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[A1]

羅香林先生，承梁任公之說，撰〈玄奘法師年代考〉，堅主奘公享年六十九歲，載於《香港佛教》一——三期。然察其論證，未為平允。奘公為我國傑出之大師，有關中印文化之交流者甚大，近人多所論述。因取而論正之，非敢與時賢故為出入焉。

詳敘奘公一代事跡者，不外三書：(一)、冥詳所撰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（簡稱《行狀》），最為先出。奘公卒於麟德元年（西元六六四年）二月五日。三月十五日，敕京城僧尼以幢蓋送葬。四月十五日，葬於滻東白鹿原。《行狀》說及敕葬而未及葬事，有「捨命時經六十日，頭髮漸生」[A2]之語，可斷為四月初旬，臨葬前所作。(二)、道宣撰《續高僧傳》卷四之〈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〉（簡稱《僧傳》）。道宣卒於乾封三年（西元六六七年），距奘公之卒僅三年。《僧傳》之寫定，當即此二、三年內。(三)、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（簡稱《慈恩傳》），沙門慧立本，釋彥悰箋。慧立為奘公弟子，傳本五卷，未以傳通。臨終以付門人，又復散失，搜購乃全。彥悰為之整理，垂拱四年三月十五日，為之序曰：「乃參犬羊以虎豹，糅瓦石以琳璆；錯綜本文，箋為十卷。」[A3]是知今傳間異慧立之舊。垂拱四年，即西元六八八年，去奘公之卒，已二十四年矣。餘如唐劉軻所作〈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（并序）〉（簡稱〈塔銘〉），撰於文宗開成二年（西元八三七年）。《舊唐書》卷一百九十一之〈僧玄奘傳〉（簡稱〈本傳〉），雖或以唐臣所修國史為本，而實成於後晉之世（西元九三六——九四六年）。文既後出，義多因襲。論奘公之年代，應以前述三書為主。

奘公卒於麟德元年，享壽則有《行狀》之六十三歲說，《僧傳》之六十五歲說，《慈恩傳》（文隱而義顯）及〈塔銘〉之六十九歲說，究以何說為是？茲先檢考三書，察其自身之有否矛盾。(一)、《行狀》有「今麟德元年，吾行年六十有三，必卒於玉花（宮）」[A4]之說，據此，奘公應生於隋仁壽二年（西元六〇二年）。《行狀》謂：「法師年二十有一，以武德五年，於城都受具。」[A5]武德五年為西元六二二年，確為二十一歲。又謂：「貞觀三年（西元六二九年），將欲首塗。……遂即行矣，時年二十九。」[A6]此則自相矛盾；蓋如生於仁壽二年，貞觀三年應為二十八歲。然西遊之年歲，各書俱自相乖違，不應偏責。(二)、《僧傳》有「行年六十五矣，必卒玉華」[A7]之說，異於《行狀》。然如麟德元年為六十五歲，則應生於隋開皇二十年（西元六〇〇年）。武德五年，應為二十三歲，而《僧傳》仍謂：「武德五年，二十有一。」[A8]貞觀三年西遊，應為三十歲，而《僧傳》仍謂「年二十九」。可知道宣之《僧傳》，今本雖主六十五歲說，而於受具、西遊之年，並因襲《行狀》，宜其矛盾。(三)、《慈恩傳》云：「今年六十有五，必當卒命於此伽藍。」[A9]此說同於《行狀》、《僧傳》，但繫於初譯《大般若經》時。顯慶五年（西元六六〇年）正月，初譯《大般若經》；如此時年已六十五，則卒年應為六十九，此即〈塔銘〉六十九歲之所本。據此，奘公應生於隋開皇十六年（西元五九六年）。《慈恩傳》云：「法師年滿二十（即二十一），即以武德五年，於成都受具。」[A10]依六十九歲說，此年實為二十七歲。又云：「貞觀三年秋……遂即行矣，時年二十六也。」[A11]依六十九歲說，此年應為三十四歲。總察三書，雖所說年代，俱不無自相[A12]剌謬之處，此或傳寫致誤。《僧傳》與《慈恩傳》，雖別主六十五、六十九說，而實沿襲《行狀》之說，宜其多所矛盾。

