，聽眾還能始終維持。居士林的施性統、劉梅生居士，邀我去南島弘法。曾在宿務、三寶顏、古島、納卯說法。在宿務——華僑中學操場的晚上說法（三天），聽眾最多，這是吳陳慧華居士（一般人稱之為「屋嬸」）的號召。我來往宿務，就是住在吳府的。慧華是極虔誠的一位善女人，在宿務有良好的聲譽。南島的一月，正是熱季，多少辛苦了些（回來病就漸漸重起來）。但宿務的說法因緣，有一意外收穫，那就是慧華與梅生共同發起了創辦普賢學校。後來，唯慈在那邊服務了十多年。

四十七年（五十三歲）夏天，我又到了馬尼拉，正宗同行。那時，妙欽已經回菲了。這一次，是為性老講經祝壽而去的。菲律賓的佛教，由性老開化，時間還不久。僧眾少而又都是從閩南來的，還保有佛教固有的樸質。我那時的印象，菲島的佛教，是很難得的。信願寺自性老退居以來，由瑞今法師任住持，也好多年了。那時已向性老辭退，而寺務還在維持。性老在郊區，又另建華藏寺。性老有二寺合一的構想，合一應該說是好事，但信願寺住持還不曾解決，二寺聯合的住持，應該更難產吧！就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被推為二寺的聯合上座（住持）。我不是閩南人，在我的心目中，這裡的佛教，總是要閩南大德合力推動的。我只能看作機器的潤滑油，偶然一滴，希望能順利的推行下去。從四十八年到五十年，我都來菲律賓一趟。弘法是虛名，對寺務——二寺合一的工作，也因人少而僅有形式。如要說做些什麼，那只有促成能仁學校的成立了。瑞今、善契、如滿、妙欽諸法師，都熱心的想成立一所學校，由信願寺來支持。對於辦學，性老是從來不反對的。但閩南的法師們，似乎非常的尊敬前輩，沒有性老肯定的一句話，也就不敢進行而一直延擱下來。我覺得，這是容易的，一切齊全，只缺一滴潤滑油而已。我以「大眾的決定」為理由，向性老報告，性老也沒有話說，能仁學校就這樣的開始進行。學校成立以來，信願寺全力支持，由妙欽去親自指導，聽說已由小學而辦中學了。我應性老的邀請而往來菲島，並不能符合性老的理想。而對妙欽的良好建議，我也沒有能實行。回憶起來，好似有什麼虧欠似的！

五十七年（六十三歲）冬天，我去了星、馬。星、馬，我應該早就去了的，特別是四十七年，星、馬的佛教同人，知道我到了馬尼拉，就聯名來邀我，我也準備去了，但結果沒有去。因為，一、我早有去星、馬的可能，但有人忠告我：星洲的政治情況複雜，千萬不要去，以免再引起不必要的困擾。這次，我是決心不管這些而要去了。但星洲政局，恰在這時候變化，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勝利了；那時是聯共的，連黨名也加上「人民」字樣。趁這個時候趕著去，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合時宜。二、金門砲戰發生了，我身居海外，覺得情況嚴重，我應該回國與大家共住。其實臺灣的人心，非常安定。就這樣，我臨時改變了主意，對星、馬佛教同人的那番熱心，我非常抱歉，這也許因緣還沒有成熟吧！

五十七年（六十三歲）冬，演培在星洲成立般若講堂，定期舉行落成開光典禮，請我去開光。我那時身心漸衰，已失去了遊化的興趣。但演培一次一次的函請，我一定不去，以過去的友誼來說，似乎不好意思了。去吧！就約常覺也去。

在星、馬，有的是廈門相識的道友，如廣洽、廣義、常凱、廣週、廣淨、廣餘……；本道是戒兄；優曇與竺摩是老同學；勝進與明德法師，曾多次通信，而對我作道義上的鼓勵。般若講堂的演培、隆根，那是不消說了。印實師弟而外，還有慧圓、慧平等前年（五十四年）來臺灣依我出家的好幾位弟子。我一向是平淡的，無事不通信的。大家相識而沒有過分親密，也就沒有什麼大障礙。所以星、馬的遊化，在平和的情況下，到處受到親切的招待。

這次在星洲，主要為五十八年正月，星洲佛教總會為我安排的，假座維多利亞大會堂的兩天講演，講題是：「佛法是救世之仁」。又在彌陀學校說法。我去了印實為紀念先師而成立的清念紀念堂，又去了先師舊住的海印寺。曾在般若講堂，舉行了幾次歸依。陳愛禮女士，也就在這一期間，歸依並受了五戒。這次在星洲，見到了閩南長老轉岸老和尚，見面時異常的親切。唯一美中不足的，是總會會長宏船法師，恰在病中療養，沒有能作多多的晤談。

本道戒兄為我辦好了手續，我就從星洲去馬來西亞，首先到了檳城。這是一個有名的花園都市，風景優美，我就住在竺摩法師的三慧講堂。在講堂講了一部《心經》，也曾在菩提中學講演。由此到怡保，晤見了勝進與宗鑑法師。然後上氣候涼爽的金馬崙；本道老要在這裡開建大道場。陪我從金馬崙下來，到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，見到了鏡盦法師。普陀山鶴鳴庵廣通老和尚派下的盛慧，那時已老病龍鍾（與我是親房同輩），也難得的見到了。然後到馬六甲，會到了對佛教有能力、有熱心的金明、金星兩法師。又經麻坡，峇株巴轄而回到了星洲。在怡保、吉隆坡、巴生、馬六甲、麻坡，都有一次或兩次的演講，只可惜我的語言不能暢達。近一個月的時間，經這麼多的地方：訪問、應供、講話、長途汽車旅行，我的身體竟然維持了下來，我也有點感到意外了！

