漢明帝與《四十二章經》[A1]

佛教的傳入中國，歷來史家所公認的，是「漢明感夢，初傳其道」（《高僧傳》）[A2]。這一傳說的最早記錄者，是〈四十二章經序〉、《牟子理惑論》。《牟子理惑論》是漢獻帝時候的作品（約西元二〇〇年頃），說到了明帝夢見金人，遣使求法。〈四十二章經序〉敘述明帝的遣使求法，與《牟子理惑論》大體相同，多少簡略一點。《牟子理惑論》已明顯的引用《四十二章經》，所以〈四十二章經序〉應曾為《牟子理惑論》所參考。早在桓帝延熹九年（一六六），襄楷疏上《太平清領書》，也有引用《四十二章經》的痕跡（參湯用彤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前四章）。〈四十二章經序〉稱明帝為「昔漢孝明皇帝」[A3]，可見〈四十二章經序〉的寫作，在明帝以後。那麼，漢明帝夢見金人、遣使求法的開始記錄，總在明帝以後，到桓帝延熹年間（七六——一六六）[A4]，不能不說是古老的傳說了！

事實上，佛教的流行中國，比明帝永平時代要早得多。明帝的異母弟楚王英，建武二十八年（五二）到楚國去。《漢書．楚王英傳》，說「英晚節更喜黃老學，為浮屠齋戒祭祀」[A5]。永平八年（六五），楚王英奉縑贖罪，詔曰：「楚王誦黃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。潔齋三月，與神為誓，何嫌何疑，當有悔吝！其還贖以助伊蒲塞、桑門之盛饌。」[A6]據此，那時佛教的年三（月）齋，以及出家（桑門）、在家（伊蒲塞）弟子，供僧等制度，都已在中國流行。受到楚王的信仰、明帝的尊重，可想見當時的佛教情況，已相當的發達。更早一些，「昔漢哀帝元壽元年（前二年），博士弟子景盧，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。曰後立者，其人也」（魚豢《魏略．西戎傳》）[A7]。博士弟子景盧，《世說新語．文學》注作「景慮」。《魏書．釋老志》作「秦景憲」；《通典》作「秦景」；《通志》作「景匿」。其中比較通行的，是景憲。景，是楚人的大姓。盧、慮、憲、匿，都只是傳寫的不同。這一傳說，是有確實來源的。宋董逌《廣川畫跋》卷二也敘述此事，說是「引晉中經」的。梁阮孝緒〈七錄序〉，說晉中經簿有佛經書簿十六卷（《廣弘明集》）；而《隋書．經籍志》，說晉中經源出魏中經。這可見魏晉的王家（「中」）藏書中，有十六卷佛經；景憲從大月氏使取受的佛經，也在其中。《魏略》說「後立者，其人也」；《世說新語》注作「後豆」。「後」是復字的訛寫，「後豆」——復豆即佛陀的古譯。這是說景憲所受的那卷佛經，佛是譯作「復豆」的。這是確而可信的傳說，可說是佛經的最早傳譯了！

我相信，佛教的傳來中國，比這還要早一些。

中國國史及中國佛教史，以漢明帝夢見金人、遣使求法為佛教的初傳，決不會是無因的。當時佛教界，應該有一番盛事，受到國家的正式尊敬，這才以此為佛教傳入的開始。先將《牟子理惑論》有關此事的記載錄下來，再來分別考察：

昔孝明皇帝，夢見神人，身有日光，飛在殿前，欣然悅之。明日，博問群臣，此為何神？有通人傅毅曰：「臣聞天竺有得道者，號之曰佛，飛行虛空，身有日光，殆將其神也！」於是，上悟，遣使者張騫、羽林郎中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，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，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。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，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；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。明帝存時，豫修造壽陵，陵曰顯節，亦於其上作佛圖像。[A8]