奘公享年，雖三說不同，然並本於奘公——「吾年六十╳矣，將卒於玉華」之傳說。其中六十九歲，決非吾人所敢贊同，茲列其說而後比論之。

《行狀》：「麟德元年正月一日，玉花寺眾及僧等，請翻《大寶積經》。法師……謂弟子及翻經僧等：有為之法，必歸磨滅。泡幻之質，何得久停！今麟德元年，吾行年六十有三，必卒於玉花。……徒眾聞者，無不驚泣。……正月三日，法師又告門人：吾恐無常，欲往辭佛。……九日申時，……曰：某必當死。」[A13]

《僧傳》：「麟德元年，告翻經僧及門人曰：有為之法，必歸磨滅。泡幻形質，何得久停！行年六十五矣，必卒玉華。……遂往辭佛。……正月九日，告寺僧曰：奘必當死。」[A14]

《慈恩傳》：「（顯慶）五年春正月一日，起首翻《大般若經》。……法師翻此經時，汲汲然恒慮無常，謂諸僧曰：玄奘今年六十有五，必當卒命於此伽藍。……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……請翻《大寶積經》。……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，死期已至，勢非賒遠。今欲往蘭芝等谷，拜辭俱胝佛像。」

《行狀》與《僧傳》所說相同，僅六十三與六十五之異，此或傳寫之誤，姑置不論。奘公卒於二月五日，與正月一日相距不過月餘，奘公宣稱將卒於玉華，事固近情可信。《慈恩傳》繫此語於初翻《大般若經》時——顯慶五年（西元六〇〇）正月一日，下距奘公之卒，四年一月有餘。四年以前，奘公即宣稱將卒於玉華，揆之常情，殆難取信！使無《行狀》與《僧傳》，無異說以存疑或否定之，猶得以宗教修持而通釋之。今有《行狀》、《僧傳》之說，文既早出，義復近情，乃覺《慈恩傳》之失實。彥悰自謂：「參犬羊於虎豹，糅瓦石以琳璆；錯綜本文」[A15]，蓋有自知之明矣！羅氏主六十九歲說，責《行狀》「今麟德元年」[A16]之說為難信。麟德乃上年十二月所詔改，奘公說此，究有何不可！退言之，使奘公但言「行年六十有三」[A17]，撰《行狀》者加上「麟德元年」字樣，亦不足以證其謬。蓋繫此語於麟德元年，非《行狀》私說，亦《僧傳》所同。乃羅氏必指此為「違異者一」，誠可異也！

次從奘公出家、受具、西行之年代，以推論三說之孰為允當。為推論便宜計，先論西行之年代。奘公於貞觀三年西遊天竺，為從來所公認。貞觀十八年，奘公自于闐上表，即謂：「貞觀三年四月，冒越憲章，私往天竺。」[A18]二十年，〈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〉亦謂：「奘以貞觀三[A19]年，私往天竺。」辨機《西域記》謂「貞觀三年，杖錫遵路」[A20]；「貞觀三年仲秋朔旦，褰裳遵路，杖錫遐征」[A21]。道宣《大唐內典錄》亦謂：「貞觀三年，出觀釋化。」[A22]是並奘公在世時之文記。此後《行狀》、《僧傳》、《慈恩傳》等，更無異說。然自梁任公考出葉護可汗卒於貞觀二年，而後奘公於貞觀元年西行，乃成不易之定論。

