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節　教難之概況及其由來

迦王之世，佛教一躍而為印度之國教，遠及異域，炳耀其悲智之榮光。然諸行無常，迦王歿，不五十年而教難起；自爾以來，佛教退為印度文明之波濤，不復為主流矣！迦王歿後，其子達摩婆陀那立。依耆那教徒所傳，王嘗於五印度廣建耆那寺院；其子多車王，則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云。佛元二百零四年，多車王不孚眾望，大臣補砂蜜多羅，握兵權，得婆羅門國師之助，乃弒王而自立。於是冒狸王朝亡，建熏迦王朝。補砂蜜多羅王，信婆羅門教，行迦王懸為厲禁之馬祠，開始為毀寺、戮僧之反佛教行為。佛教所受苦難之程度，傳記多不詳。《阿育王傳》，《舍利弗問經》，極言其寺空、僧絕，有避入南山以僅存者。王歿，佛教乃稍稍復興，然遠非昔日之舊矣。幸補砂蜜多羅王之排佛，僅及於中印，時西北印及南印，非其政力所及也。

教難之來，有內因，亦有外緣。內因者，佛教之興也，不特以解脫道之真，亦以革吠陀之弊而救其窮。泯階級為平等，化天道為人事，即獨住為和合，離苦樂為中道，禁[A1]咒術，闢神權，人本篤實之教，實予雅利安人以新生之道。然自迦王御世，佛教勃興而淳源漸失；彼婆羅門以之而衰蔽者，佛徒則蹈其覆轍矣！部執競興，失和樂一味之風，動輒爭持數年而不決。是非雜以感情，如說一切有者以大天為三逆極惡，大眾者亦於持律耶舍有微詞，此皆自誣自輕以自害也。化外之要求亟而「論藏」興，論興而空談盛。其極也，務深玄不務實際，哲理之思辨日深，化世之實效日尠。至若「雜藏」興而情偽起，「[A2]咒藏」興而神秘熾，每異佛世之舊。而廣致利養，僧流浮雜，則其致命之傷也。迦王崇佛，作廣大布施，動輒以百萬計。建舍利塔八萬四千，修精舍，豎石柱，乃至三以閻浮施。無遮大施，於印度本不足異，然偏為佛教，當不無[A3]妒嫉憤慨者。王大夫人咒訾菩提樹；嗣王及大臣，鑒於府藏之虛，制王而僅得半訶梨勒果供僧，其勢之不可長明矣。釋尊有留乳之訓，輟施之勸，而佛徒莫之覺也。朝野之信施既盛，必有為衣食而出家者，賊住比丘，濫入佛門，事應有之。無淡泊篤實之行，以廣致利養為能，有唱「由福故得聖道」者，有尊「福德上座」者。僧物充積而國敝民艱；淨人為之役，僧侶則空談而享其成。處國難之運，敵教者又播弄其間，毀寺戮僧以掠其金寶府蓄，蓋亦難以倖免矣。昔釋尊垂訓，以廣致利養為正法衰頹之緣，而後世佛徒，卒以此召禍也。雖然，佛徒之內窳未極，遺制猶存，若非外力之鼓動其間，則事不至此。外力者，雅利安貴族之反動是。雅利安人抵五河，成「梨俱吠陀」，奠定其文明之本。次達恆河流域，初則整理祭典而予以神學之解說，成「梵書」，確立婆羅門教之三綱。繼則熏染於東方民族，依「梵書」之極意，發為苦行、禪思、解脫之風，成「奧義書」。「奧義書」興，反吠陀之潮流，以東方新興民族之摩竭陀為中心而蹶起，佛教亦其一也。釋尊以人本、篤實之中道觀，揭慈悲、平等之教，力反吠陀，然於雅利安人優良崇高之傳統，未嘗不取而化之。自俗諦之立場言，佛教乃立足於蒙古族文化，而攝取雅利安文化者。以此，以婆羅門教為思想動力之雅利安人，不以佛教為正統者，且敵視之。自佛教之創立以迄冒狸王朝之亡，凡二百五十年，佛教極一時之盛。婆羅門教雖一時中落，然以千百年來之深入民間，力量雄厚，猶自以印度之國教自居。在政治，有國師其人，能左右政權，得其同意，可擅行廢立。在宗教，即反吠陀者，其哲理亦與「創造讚歌」、「奧義書」等有關。在人民之日常生活，自誕生、婚姻而死亡，自家庭、社會而國家，婆羅門教無不一一見之於實際。政教一貫之婆羅門文明，頗堅韌有力。中落期中，或承禮法之要求，組成幾多之「經書」，「吠陀支分」，及「摩㝹法論」等名著，於階級之別，特為嚴格之規定。或應信仰之要求，鼓吹神之熱信，[A4]毘紐笯、濕婆、梵天，則其有力者也。或應哲理之要求，流出「吠檀多」等學派。積三百年之努力，雖哲理遠不及佛教，神力愚民異佛教，而融宗教為人民生活之全體，則非後起之佛教可及。佛教之失敗，亦在於此。依印度之古例，如純為宗教之爭，則不外集人民而[A5]辯論以定之。中印排佛之出於毀寺戮僧，政治其重心焉。婆羅門教為政治之動力，以冒狸王朝之大一統而危殆；佛教之種族平等、仁民愛物之思想，影響支配乎政治，實婆羅門貴族政治家所痛心者。迦王逝世，適達羅維荼民族勃興於南印，希臘、波斯人進窺於西北，冒狸王朝之政權，僅及於中印。國家受南北之威脅，國王庸懦無能，婆羅門階級乃鼓弄其間，歸咎於佛教之無神、無諍。藉補砂蜜多羅之兵權，廢多車王，行馬祠，以政治陰謀，為廣大之排佛。行馬祠已，西征得小勝，婆羅門者乃大振厥辭。然摩竭陀王朝之衰落，如恆流東奔，勢成莫挽，熏迦朝十傳（僅一百零二年）而至地天王，婆羅門大臣婆須提婆，又得婆羅門國師之贊許而行篡立，別建迦思婆王朝。四傳至善護王，凡四十五年，為安達羅王尸摩迦所滅。婆羅門文明之復起，終無以救摩竭陀王朝之危亡，而階級、神秘，則陷印度於厄運，迄今日而未已。