明帝夢見的神人，〈四十二章經序〉作「身體有金色，項有日光」[A9]；《後漢紀》作「金人長大，項有日月光」[A10]。金色的、長大的、項有圓光的，這當然是佛。明帝有此金人的瑞夢，雖僅記錄於〈四十二章經序〉，但明帝有金人的瑞兆，卻確實見於史書。漢初，自以為得土德；光武二年，才改定為火德。但一般還以為是土德的，如王充《論衡》說：「土色黃；漢土德也，故金化出。」漢得土德，就有土德的符瑞，如〈明帝本紀〉說：「十一年，漅湖出黃金，廬江太守以獻。」在本紀中，湖出黃金的符瑞，還不覺得與金人有關，但讀到晉葛洪《抱朴子．外篇》——「靈禽嗈喈於阿閣，金象焜昱乎清沼」，就顯見與金人有關了。老莊學者鮑敬言，不信漢代所傳的符瑞，以為這不過是「王者欽想奇瑞，引誘幽荒」。葛洪引了上面的事實，證明符瑞的不召自來，非「卑辭所致，厚幣所誘」得的。其中「靈禽嗈喈於阿閣」，在漢宣帝、明帝、章帝時代，都是有的。而「金象焜昱乎清沼」，那唯有明帝十一年漅湖所出的黃金了。本紀說「金」（其實水裡發現幾塊黃金，說不上祥瑞），《抱朴子》說是「金象」，這是值得重視的事！金象就是金人，《後漢書．王景傳》也明白的說到：「先是杜陵杜篤，奏上〈論都賦〉，欲令車駕遷還長安。耆老聞者，皆動懷土之心，莫不眷然佇立西望。景以宮廟已立，恐人情疑惑，會時有神雀（就是「靈禽嗈喈於阿閣」）諸瑞，乃作《金人論》，頌洛邑之美、天人之符。」王景的《金人論》歌頌定都洛陽以來的人和天瑞。「神雀」以外，特別以「金人」為題，可想見當時確有「金人」的祥瑞，不只是晉《抱朴子》「金象」的傳說了。金人即金象，不僅是民間的傳說，還見於朝廷的頌贊。這是皇漢的符瑞，也是佛教東來的瑞兆；明帝的夢見金人，應該與此有關。

因明帝的問起金人（金象），而有人談到佛的，是傅毅。《漢書．文苑列傳》有〈傅毅傳〉。說到「通人」，王充《論衡》說「通人胸中，懷百家之言」；「通人之官，蘭臺令史（皇家圖書館長），……班固、賈逵、楊終、傅毅之徒」。通人是綜貫百家的，尊漢德而薄三代的，文華與武功並重，不信儒家的讖記、方士的仙術，代表當時進步而踏實的學者。傅毅是這一型的學者，知道西方有佛，應該是可以信任的。

明帝遣使求法，〈四十二章經序〉與《牟子理惑論》所敘的求法使，都是實有其人，也多少與西域有關。但說到奉明帝的命令去求法，都是不可能的。一、「使者張騫」，這是眾所周知的西域使者，到過大月氏。但他是漢武帝時人，比明帝早二百年。遣張騫去西方求法，〈四十二章經序〉的作者，似乎太缺乏歷史的觀念了。梁劉孝標的《世說新語》注，引《牟子理惑論》，只說「遣羽林將軍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等」，刪去張騫。梁慧皎《高僧傳》，取郎中蔡愔說而不取張騫，大概都是覺到這時代的錯誤吧！二、秦景，實就是秦景憲或景憲，確乎在大月氏王使伊存那裡，受過浮屠經。但秦景是哀帝時人，他如能生存到明帝時代，也要接近百歲了。百歲老翁，派他去通過流沙、雪嶺去求法，當然是不會有的事。三、王遵是光武時人，〈隗囂傳〉中有他的事跡。王遵曾到過隴西，晚年的事蹟不明。但他是軍人，與「博士弟子」的身分不合。

〈四十二章經序〉的作者，知道《四十二章經》是明帝時代傳來的，卻不知道譯者是誰。他聽到明帝有金人的瑞兆、遣使求法，也根本不知道派遣的是誰。這才將與西域有關的張騫、秦景等寫在上面。這是一位平凡的信仰者！雖然錯誤太多，但憑此序而引起我們注意，知道明帝時代有金象的符瑞，還是有價值的！