今略為敘述：奘公西去，曾晤見西突厥葉護可汗，並得其助力。然《新唐書．薛延陀傳》謂：「貞觀二年，葉護死，其國亂。」《新唐書．突厥傳》亦謂：葉護死後，「乙毘鉢羅肆葉護可汗，與俟毘可汗，分王其國，拏鬥不解，各遣使朝獻」。《舊唐書》同。此與〈太宗本紀〉「（貞觀三年）冬十一月丙午，西突厥、高昌遣使朝貢」之說合。貞觀三年，葉護已卒。如奘公於三年西行（抵突厥應在四年），則何能與葉護可汗相見？三年西行之說，悖於事實。《僧傳》云：「會貞觀三年，時遭霜儉，下勅道俗逐豐四出。（玄奘）幸因斯際，逕往姑臧。」[A23]考之《舊唐書》，「貞觀元年……八月……關東及河南、隴右沿邊諸州，霜害秋稼」；三年則並無霜儉之事。乃知《僧傳》之三年，實為貞觀元年之誤。元年秋西行，故得見葉護可汗，並得其助力也。

然則諸書何以悉云貞觀三年西行，事殊費解。梁任公之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，以為諸書為依據同一藍本，藍本誤而悉誤。此為唯一合理之解說，蓋古書多屬抄寫，雜以行草，誤讀元年為三年，極為可能。羅君不取此說而創為別解，以為「貞觀三年四月，冒越憲章，私往天竺」，乃「指其西行已達北印之時間而言，非指其自長安出發年月」；「玄奘或已不便明言其昔年曾受高昌王與西突厥可汗遣使護送之事實」。然按之文記，決不如此。奘公見太宗奏對時曰：「玄奘當去之時，以再三表奏，但誠願微淺，不蒙允許。無任慕道之至，乃輒私行。」[A24]《行狀》載：未出玉門關時，有胡人忠告：「國家法，私向外國，罪名極重。」[A25]《慈恩傳》作：「王法不可忤。」《慈恩傳》敘此極詳：「時國政尚新，疆場未遠，禁約百姓，不許出蕃。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，既奉嚴勅，防禁特切。[A26]……未發之間，涼州訪牒又至。云有僧字玄奘，欲入西蕃，所在州縣，宜嚴候捉。」可知「冒越憲章，私往天竺」[A27]，指私出玉門而言。且奘公奏表，於「私往天竺」下，接云：「踐流沙之漫漫，陟雪嶺之巍巍，鐵門巉嶮之塗，熱海波濤之路。始自長安神邑，終於王舍新城。」私往之說，明明若是，何得別解為「已達北印之時」？然此實應為貞觀元年，故三年之說，必為誤寫無疑。

舊傳奘公於貞觀三年西征，《行狀》及《僧傳》作二十九歲；《慈恩傳》作二十六歲，俱不符合。今考定為貞觀元年成行，依六十九歲說，時為三十二歲；依六十五歲說，時為二十八歲；依六十三歲說，則為二十六歲。《慈恩傳》之二十六歲西行說，與《慈恩傳》所持之六十九歲說不相合；《慈恩傳》究何所根據，而定為二十六歲？竊謂：《行狀》作六十三歲，此年適為二十六歲，殊可注意！前來考證，三書所持之年齡，雖不相同，而武德五年，二十一歲（二十歲滿）受具說，《僧傳》及《慈恩傳》，並取《行狀》之說。而西行之年，《僧傳》亦與《行狀》同。可推見關於西行之年歲，本為二十六歲，《慈恩傳》乃據而書之。唯《行狀》及《僧傳》之「六」字，已形誤而傳寫為「九」，致與六十三歲說不符耳。