在星洲時，廣義法師提議，願意為我發起籌措出版的費用；印實也要舉行法會，以法會的所得，為我作出版印刷的費用。我覺得，在星洲受到佛教同人太多的優待，而自己不曾能在此多結法緣。這麼做，會被誤會是為了化緣而來的，所以我辭謝了。我深感二位對我的好意！

有人問我：你是浙江人，為什麼從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？我也覺得因緣是微妙的。現在回憶起來：師父是閩南人，師弟（還有徒弟厚學）也是閩南人。自己到閩南來求學，也一再在閩院講課。而妙欽、妙解、常覺、廣範、廣義、正宗，都是閩南人，而有過較長時間的共住；而我所遊化的，是菲律賓（五次）及星、馬，也是以閩南大德為主的化區。我雖不會與人有交往的親密，而到底也有了這麼多的道友。一切是依於因緣，我想，也許我與閩南有過平淡的宿緣吧！

二一　有緣的善女人

來臺灣二十年，有緣的人不少。有緣，不只是欣喜，而也會苦惱的。佛法說：「愛生則苦生」；為了愛護，或過分的熱心，……也會引到相反的方向。因緣，原來就是有相對性的。善男子當然也不少，而所以要寫幾位有緣的善女人，那因為在來臺二十年中，留下一些值得回憶的因緣。

一、慧泰：在我來臺灣不久，住在善導寺。一天傍晚，我忽然走向大殿，看看流通處（大殿西南角）。一位五十來歲的太太，衣著樸素，行動緩慢的進寺來。禮了佛，問旁人：香港來的法師，是在這裡嗎？有人就為他介紹，向我頂禮。看看時間不早，說：「我明天可以來請開示嗎」？我說：「可以」。他就緩慢的走了。他的面容憔悴，神情憂鬱而極不安寧。我想：世間真是多苦的世間。

他再來時，說自己姓曾，過去是辦教育的。為了學校，曾請政府依法懲處不法者。但他的愛女，忽然卒病死了。這是他的罪惡，害死了他的愛女。為了愛念女兒，就悔恨自己的罪惡，在愛而又悔的苦惱中，不能自拔，問我有沒有救度的方法。我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：為維護教育而依法懲處，即使執法者過嚴，也不能說是你的重大罪惡。死亡的原因很多，但依佛說，決沒有因父母而使兒女病死的道理。夫妻也好，父母與兒女也好，都是依因緣而聚散的。如因緣盡了，即使沒有死，也可能成為仇人或路人一樣。經過幾次開示，神情逐漸開朗而安寧起來。後來歸依了我，法名慧泰。我從不問信徒的家庭狀況，到第二年（四十二年）初夏，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華英。

慧泰的個性很強。慧泰對我，對精舍，特別是對仁俊，可說愛護備至，一直到現在。但也許護法的過於熱心，也不免引起些困擾。好幾年前，幼兒有病，使他非常的困惱。廣欽和尚勸他逃，慧泰問我，我說：「有債當還，逃是逃不了的」！他終於堅忍的支持下來。最近，情況好轉，應該是業盡障消的時候了！

二、慧教：這是一位青年就學佛的，勤勞儉樸，多少能為信眾們介紹佛法的善女人。他原是月眉山派下，法名普良，沿俗例也有徒眾。他大概是在基隆歸依我的，法名慧教。後來移住到臺北，往來也就多了。他有領導信眾，主持道場的熱心，所以讀了我的〈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〉，覺得非常好。在慧日講堂的籌備中，他非常熱心，與慧泰也談得來。他以為：福嚴精舍是為法師們建的，慧日講堂是為在家弟子建的。這與成立講堂的意趣，不完全相合，所以熱心聽法，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！

三、宏德：五十二年（五十八歲）秋天，蘇慧中居士（也是一位難得的善女人）陪他來聽經，首先有一條件，只聽經，不歸依。我對慧中說：「講經是為了大家聽法，好好聽就得了」。每次來聽，都有兒女相陪。來了就聽，聽了就去，我也沒有與他談話。到了講經圓滿，他才進來坐一下，並問有關靜坐的問題。後來據慧中說：他家是開毛紡廠的，先生意外的去世了。有事業，兒女還小而丈夫就去世，這是難免會憂苦增多的！

五十三年（五十九歲）元旦，他去新竹參加福嚴學舍的畢業禮，請求歸依，法名為宏德。那年秋天，來嘉義妙雲蘭若。談起有人勸他共建道場，我說：「如奉獻三寶，就要多些人來共同發起。如將來自己也想去住，那就以人少為妙」。不久，他胰臟炎復發，危急到準備後事了。他說：「那時自知無望，也就沒有憂怖，一心繫念三寶。忽而心地清涼寧靜，人就迷迷糊糊的睡著了。等到醒來，病情迅速消失，連醫生都感到意外」。於是他感到三寶的恩德，人生的無常，急急的建成了報恩小築。大殿不大而莊嚴，是他與女兒們設計的。報恩小築的建設，為了報答親恩，也為自己的長齋學佛著想。五十四年（六十歲）春落成，第二年我也住到報恩小築，他（住在家裡）時常來禮佛。到五十八年（六十四歲）秋天，我回到妙雲蘭若，已住了三年多了！