明帝的時候，江淮一帶的佛法，相當流行；這從楚王英的奉佛、供僧、持齋，而可以理解出來。所以漅湖發現金象，作為國家的符瑞，而引起國家對佛教的尊敬，是並不希奇的。當時，遣使求法，而有《四十二章經》，被珍藏於蘭臺石室。可惜〈四十二章經序〉的作者，不知道譯者是誰、派遣的使者是誰。對於這，南齊王琰《冥祥記》，說是：「初使者蔡愔，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，齎優填王畫釋迦佛像（來），帝重之，如夢所見也。」[A11]使者蔡愔與摩騰同來，王琰說「如諸傳備載」[A12]，他是有所據的，摩騰與《四十二章經》的傳譯有關。從《四十二章經》來說，一般流通的《四十二章經》，是宋守遂所傳的，經過禪宗大德糅合了禪家的辭句，所以曾引起近代學者的誤會，認為充滿禪宗色彩的《四十二章經》，是晚出的偽經。其實，別有《四十二章經》古本，編在《宋藏》與《麗藏》。古傳的《四十二章經》，道安的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（西元三四七作）雖沒有記錄，但西晉惠帝時（西元二九〇——三〇六）的支敏度，已記錄「孝明皇帝《四十二章》」[A13]了。劉宋時作的《別錄》，說《四十二章經》有二本，支謙第二譯，「與摩騰譯者小異」[A14]。這可見摩騰的初譯《四十二章經》，在王琰以前，早有了明文的記錄。考察起來，這是完全正確的！古代的《四十二章經》，曾有二譯：(一)、漢譯，桓帝時的襄楷、獻帝時的牟子，都曾引用過，辭句比現存本要古拙一點。牟子與〈四十二章經序〉所說的「《四十二章》」，就是漢譯本。但〈四十二章經序〉的作者（牟子只是引用而已）只說到十二使者去大月氏取經，卻沒有說譯者是誰，也沒有說有否大德同來。但這是不說，不能說沒有，《四十二章經》是應有譯者或口授者的。(二)、吳支謙譯：《別錄》說它「文義允正，辭句可觀」[A15]。現存的《宋藏》本，就是這第二譯。支謙是一位漢化的月氏人，他對於漢支讖譯的《首楞嚴經》、《道行般若經》，吳維祇難譯的《法句經》，都曾加以文辭的修潤。《四十二章經》的支謙再譯，也許就是文義的修潤。有了支謙的新譯，《別錄》在說明前後二譯時，才說到漢摩騰的初譯《四十二章經》。這雖然記錄得遲一點，但漢譯是應有譯者的。如沒有積極的文證證明漢譯本不是摩騰所譯，那對於漢明帝時摩騰譯《四十二章經》的傳說，是應加以信任的。漢譯〈四十二章經序〉，說使者張騫等，不說譯者是誰，是中原的傳說。漢末，傳到交廣，被牟子採用了。吳譯《四十二章經》，是江東支謙譯的；說漢譯是摩騰所譯，這是江東的傳說。這一傳說，被《別錄》採用了。王琰的使者蔡愔與摩騰同來，也是屬於江東的傳說。中原的傳說，譯者不明，使者又多是不可能的。反之，江東的傳說，說使者蔡愔與摩騰同來，說摩騰譯經，並沒有顯著的矛盾。為了辨別漢、吳二譯，才提到漢摩騰的譯經。記錄雖遲一點，卻屬於學者的傳聞。比起〈四十二章經序〉來，可信的程度要高得多！

《四十二章經》的舊譯與新譯，中原與江東的不同傳說，原是分明的。但在梁慧皎的《高僧傳》中，糅成一團；古來傳說的真面目，從此迷糊不清。慧皎《高僧傳》說「郎中蔡愔、博士弟子秦景等」[A16]，這明是二種傳說的糅合。說使者到了月氏，請了攝摩騰與竺法蘭二人；摩騰與竺法蘭，合譯了《四十二章經》。慧皎不談支謙的再譯，卻添上一位竺法蘭，使人感到可怪！其實，竺法蘭是確有其人，確與《四十二章經》有關。梁寶唱《名僧傳》，說《四十二章經》是竺法蘭譯的。梁僧祐《出三藏記集．支謙傳》說：「支謙……太子登位（二四一），遂隱於穹隘山，不交世務，從竺法蘭道人，更練五戒。」[A17]這可見竺法蘭與支謙有關，是漢末吳初時人。支謙從他修學，也許支謙的再譯《四十二章經》，曾請教過竺法蘭（所以有竺法蘭譯《四十二章經》的傳說）。關於《四十二章經》，慧皎不應該略去支謙的再譯；不應該把支謙同時的竺法蘭，提前到漢明帝時代（《高僧傳》說竺法蘭來中國遲一點，也就洩漏了此意）；更不應該把《四十二章經》的前後二譯，作為二人的合譯本。總之，慧皎糅合說，是完全錯了！然而梁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支謙的傳說、慧皎的糅合說，儘管有多少不同，而「孝明皇帝《四十二章》」、明帝遣使求法，還是彼此一致的！