關於奘公西行之年月，其自于闐上表，作「三年四月」；《西域記》作「三年仲秋朔旦」；《慈恩傳》慧立序作「三年秋八月」[A28]。今知三年乃元年之誤；四月與八月（仲秋）之歧說，應如何決定？今謂應是八月。其理由為：一、《西域記》與《慈恩傳》同，仲秋即八月，明文不應有誤；而四月之四，可能乃以八為草書四字而致誤。二、《僧傳》謂：奘公乘霜儉而西行，《舊唐書》固明記霜害穀稼為八月事。三、考之奘公西去，通過凌山之時，亦應以八月成行為合。茲據《慈恩傳》所載奘公行跡而詳敘之：《釋迦方志》云：「從京師西北行三千三百餘里，至瓜州。」[A29]以每日行百里計，須時三十餘日。而奘公在涼州，「停月餘日」[A30]；至瓜州，又「經月餘日」。「月餘日」，姑以三十五日計，則自長安起行，至瓜州動身，道行及停留，共約一百零五日。據八月初起行以為推算，瓜州動身時，為十一月中旬。次「從此（瓜州）北行，五十餘里……上置玉門關」[A31]。奘公當夜至關；第二夜過第一烽；第三夜過第四烽。次行百餘里（可二日程），失水；「四夜五日，無一滴霑喉」[A32]。夜半得水，「就草池一日停息」[A33]；「更經兩日，方出流沙到伊吾」[A34]。此一艱苦行程，約十三、四日。是則奘公抵伊吾時，已十一月底矣。次在伊吾「比停十餘日」[A35]，「經六日至高昌界」[A36]；「停十餘日欲辭行」[A37]，為高昌王苦留，乃「水漿不涉於口三日」[A38]；第四日，王意迴，「仍屈停一月，講《仁王經》」[A39]。臨行，奉表高昌王致謝。自入伊吾，至別離高昌，約經七旬；則是時已貞觀二年二月中旬。次自高昌西行，七百餘里至阿耆尼（見《釋迦方志》），未有停留，可八日程。次「西南行三百餘里」；又「（川）行七百里」[A40]，至屈支。時為三月初旬；與《慈恩傳》之「時為淩山雪路未開，不得進發，淹停六十餘日」[A41]之情形相合。依《西域記》，凌山固「山谷積雪，春夏含凍」[A42]，非盛夏不宜通行者。奘公約於五月中旬離屈支。「西行二日」[A43]，逢賊；「又前行六百里」[A44]，至跋祿迦國；再「西北行三百里」[A45]而至凌山。五月下旬（或六月上旬），通過凌山雪道，甚為適合。若奘公四月成行，則此時為正、二月間，其不宜通過凌山，至為顯然。故奘公應為貞觀元年八月，西往天竺。

論奘公出家之年，羅君之誤說特多。彼謂：「考玄奘初於洛陽被度為僧，《慈恩傳》與〈塔銘〉，均謂在其年十三歲之年。而《行狀》則謂在大業之際，時年十五歲也。《僧傳》則謂其年在十一歲時。若以玄奘本人所自述者言之，則以十三歲一說為最得實。」然精讀《行狀》、《僧傳》及《慈恩傳》，乃知羅君所說，悉是誤會之談，無一與實際相應。試對列諸文以解之：

察《行狀》、《僧傳》之「時年十五」，《慈恩傳》之「時年十三」，非指奘公得度為僧，乃於淨土寺研學《涅槃經》、《攝大乘論》，登座覆述，而為寺眾推重之時。《涅槃經》三六卷（南本），梁譯《攝大乘論》一五卷，並當時有名之大經大論，文繁義富，年十五（或十三）而能備盡師宗，誠非易事！修學經論，振譽寺僧，《行狀》作十五歲時，《僧傳》亦同，羅君何得妄為分別？至《僧傳》之「年十一」，指其兄攜奘公之洛陽，誦習《維摩經》、《法華經》，亦無十一歲出家之明文。故知羅君所敘，出家有十五、十三、十一之三說，全屬子虛。據此而妄申取捨，自難確當。然據文以推論奘公出家之年，自以十一歲為近之。《慈恩傳》於「將詣道場，誦習經業」[A46]下，接曰：「俄而有勅，於洛陽度二七僧」[A47]，乃得出家。《僧傳》於「年十一，誦《維摩》、《法華》」[A48]下，接謂：「東都恒度，便預其次。」[A49]曰「俄而」，曰「便」，可想見其即十一也。更考之文記，奘公出家，年齡固甚幼小。如：一、永徽三年，奘公安慈恩寺塔基，發願曰：「慶少得出家。」[A50]二、《大唐內典錄》謂：「小年出家。」[A51]三、《行狀》謂：「鄭善果……謂人：此子年齒雖幼，風骨甚奇。」[A52]四、《古今譯經圖記》謂：「鳩車之齡落綵，竹馬之齒通玄。」[A53]推論為十一歲出家，應無不合之處。十五與十三歲，為修學經論振譽之時，不應視為得度之年。《行狀》與《僧傳》之十五，《慈恩傳》作十三，不外傳寫之誤。此如《行狀》之「年六十三」，《僧傳》及《慈恩傳》，傳寫為六十五。據武德五年為二十一歲論之，亦是傳寫之誤。三五互誤，非關傳聞之異。