宏德對我的四事供養，過於優厚，使我有點不習慣，但說他也沒有用。他為我出版了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。我要去星、馬，他就自動的備辦了小佛像、念珠等，讓我拿去結緣。他的承事供養，勝過了對父母的孝思。他的婆婆、姑母、二姑、二女兒，連初生的長孫，也結緣歸依，全家都叫師父。我要離開小築，一再勸他請法師供養，他固執的不願意。以不歸依為條件而來，而又自動的歸依了，這只能說是有緣了。

宏德為了事業（先生去世，他就沒有去顧問），為了兒女，經常有些困擾。也許與性格有關，堅強中略有些怱遽的神情。現在兒女都[A20]長大了，個個聰明能幹。我想，不要幾年，兒女全都長成而獨立，他應該能更安詳地奉佛了！

二二　學友星散

人生的聚散無常，真如石火電光那樣的一瞥！

與我共住較久的，現在是：演培在星洲般若講堂；妙欽在馬尼拉主持能仁學校；續明死了；仁俊別建道場；妙峰在紐約成立中華佛教會；幻生在德山岩自修；常覺最近也離開了福嚴精舍。其他是演培與續明領導的學生，雖在精舍住過，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覺。我缺少祖師精神，沒有組織才能，所以我並不以團結更多人在身邊為光榮，而只覺得：與我共住過一個時期的，如出去而能有所立——自修，弘法，興福，那就好了！

我與演培、妙欽，在二十九年底就相見了。演培蘇北高郵人，可說是與我共住最久的一人！從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，對福嚴精舍與善導寺，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時，由他代為維持法務，可說是幫助我最多的一人！我一向以平凡的標準來看人，演培是有優點可取的。他熱心，為了印《印度之佛教》，他奉獻了僅有的積蓄。預約、出售《大乘佛教思想論》的餘款，樂助為福嚴精舍的增建費。他節儉，但並不吝嗇於為法，或幫助別人。他的口才好，聲音也好，所以到國外去宣講佛法，到處有緣。於佛法也有過較深的了解，如能一心教學，教學相長，偶爾的外出弘化，那是最理想不過的了。他多少有蘇北佛教的傳統，與我一樣的缺乏處眾處事的才能（缺點不完全相同）。他的處眾處事，如遇了順緣，就不能警覺，往往為自己種下了苦因。他有點好勝、好名，「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」，如為名而珍惜自己，不正是善緣嗎？他自從辭退了善導寺，似乎非要有所作為不可。住持日月潭玄奘寺，也許就是出於這樣的一念吧！人是不會沒有缺點的，希望能在不斷的經驗中，能從佛法的觀點，容忍的、警覺的去適應一切，創造一切！

對我一生幫助最大的，是妙欽。我與妙欽在四川共住的時間，不過兩年多，所以，與其說由於共住，不如說由於思想傾向的相近。他曾編《中國佛教史略》（後由我改編），《初機佛學讀本》。他對佛學，有條理，有思想。文字、講演、辦事，都很好。西湖佛教圖書館，就是我們的共同理想，也可說是促成他去菲的一項因素。三十八年就去了菲律賓（又去錫蘭深造多年）。大陸變色，他將為佛法的熱誠，寄望於菲律賓的佛教，希望能從性願老法師的倡導中，有一新的更合理的發展。但性老有為法的熱心，觀念卻是傳統的；我雖去菲律賓，也不能有所幫助。為時代與環境所局限，心情不免沈悶。四十九（？）年起，負起了主導佛教創辦的能仁學校的責任。現在應該已五十歲出頭了。時代與環境的局限，是不能盡如人意的。唯有本著能進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，才能不問收穫而耕耘下去。別離又十年了，他是我所不能忘懷的一人！

續明，河北人。共住漢院的時間並不長，從雪竇寺編輯《太虛大師全書》起，才一直在一起。四十二年春，續明來臺灣編輯《海潮音》。四十五年秋，我要住結核病院，有切除肋骨的打算，這才與他（正在靈隱寺掩關）商量，要他移到精舍來掩關。四十七年冬，我從菲回來，又以時常要出去為理由，請他接任精舍的住持，一共維持了五年。從雪竇到臺灣，他始終給我很多的幫助。續明是外貌溫和而內性謹肅的。對自己的弟子與學生，特別關切，真是慈母那樣的關護。對沙彌與女眾的教導，沒有比他更適宜的了。他曾親近慈舟老法師，所以掩關以來，有了重戒的傾向。他主辦靈隱佛學院，首先調查靈隱寺受具足戒者的人數，他是想舉行結界誦戒的。寺方懷疑了，幾乎一開始就辦不下去。其實，何必顧問寺眾呢！五十年初，主辦福嚴學舍，建議全體持午。這不但有舊住者散去的可能，而且慧日講堂沒有持午，講堂與精舍，不將隔了一層嗎？他嫌我不支持他。這些不能說是缺點，只是從小出家於寺院（以小單位為主），不能關顧到另一方面而已。續明的身體，看來是很實在的，然在香港就有腦（？）病。全力關護於學院學生，病也就越來越重了。五十三年，辭卸了精舍的住持，作出國的遊化活動，卻想不到竟在印度去世了！他正在香港、越南、星、馬遊化，又以出席佛教會議而死在佛國。如死後哀榮也是福報的話，那與我有關的學友，連我自己在內，怕沒有比他更有福了！

仁俊，是在香港淨業林共住了一年多的。在與我共住的人中，仁俊最為尊嚴，悟一最為能幹！仁俊的志趣高勝，所以不能安於現實。過分重視自己（的學德），所以以當前自己的需要為對的，絕對對的，需要（即使是自己過去所同意的，所反對的）就可以不顧一切。