第二節　教難引起之後果

中印佛教，隨摩竭陀王朝俱衰。熏迦、迦思婆朝，佛教抑抑不得志，僧眾多南遊、北上以避之；促成安達羅中心之南方佛教，迦濕彌羅、犍陀羅中心之北方佛教，為獨特偏至之發展。分別說系，南化於大眾系，北影響於譬喻師，並中印法難後事也。北方事分析，為實在多元論；其極出婆沙師。南方重直觀，明一體常空，其極出方廣道人。一則嚴密而瑣碎，一則雄渾而脫略。迨安達羅王朝入主中印，中印佛教乃稍稍有起色。然摩竭陀中心之中印佛教，夙為分別說系教化之區，以受創深鉅，復興不易，非輸入新思想不為功，時值安達羅文明發軔之期，故取於大眾系者特多。昔迦王之世，分別說系初分，其傳入錫蘭者，樸素可喜；而大陸分別說系則反是，如化地之糅世學，法藏之含明咒，其不必即初分之舊，受安達羅朝文化之熏染而同化耳！本佛所說而衍為學派，彼此各得其一體，分別說系折中其間，尤長。教難而後，南北日趨偏頗，中印佛教則常為折衷而綜合之。此至後期佛教猶爾，惜流於邪正綜合為可憾耳！

佛教因教難而引起之變質，以教務外延，法滅及他力思想為最。佛教攝雅利安人之優良傳統，而實歸宗於中道，與吠陀異趣。摩竭陀東北一帶，受雅利安文化之熏陶而多為蒙古族，宜佛教之能適應而誕育成長也（佛教勢成黃種人之宗教，以此）。教難之先，學理間或出入，而佛則世尊，法則三藏，僧則聲聞，猶大體從同。教難而後，因政治關係而南北分化。僧眾未能注力於攝雅利安人之優良傳統，闡佛教之特質，以謀印度佛教之綜合發揚。以感於教難，乃本世界宗教之見，不崇內、固本、清源，而教化日務外延。萬里傳經，惟恐不及，重廣布而不求精嚴。以隨方而應，即釋尊所深斥者，亦不惜資以為方便。佛教[A6]疊經教難而猶能[A7]遍布於人間，賴此者正多。然不固本，印度佛教日衰；不清源，化達於他方者，雖源承五印而多歧，不盡釋尊之本，可慨者一。生者必滅，盛者必衰，佛教在世間，自當有盡時。然住世幾久，盛而衰，衰而復興，要以佛弟子之信行為轉移，業感非命定也。釋尊制戒攝僧，和合則集[A8]群力，清淨則除邪雜，以是正法住千年，不以人去而法滅。經、律舊傳此說，遙指千年之長時，本以稱譽聖教也。自教難勃興，古人即興千年法滅之感，可謂「言同心異」矣。或說五百，或說千年，法滅之時、地、因緣，一一預記以相警。如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等，其思想彌漫於教界。法滅有期，一若命定而無可移易。雄健之風，蕩焉無存，易之以頹喪；哀莫大於心死，可慨者二。佛弟子自視甚高，淡泊自足，隨方遊化，無需乎政力之助，亦不忍政力之縛。外化，內淨，一本自力，僧事固非王臣所得而問也。迦王誠護正法，然受命之傳教師，即王子摩哂陀，亦悄然南行，不聞煊赫之聲。教難而後，佛弟子感自力之不足，而佛法乃轉以付囑王公大臣。僧團之清淨，佛法之流布，一一渴望外力為之助，一若非如此不足以倖存者。又天、龍護法，聖典有之。僧眾和合清淨以為法，孰不珍護如眼目乎！誠於中者形於外，自力動而外力成，來助非求助也。教難而後，護法之思想日盛，而出於卑顏之求。其極也，聖教之住世，生死之解脫，悉有賴於天神或聖賢之助力。他力思想之發展，一反於佛教之舊，可慨者三。中印法難之關係於未來佛教，豈淺尠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