奘公離高昌時，上高昌王表云「宿因有慶，早預緇門，負笈從師，年將二紀」[A54]，羅君推為「為考定玄奘年代之最大關鍵」。然《行狀》主行年六十三說，應生於仁壽二年（西元六〇二年）。十一歲出家，為大業八年（西元六一二），與「大業之際」[A55]合。依上來敘述，奘公離高昌上表時，為貞觀二年（西元六二八年）二月。出家至此，始末十七年，與「年將二紀」之說，並無不合。將者，將至未至，大抵十六、七年以上，即可稱「年將二紀」也。

《行狀》之「法師年二十有一，以武德五年，於城都受具，坐夏學律」[A56]，《慈恩傳》全同，但作「年滿二十」[A57]。年滿二十，即中國習用之二十一歲。《僧傳》亦同，說「武德五年，二十有一」[A58]。佛制：出家之稱，通於沙彌，故七歲以上，即可出家。受具，即受具足戒。受此具足戒已，名為比丘。此則佛制以「年滿二十」，即二十一歲，乃合法定之受具足戒年齡。故奘公謹遵佛制，武德五年為二十一歲（《行狀》說正爾），於成都受具。坐夏，即安居。佛制比丘，夏三月安居，不得遠行遊化，故亦稱坐夏。比丘受具足戒已，遇安居期，即應夏安居。此在今日，雖多數不知此事，然在印度及隋、唐之際，固為教界所共知者。律說：「五夏以前，專精戒律。」[A59]此非謂不學經論，而是受具足戒已，五年內依止師長，修學戒律，不得離依止師。故依佛制，受具以後，即應坐夏學律。以此，《行狀》及《慈恩傳》所說「年滿二十，即以武德五年，於城都受具，坐夏學律」[A60]，深合佛制。羅君雖長於史，然佛教中事，想未能深知。由於堅主六十九歲說，覺與武德五年二十一歲受具等不合，乃創為別解，曲說萬端：以為《舊唐書．僧玄奘傳》之「大業末出家」，「殆以受具足戒之年為出家之年」；「而此大業十二年，則正為玄奘二十一歲」。以為「受具戒與坐夏學律，本為不同之二事」；「至武德五年，乃於成都坐夏學律。依其生於開皇十六年推算，則是年實已二十七歲」。彼想像為大業末受具，武德五年坐夏學律，不知受具即應坐夏學律之佛制，其誤一。以武德五年為二十七歲，遍與《行狀》、《僧傳》及《慈恩傳》之明文相違，其誤二。解《舊唐書》之出家為受具，反指《慈恩傳》等之受具為誤，臆解無稽，其誤三。實則武德五年，年二十一，為三書所公認。受具坐夏學律，即是受具坐夏學律，不勞別解也。

《舊唐書．僧玄奘傳》，以奘公「大業末出家」，「年五十六」，梁任公深致其不滿之意。然「大業末」，應即《行狀》之「大業之際」[A61]。依《行狀》，推知十一歲出家，為大業八年。時當衰亂之末世，故曰「末」，何用定指為大業十二年？例如「清末」，豈是局指宣統三年？「年五十六」，羅君解說為僧臘，乃加以自己所定之十三歲出家，以之證成生年六十九歲之正確。不知六十九歲說，實從誤繫「年六十五」於顯慶元年而來；十三歲出家，乃羅君誤讀《慈恩傳》而來；六十九歲說又不足取信，何用別解「年五十六」為僧臘？予以為：「年五十六」，或是「年六十五」之傳寫致誤。否則，史書晚出，記載失實而已。