仁俊是四十四年初到精舍來住的。我四月上旬從菲回來，他早有過住中壢圓光寺的打算了。四十五年秋，我將住結核病院，請他為大家講一點課，他不願意，聽說碧山岩要請法師，就自動的去了（碧山岩如學，曾說我不愛護徒孫，不肯派法師去。不知道這是要自己需要才有可能的）。起初有十年計劃，後修正為五年。據說：讀了戒律，知道比丘住比丘尼寺是不合法的，感到內心不安。要碧山岩為他另行（離遠一些）建築，否則住不下去。四十七年底，他來參加靈隱佛學院的開學禮，大家知道他住不安了，也就勸他回隱院講課，他就這樣離開了碧山岩（住了二年多）。隱院（續明主持）還是住不安，四十八年秋季開學期近了，課程早排定了，他卻一走了事。先到碧山岩，要求住過去住過的地方。不成，就由道宣介紹，住屏東有規模的尼眾道場——東山寺（不肯為眾說法結緣）。可能是五十年秋季（？），仁俊回到了精舍（大概是續明約他回來的）。年底，演培、續明、仁俊，自己商量定了，再由我與大眾，在精舍舉行了一次會議，議決：五十三年春，精舍由仁俊主持，講堂由演培主持。這是仁俊自動發心，而又當眾承認通過的。我雖然感到意外，但也當然是歡喜了。這一次的決議，仁俊與演培，都不曾能履行諾言。五十三年，仁俊自己建立同淨蘭若。前年，仁俊又有去德山岩（尼寺）掩關的準備。最近，又傳說有出國的構想。非建不可的同淨蘭若，應該又有不安之感吧！這當然不是為了經濟，而應該是不能「同淨」。仁俊的志性堅強，情欲與向上心的內在搏鬥，是怎樣的猛烈、艱苦！在這末法時代，是很難得的！然在他的性格中，沒有「柔和」，不會「從容」，只有一味的強制、專斷，而不知因勢利導。「柔和」與「從容」，對仁俊來說，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！

仁俊與演培，為什麼都不曾能履行諾言？五十一年底，信敬仁俊而與我有緣的曾慧泰，為仁俊購置了土地。精舍的法師而值得人信敬供養，我是只有歡喜的。不過我立刻告訴慧泰：仁俊法師自動發心要主持精舍，並經會議決定，不要因此而起變化。五十二年（國曆）七月，仁俊來信，說要興建靜室。我請他履行諾言；對精舍，你要這麼辦就這麼辦。自行化他，在精舍還不是一樣。但是，非自建不可。起初，曾慧泰還說（仁俊說）：「不會在未得導師允許前興建蘭若」，而到底在慧泰等護持下興建了。就這樣，自己發心，而又為自己的需要而取消。演培為什麼不履行諾言？他給續明的信上說：「講堂，我應回來為導師分擔一分責任的。但臺北的大環境，我實在不能適應。況且曾居士最不願意我負講堂之責的。……想來想去，以延期回臺為是」。這應該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議的因緣！護法們對學團內的學友，有緣或者沒有緣，原是免不了的。由此而引起學團的從分化到分散，總不免感到意外！

二三　寫作與出版的回憶

民國二十年（二十六歲），到廈門閩院求學。上學期就寫了〈抉擇三時教〉，〈共不共之研究〉（虛大師曾有評論），都登載在《現代僧伽》。下學期到了鼓山，又寫了〈評破守培[A21]師之讀唯識新舊二譯不同[A22]後的一點意見〉，載在《海潮音》。這一年，可說是我寫作開始的一年。

二十三年（二十九歲），在武院，曾寫了〈三論宗傳承考〉，及有關護法對空義的意見（題目忘了），都載在《海潮音》。

二十八年（三十四歲）秋天，我在漢院。虛大師從昆明寄來林語堂的《吾國與吾民》，要我對有關不利佛教部分，加以評正。我寫了〈吾國吾民與佛教〉，載在《海潮音》上。漢院同學們，熱心的把他印成小冊送人。出家來近十年了，部分的寫作，都沒有存稿。還有些不成熟的作品，有些連自己也忘了。

二十九年（三十五歲），我住在貴陽的大覺精舍，寫成《唯識學探源》一書，進入了認真的較有體系的寫作。我思想的主要特徵，也逐漸明白的表示出來。

三十年（三十六歲），上學期，寫了以力嚴名義發表的〈佛在人間〉、〈法海探珍〉、〈行為的價值與生命〉、〈佛教是無神論之宗教〉等文字。又為演培、妙欽、文慧講《攝大乘論》，筆記稿就是《攝大乘論講記》。

三十一年（三十七歲），在四川合江法王學院。那年，寫了《印度之佛教》、《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》。春天，為學生講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演培筆記，成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》。下學期又為演培等講《中論》頌，到第二年才講了，由演培筆記，就是《中觀論頌講記》。

三十二年（三十八歲），在法王學院。下學期起，為演培等講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，演培筆記，但沒有成書。冬天，為續明等論大乘，後改編為《大乘是佛說論》。這年夏天，《印度之佛教》出版，這是我作品出版的第一部。這部書的出版，有一段不可思議的因緣。書在重慶排印，由蒙達居負責。承印者是沒有印刷所的，交給別人排印。大包又小包，在物價逐漸上漲中，真正的承印者，沒有利潤可圖，排不了三分之一，就擱了下來。預定出書期到了，竟渺茫到毫無消息。不知怎樣的，原稿落在某君（姓名已忘）手中。某君是屬於軍部的印刷所的一位主管，曾經出家而後來參加革命的。他讀了這部書，竟自動發心，願意幫助完成這部書的出版。排印紙張費用，當然照價計算，但（素不相識的）某君的這番好意，使我忘不了。