到中國來傳譯《四十二章經》的摩騰，《高僧傳》作攝摩騰，《出三藏記集》作竺摩騰，《冥祥記》作迦葉摩騰。這位弘傳佛法的大師，在初期佛教的發展中，曾起過重大的作用。以我的研究，燕昭王時的尸羅，秦始皇時的釋利防，都是攝摩騰故事的變形。東晉王嘉的《拾遺記》說：「（燕昭王）七年，沐胥之國來朝，則申毒國之一名也。道術人名尸羅，……于其指端，出浮屠十層，高三尺。」隋費長房的《歷代三寶紀》說：「（秦）始皇時，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，齎經來化；始皇弗從，遂禁利防等。」尸羅、釋利防、攝摩騰的傳說，粗看起來，都是片文孤證，不足為據。而且尸羅與釋利防的故事，近於神話。但仔細考察，覺得彼此間大有共同性。在名字上，尸羅與釋利防，是同名異譯，是誰都可以承認的。釋利防大概是舍利弗 [A18]Śāriputra 的音譯，摩騰與 putta 也是相近的（ＭＰ通轉）。不但名字相近，從西方到中國來，都有開始弘傳佛教的意味。這是同一事件的不同傳說。同一事件而能成為多樣的傳說，可想見原始事件必是影響社會很深切的。在這不同傳說中，攝摩騰的譯經建寺，記錄最早，當與事實相近。到底經過了長期的傳說而後見於記錄，所以有關的攝摩騰的事跡，如國籍的是月氏還是天竺，譯經的是口譯還是帶原本來中國，佛像的西方帶來還是從中國畫出，都是不能確定的。不過，這是枝末問題，而摩騰從西方傳來經像，始終是一致的。

漢明帝時，〈四十二章經序〉說「起立塔寺」，《牟子理惑論》說「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」[A19]，《冥祥記》說「白馬寺」：中國的佛寺，從此開始建築。塔，是梵語塔婆的簡稱，原是印度埋骨的建築物（塔是高顯的意思，與中國的墳，意義一樣）。佛涅槃後，供養佛舍利（骨）的，稱為佛塔或舍利塔。後來，供養佛的經典或佛的畫像、塑像、雕像，也稱為佛塔，佛塔是供佛的所在。寺，這是中國固有名詞，與印度的僧伽藍相近，是僧眾的住處。為什麼在中國稱為寺呢？寺的本義是「近侍」。古代從家而擴大為國，所有國家的行政，起初都不過在王家近臣的手中；行政的公署，也就稱為寺。《漢書．元帝紀》注：「凡府廷所在，皆謂之寺。」在漢代，寺是中央與地方的政事機關。不過帝王的近侍集團，也還特別的稱為寺。寺在漢朝，是朝廷、官廳；佛教在此時建築道場，也稱為寺，這不能不說與國家有關。古人有這樣的傳說：攝摩騰初從西域來，最初住在鴻臚寺（這是招待諸侯及四方邊民的），所以佛教的道場，也就稱為寺。這是非常近情的。當時，〈經序〉只說造寺，《牟子理惑論》沒有說什麼寺，卻說「寺在洛陽城西雍門外」。牟子到過洛陽，他的敘述，至少是當時的事實。王琰說是白馬寺。《水經注》與《洛陽伽藍記》，都說白馬寺西陽門外；西陽是雍門的別名。西晉竺法護的譯經記中，也曾說到「洛陽城西白馬寺」、「洛陽白馬寺」。這些記錄，與《牟子理惑論》所說的完全相合。漢明帝時初建的，是洛陽西門外的白馬寺，應該是確實可信的。

從上來的考察，漢明帝夢見金人、遣使求法的故事，大致是這樣的：明帝永平十一年，廬江郡太守獻上漅湖所發見的金象——金人。這是一件難得的祥瑞！在朝在野，都歸功於聖天子的明德，歌頌皇漢的太平。明帝心裡非常歡喜，歡喜得夢中也見到金人的飛行。一天與朝臣說起，通人傅毅說：天竺有聖人，名叫佛，是身作金色的。佛的教化，從天竺到西域，也多少流行來中國。金人的瑞應，或許是西域佛教贊助聖明的瑞兆吧！永平十六年春天，「命將帥北征匈奴，取伊吾盧地，遂通西域」（《後漢書．西域傳》）。十七年春天，「西域諸國，遣子入侍」（〈明帝紀〉）。那個時候（從明帝十一年到十七年），蔡愔奉使去月氏，受明帝的囑付，請了一位德學兼優的攝摩騰大師，帶著經像到中國來。到了洛陽，先在鴻臚寺住下。明帝召見攝摩騰，摩騰奉上《四十二章經》與佛像。明帝見圖繪的佛像，與過去所見的一模一樣，生起敬心。除了把《四十二章經》珍藏在蘭臺石室而外，特別在洛陽西門外，建了一所佛寺，為大漢與皇上祝福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