證為六十九歲說而似有可信者，為顯慶二年（西元六五七年）九月，表請入少林寺譯經，中有「六十之年，颯焉已至」[A62]之句。如奘公卒年六十三，則顯慶二年為五十六歲；若卒年六十五，亦為五十八歲，並與「已至」之語不合。若卒年為六十九歲，則顯慶二年為六十二歲，乃能與「六十之年，颯焉已至」相合。然詳考之，奘公自述，間亦自相違異。顯慶二年二月，奘公隨帝至洛陽，因回鄉省視先塋，乃表請改葬父母。表有：「玄奘不夭，夙鍾荼蓼。兼復時逢隋亂，殯掩倉卒，日月不居，已經四十餘載。」[A63]若依六十九歲說，依羅君之十三歲出家說（父母應先已去世），則父母去世，應為西元六〇七年（大業三年）。至顯慶二年，已經五十一載，與「四十餘載」說不合。反之，如依年六十三說，十一歲出家為大業八年（西元六一二）。《僧傳》有「（兄）以奘少罹窮酷，攜以將之」[A64]之語，父母之喪，在出家之前，為出家之重要原因。如父母亡於奘公十歲之年（西元六一一），則至顯慶二年為四十七年，與「四十餘載」說合。即以年六十五計，則顯慶二年，去父母之喪為四十九年，亦尚可通。該年春秋二表，顯有乖違，如偏執「已至」之句，則與一切文記相乖違，故應別求解說。以，古每寫作㠯；已與以，古多通用。故可解說為：「已至」乃「且至」之訛奪。如「六十之年，颯焉且至」，則行狀之年六十有三說，無有不合者矣。

吾今獨取《行狀》所說，奘公享年六十有三者，理由為：(一)、《行狀》最先出。(二)、武德五年，為二十一歲；此與六十三歲說相合。且此不特《行狀》所說，亦《僧傳》與《慈恩傳》所共說。(三)、奘公西行，應為貞觀元年。《慈恩傳》作時年二十六，與《慈恩傳》之六十九歲說不合，反與《行狀》六十三歲合。此應慧立作傳，猶見及古說。至《行狀》與《僧傳》作年二十九，悉與自說相乖，故決其本為二十六，而誤寫為二十九。(四)、貞觀二年，表謝高昌王，有「負笈從師，年將二紀」[A65]之語。與《行狀》相合，時出家已十七年。(五)、顯慶二年表奏改葬父母，謂父母之喪，「已經四十餘載」。亦與《行狀》合，時去父母之喪，約四十七年。唯一不合，為當年表奏所說「六十之年，颯焉已至」。然如依此而信六十九歲，不但與一切文獻相乖，即與當年表奏之「已經四十餘載」亦不合。不應偏取片文隻語，故應解「已至」為「且至」，則《行狀》所傳之六十三歲說，一切均合。

《僧傳》雖大致可通，但多一不合，即「武德五年，二十一歲」[A66]之說。故以《行狀》之說為正；而以《僧傳》之六十五說，為六十三之誤傳也。

依《行狀》所說，考定奘公之年代如下：

• 一、奘公生於隋仁壽二年。

• 二、奘公出家於隋大業八年，時年十一。

• 三、唐武德五年，奘公受具足戒，時年二十一。

• 四、貞觀元年八月西行，時年二十六。

• 五、貞觀二年，表謝高昌王。時年二十七，出家已十七年。

• 六、貞觀十八年，還抵于闐，表奏。時年四十五，西遊已十七年。

• 七、貞觀十九年春，還至長安，時年四十六。

• 八、顯慶二年，至洛陽，改葬父母，時年五十六。

• 九、顯慶二年秋，表請入少林寺譯經。

• 十、顯慶五年，初譯《般若經》於玉華宮，時年五十九。

• 十一、麟德元年二月，卒，時年六十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