三十三年（三十九歲）春，仍在法王學院。妙欽編寫了《中國佛教史略》，我加以補充整編，作為我們二人的合編。夏天回到了漢院，講《阿含講要》，由光宗等筆記，即《佛法概論》一部分的前身。又為妙欽、續明等講《性空學探源》，由妙欽筆記。冬天，《唯識學探源》出版了。

三十四年（四十歲），曾寫有〈秦漢之佛教〉，載《文史》。

三十五年（四十一歲）冬天，《攝大乘論講記》在武昌出版，這多得力於西康史建侯居士的資助。

三十六年（四十二歲）春，在武院寫了一篇〈僧裝改革評議〉，部分曾載於《覺群》。那一年，在奉化雪竇寺編《太虛大師全書》。在編纂期間，為續明等講《中觀今論》，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都由續明筆記下來。七月裡，《中國佛教史略》在上海出版。

三十七年（四十三歲）春，繼續編纂全書。寫了〈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〉，載在《學原》。又寫了〈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〉。三月間，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》出版。

三十八年（四十四歲），住廈門南普陀寺。將《阿含講要》改編補充為《佛法概論》，為大覺講社的課本。到了夏末，到香港。就在十月裡，得妙欽的資助，《佛法概論》在香港出版。那年冬天（到下年正月底），住在粉嶺的覺林，編寫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（由太虛大師全書出版委員會出版）。

三十九年（四十五歲），移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。《中觀今論》，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》，《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》，《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》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《大乘是佛說論》，都先後在香港出版。其中《中觀今論》，是香海蓮社出資流通的。我在梅修精舍，講《大乘起信論》，由續明、演培筆記，成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一書。冬天，我又寫了《佛滅紀年抉擇談》。

四十年（四十六歲），移住青山的淨業林。在這裡，講了《勝鬘經》，《淨土新論》，都由演培、續明筆記。自己想寫一部《西北印度之論典與論師》，並開始著筆，斷續的寫了一部分。這一年，《佛滅紀年抉擇談》，《淨土新論》，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又先後出版。

四十一年（四十七歲），檳城明德法師，發心代為籌措印費，所以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能順利的出版。這一年，為淨業林住眾講「人間佛教」，由仁俊筆記。但在預計中，這是沒有完成的稿子。秋天，到了臺灣。到臺灣以後，我的生活環境，有些變化。過去，都是為少數同學或在佛教學院講的，講稿大都能整理出來，自己也寫了些長篇文字。而到了臺灣，多數是為信眾講的，有些講稿也沒有能整理出來。長篇的寫作停止了。寫的與記錄的，都發表在《海潮音》。

四十二年（四十八歲），曾在善導寺講〈真實義品〉，《妙慧童女經》，都曾有記錄。冬天，主持善導寺的佛七。事後，追記所講的，題為《念佛淺說》，由護法會籌印結緣。

四十三年（四十九歲）秋天，在善導寺講《藥師經》，由常覺、妙峰筆記，成《藥師經講記》。

四十五年（五十一歲），選取自己這幾年寫的或講的短篇，編為《人間佛教》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《頑石點頭》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——四冊，付印流通。那年，寫了〈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之關係〉，是應《中國佛教史論集》徵文而寫的。

四十六年（五十二歲），為星洲彌陀學校編《佛學教科書》十二冊。

四十七年（五十三歲）底，講《修身之道》，慧瑩筆記。

四十八年（五十四歲）臘月，到王田善光寺度舊年，完成了《成佛之道》。這部書，起初在善導寺共修會（四十三年），編頌宣講。四十六年下學期，又擴充編定，為新竹女眾佛學院作講本。隨即為偈頌寫下簡單的解說，到這一年的年底年初，才脫稿。

四十九年（五十五歲），《成佛之道》出版。

五十年（五十六歲）到五十三年（五十九歲）春天，在慧日講堂講了《妙法蓮華經》，《維摩詰經》，《寶積經．普明菩薩會》，《分別法法性論》，《金剛經》，《淨土論》等。《法華經》有未經整理的能度記錄。黃營洲居士伉儷，記成《寶積經述要》。這部經，我講過三次，所以自己又追記而寫成《寶積經講記》，後於五十三年九月出版。《修身之道》，也早一年出版了。我在五十二、三年，發表了〈上帝愛世人〉，引起吳恩溥牧師的批評，所以又寫一篇答覆他。香港、曼谷的同道們，把它印成小冊，分送各界。

五十三年（五十九歲），在嘉義妙雲蘭若掩關，這才又恢復了十二年前的生活。但沒有講，也沒有人記，在自修之餘，只能自己寫作。

五十四、五年（六十歲到六十一歲）間，在中國文化學院，授「佛法概論」與「般若學」，都沒有定稿。

五十六年（六十二歲）夏天，在報恩小築。讀了〈太虛大師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之地位及其價值〉，所以寫了《談入世與佛學》，下一年單行流通。我從五十三年以來，恢復早年的寫作生活。首先整理舊稿——《西北印度之論典與論師》，擴充改寫為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到這年秋天才脫稿。

五十七年（六十三歲），得宏德的樂施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出版。

五十八年（六十四歲）春天，在星洲，講〈佛法是救世之仁〉，由慧理筆記。後與在香港所講的，慧輪所記的，綜合為一篇。在星洲時，又寫了〈人心與道心別說〉。秋天，回到了妙雲蘭若。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在年底脫稿。

五十九年（六十五歲），擬編《妙雲集》，重印了《勝鬘經講記》。這一年，專心研究，寫成《中國禪宗史》——「從印度禪到中華禪」。

六十年（六十六歲），發表〈神會與壇經〉，這是針對胡適的「神會造壇經」而寫的。二月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出版。五月，《中國禪宗史》出版。

出家來四十二年，可以分為四期：最初十年（十九——二十八年），是學習時期。次十二年半（二十九——四十一年夏），為思想勃發，講說與寫作最多的時期。再次十二年（四十一年秋——五十三年夏），到了臺灣，是運用部分思想，而應用到為信眾說法，或出國弘化，自己的寫作就少了。五十三年夏天起，回復第二時期的狀態。思想較成熟，寫作更精密，沒有講說，已寫成了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《中國禪宗史》。以後，一切要由因緣去決定了。

我在五十九年，決定將我所講所寫的（除上三書），編為《妙雲集》。全集分為三編：上編為經論的講記，集成七冊。中編是專論，如《中觀今論》，《成佛之道》等，集成六冊。下編是將種種短篇（也有五、六萬字的），依性質不同而類編為十一冊。全部為三編、二十四冊，約三百六十萬字，準備次第的重新排印出來。《中國禪宗史》等三書，約一百二十萬字。多年來東塗西抹，到現在為止，就是這些了。

二四　傳戒因緣

我沒有精究律藏，沒有通曉律意，適應現實的深一層認識，所以我沒有特別主張。而對沿習下來的佛制祖規，我也沒有什麼反對。對於臺灣近二十年來的傳戒運動，我也參加過，那只是隨喜而已。

三十七年（四十三歲）冬天，我因性願老法師的邀請，以祝賀者的心情，到了廈門。在戒期中，也講了幾次通泛的開示。授具足戒時，我與先師念公，都參加戒壇為尊證，這是我與傳戒因緣有關的第一次。

四十四年（五十歲）夏天，臺中寶覺寺智性長老來福嚴精舍，邀我參與冬期傳戒，擔任教授。那時，我病勢漸重，我說：「智老！這是我應該隨喜。只是我病體不知怎樣，怕臨時誤了戒會」。智老還是要請我，並且說：「如法體欠佳，可以推人代表」。這樣，我就不好意思推了。到了戒期，我正終日躺著靜養，由演培去代表。

五十二年（五十八歲），白聖法師在臨濟寺傳六十壽戒，邀我擔任尊證。問起時間，恰好是預定應臺南市佛教會的邀請，作七天弘法的時間，不湊巧。白聖法師說：「那麼，推代表好了」。我當然接受了，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。

五十五年（六十一歲）秋天，賢頓法師（白聖法師同來）來，說起臨濟寺傳戒，邀我當尊證。那一天，我正在感冒發燒，這是就會好的，所以我答應了。想不到不久去拔牙，一次又一次的，每次都滲血四、五天，飲食不便，疲累不堪。不得已，又請印海去代表。兩次都沒有能親自參與臨濟寺的戒會，只能說因緣不具足了。

五十六年（六十二歲）冬天，臺中慈明寺傳戒，請我任得戒和尚。不過，我是看作慈明寺傳戒，我不過隨喜而已。好多年前（四十九或五十年），演培陪聖印來，說起為了滿足智性老的遺願，要舉行第三次戒會。傳戒要向中國佛教會轉呈申請，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。那時，智性老已經去世，所以聖印要我出個名字去申請。演培也幫著說，好吧！就作個人情，用我的名字去申請吧！想不到過了這麼多年，真的要傳戒了，那就只好當一次得戒和尚了。其實，聖印要我當得戒和尚，一開始就錯了！

在五十四年的華僧大會上，有人提了一個革新傳戒制度的提案。不合佛法，不切實際的提案，橫豎是行不通的，我連反對的興趣都沒有。大家也都隨便的通過了，由中佛會轉呈政府備案。聖印用多年來的傳戒制度，發出通知，籌備一切。大概離戒期不過（或不到）兩個月了，政府核准了傳戒的新辦法。中佛會召集會議，要聖印去列（出）席。這一下，聖印可著急了。後來經中佛會會議通過，這次籌備不及，姑且通融採用舊制度。不過受戒者的資格，如神經失常，盲啞殘廢，絕對不得受戒（這些，我都是後來知道的）。不久白聖法師回國，離戒期不到一月了，認為應嚴格執行政府核准的規制。聖印來報恩小築看我，我主張：中佛會是中國佛教的最高機構，遵從教會的意旨是不會錯的，這又不是你出爾反爾。戒弟子多少，有什麼關係！聖印當然有些事實困難，不可能像我那樣的無所謂。後來由中佛會特派專員，去慈明寺審查受戒者的資格。那天晚上，我沒有在慈明寺。聽人說：有新戒起來說話，辭鋒相當銳利，審查者是並不容易答覆的。就這樣的審查了一會，也就算了。世間事是不可思議的！慈明寺戒期還沒有終了，中佛會會議決定：新規制窒礙難行，呈請政府，還是採用老規矩。這個新方案，與慈明寺傳戒相始終，似乎有了慈明寺傳戒，就有新規制的必要一樣。聖印請我當得戒和尚，不知添了多少麻煩，費了多少口舌。但由於中佛會要推行新規制，那些想受而還沒有受戒的，怕再沒有受戒的機會，大家發心來受戒。慈明寺戒會，受出家戒的多達四百二十五人；中佛會的新規制，起了號召大家來受戒的副作用，世間事真不可思議！我是個無事人，一向信任因緣，由因緣去作決定好了！

五十八年（六十四歲），我又參加了基隆海會寺的戒會，任尊證。參與傳戒，在我這一生中，都不過隨喜而已。

二五　我缺少些什麼

今年六十六歲了，思想與行動，都已成了定型，不可能有大的變化。回憶我的一生，覺得我的一切，在佛法中的一切，都由難思的業緣所決定，幾乎是幼年就決定了的。當然，適逢這一時代，這一環境，會多一些特殊的境遇，我應從出家以前的，理解出家以後的一切。

我生於浙江省海寧縣，離盧家灣鎮二里的農村；俗姓張，名鹿芹。家裡有不到十畝的田地，父親卻在一家小南貨店裡作經理；所以我的家庭，是半農半商的。我生下來就患了一次重病；母親的身體弱（晚年健壯起來），奶汁不足，所以身體一向就寡薄。曾患了大半年的瘧疾——四日兩頭；這在當時，是沒有看作什麼大病的。身體寡薄，而發育卻又早又快，十五歲就長得現在這麼高了。寡薄瘦長的身體，對我未來的一切，應有深切的關係。

我生於丙午年（民前六年）清明前一日。與身分證年齡差了五歲。我又不要逃避兵役，又不會充老賣老，為什麼多了五歲？說起來是可笑而可悲的。三十年，我任合江法王學院的導師。晚上去方丈室閒坐，宗如和尚問我：「導師！你快六十歲了吧」！我聽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覺，只能說：「快了！快了」！三十六歲的人，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，我那憔悴蒼老的容貌，與實際年齡太不相稱。說出實際年齡，是會被外人（在家人）譏笑的。從此，就加上五歲。說習慣了，三十五年（四十一歲）在開封辦身分證，也就這樣多報了五歲。我想，身分證不用改了，實際年齡還是改正過來吧！

我只有一個姊姊（出嫁幾年就死了），家裡人口簡單。六歲（民前一年）的六月，我進私塾去讀書。民國元年（七歲），跟了父親去新倉鎮，先是進私塾，後進小學堂去讀書。新倉鎮離我家七里，近錢塘江的小鎮，就是父親經商的地方。民國四年（十歲）冬天，小學畢業。在家裡自修了半年，五年（十一歲）秋天，去離家二十多里的硤石鎮——在西山下的高等小學堂讀書。我是插入二年級的，七年（十三歲）夏天就畢業了。從正軌教育來說，我從此就失學了。在我的記憶中，抗戰期間死於重慶的吳其昌，在臺大外文系教學的虞爾昌（酆墅廟人），都應該是我的同班同學。但他們是高材生，我是勉強及格了的。

回憶起來，我的特性——所長與所短的，那時就明顯的表現出來。一、我與藝術是沒有緣的。寫字、圖畫、手工、唱歌（還有體操，那是與體弱有關），我在學校中，怎麼也不可能及格的；所以平均分數，總不過六十幾分。沒有藝術氣質，所以學過吹笛、拉胡琴，怎麼也不合節奏。我也學過詩，詩韻、詩法懂一點，可是哼出來的，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。我不會欣賞音樂，也不懂名家字畫的好在那裡。說話沒有幽默感，老是開門見山，直來直往。對一個完滿的人生來說，我是偏缺的。

二、七歲就離開了母親。父親到底是父親，生意忙碌，除了照顧換洗衣服、理髮外，缺少了慈母那樣的關懷。十一歲到硤石去讀書，寄宿在學校裡，連父親也不見了。自己還不會照顧自己，不知道清潔、整理。鄉下來的孩子，體格差，衣服、文具都不及同學們，產生了自卑感、孤獨感，什麼都不願向人傾吐。除了極親熟的，連向人說話都是怯生生的。生性內向，不會應酬，是我性格的一面。

三、我也不能說沒有長處，學校的功課方面，國文、算術、歷史、地理，特別是國文，我是不能說太差的。在高小第三學年，張仲梧先生授國文，我有了長足的進步。我的作文，善於仿古，又長於議論。一篇〈說虎〉，曾得到了五十分（滿分）加二分。所以在我的性格中，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。自卑與自尊，交織成我性格的全體。我不愛活動，不會向外發展，不主動的訪晤人。到現在，我也很少去看人的，而只能在安靜的、內向的，發展自己所能表現的一面。

四、我從小有一特點，就是記憶的片面性。一部分（大抵是通過理性的）不容易忘記，一部分（純記憶的）實在記不得。從家到新倉，不知走了多少趟，但自己還是會走錯的。直到四十四歲，在香港灣仔佛教聯合會住了近兩個月，時常去跑馬地識廬。跑馬地是電車總站，所以到跑馬地下車是不會錯的，而從跑馬地回灣仔，那就不是下早了，就是過了站。現在進大醫院去，如沒有人陪從，每每就走不出來。對於人，人的名字（歷史人物倒還容易記），也是一樣的記不住。有的見過幾次面，談過話，同吃過飯，下次見了，一點印象都沒有，這也難怪有人說我高傲得目中無人了。對於信徒，問他姓什麼，一次、兩次，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再問了；見面非常熟，就是不知道他姓什麼。非要經多次接觸，或有什麼特殊情況，才會慢慢的記住。門牌、電話，那是從來記不得的。不認識路，不認識人（不要說年齡、生日了），決定了我不會交際，不適於周旋於社交的性格。

從小就身體寡薄，生性內向，不會應酬。自卑而又自尊的我，以後當然要受此因緣所局限而發展了。父親見我是不會生意經的，讀書還聰明，所以要我去學醫。七年（十三歲）秋天，就開始在一位中醫師家裡讀書，一直到十六歲夏天。我的老師（醫師）並沒有教我，而只是自己學習。我了解一些醫理，但那些純憑記憶的本草，什麼味甘、性溫，安神、補元氣之類，我實在記不得；記不得，也就失去了興趣。但什麼藥能延年，什麼藥能長生，什麼奇經八脈，什麼醫道通仙，卻引起我的興趣。我默默的將興趣移到另一面，津津有味的讀些《濬性窮淵》、《性命圭旨》、《金華宗旨》、《仙術秘庫》、《慧命經》等道書；對「奇門遁甲」，也有濃厚的興趣。有興趣，卻是不好懂。「要知口訣通玄處，須共神仙仔細論」，決定學仙去，但當下被父母發見了。這雖是可笑的，但無意世間一般的傾向，已充分表現出來。

父親見我學仙著了迷，不能讓我再這樣下去，於是要我到小學裡去教書。區立的，教會附設的，私立的小學，從十年（十六歲）下學期起，到十九年（二十五歲）上學期止，整整的八年。對於教小學，我應該是不合格的。我是拘謹而不活潑的；圖畫、音樂、體操等功課，我是不能勝任的。不能勝任的工作，當然是沒有興趣的。我的興趣，專心於自己的閱讀，但已從丹經、術數，而轉到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；《舊約》、《新約》；佛教的經論。我往來於家鄉、新倉、袁化——二十幾華里之間，在破廟裡及商務印書館，求得了幾種佛教的經論，沒有任何人指導而全憑自修。二十年（二十六歲）到閩南求學，就寫了〈抉擇三時教〉、〈共不共之研究〉。二十一年（二十七歲）上學期，就在閩院講課，而聽講的，正是我去年的同班同學。這麼看起來，五、六年來閱讀經論，也有些佛學的概略知識了。

前生的業力，幼年的環境，形成了自己的特性。從完整的人生來說，我是缺點太多了的。以知識、能力來說，我是知識的部分發達，而能力是低能的，沒有辦事能力，更沒有組織的能力。從知識、感情、意志來說，我的知識是部分的，但以自己的反省來默察人生，所以多少通達些人情世事，不會專憑自己的當前需要，而以自己的見解為絕對的。我不大批評人，而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。

說到感情，我不知道應用怎樣的詞句來形容自己。我沒有一般人那種愛，愛得捨不了；也不會恨透了人。起初，將心注在書本上；出家後，將身心安頓在三寶中，不覺得有什麼感情需要安放。我的同參道友、信眾、徒眾，來了見了就聚會，去了就離散，都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。與我較關切的學友，從來是無事不通信，就是一年、幾年，也不會寫封人情信，但我並沒有生疏了的感覺。離了家，就忘了家；離了普陀，就忘了普陀；離了講堂，就忘了講堂。如不是有意的回憶，是不會念上心來的；我所記得的，只是當前。我缺乏對人的熱情，但也不會冷酷、刻薄。這一個性，情感過分平靜，難怪與藝術無緣了。說到意志，極強而又不一定強。屬於個人的、單純的，一經決定（我不會主動的去冒險），是不會顧慮一切艱苦的。我生長河汊交流地區，一出門就得坐船。但我從小暈船，踏上船頭，就哇的吐了。坐船，對我實在苦不可言。十九年離家，從上海到天津；又從天津回上海。二十年，從上海到廈門；從廈門到福州，又從福州回廈門。二十一年夏天，又從廈門回上海。輪船在大海中，我是不能飲食，不能行動。吐了一陣，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陣；吐一陣、睡一陣，一直這樣的捱到上岸。每次，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，比我所生的什麼病都苦痛加倍（我想，這種對我身體的折磨，與出家後身體更虛弱而多病有關）。但覺得有去的必要，毫無顧慮，二十三年秋季，又從上海到廈門了（下年春再回上海）。身體的苦，在心力的堅強下，我是不覺得太嚴重的（經濟困難，也不會放在心上）。可是，遇到了複雜的，困擾的人事，我沒有克服的信心與決心。大概的說：身力弱而心力強，感性弱而智性強，記性弱而悟性強，執行力弱而理解力強——依佛法來說，我是「智增上」的。這一特性，從小就形成了，我就是這樣的人。然而，在來臺灣以前，我不能認識自己。我的學友——演培、妙欽、續明們，也不能認識我，不免對我存有過高的希望。來臺的長老法師們，也不認識我，否則也不用那麼緊張了。我所缺少的太多了，能有什麼作為呢？對佛教只有慚愧，對學友們只留下深深的歉意！

二六　最後的篇章

我如一片落葉，在水面上流著，只是隨因緣流去。流到盡頭，就會慢慢的沈下去。人的一生，如一個故事，一部小說，到了應有的事已經有了，可能發生的事也發生了，到了沒有什麼可說可寫，再說再寫，如畫蛇添足，那就應該擱筆了。幼年業緣所決定，出家來因緣所發展，到現在（應該是五十二年——五十八歲就因緣已了）還有什麼可寫可說呢！最後可能寫的，不過是這樣的一則：

╳╳╳年，╳╳╳╳╳╳╳出版。

最後一定會補上一筆的，是：

╳╳╳年╳月╳日，無聲無息的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