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項　佛教中國與邊地

佛教廣大流行起來，在佛化的區域內，首先出現了佛教中國（Madhyadeśa janapada）與邊國（[A1]Pratyanta-janapada）的分別。大迦旃延（Mahākātyāyana）遊化到阿槃提（Avanti），教化億耳（[A2]Śroṇa-koṭikarṇa）出家，因為當地的出家人少，得不到十師而延遲了受具足戒的時間。受戒後，億耳到舍衛城（Śrāvastī）來見佛，佛才方便的制定：邊地可依五師受具足戒。從此，佛教有了中國與邊地的分別。依佛教的定義，佛陀在世遊化到的區域，是「中國」。佛不曾到達，沒有佛法或佛法經弟子們傳來的區域，是「邊地」。婆羅門教舊有中國的名稱，是婆羅門教的教化中心區；佛教也就以佛的遊化區為中國——佛教的文化中心區，並由此而向外延[A3]伸出去。佛教中國的界限，出於律典而略有不同[1]：

比較不同的傳說，《十誦律》與《銅鍱律》最相近，只是《銅鍱律》多一東南方，《十誦律》多一東北方。東方的 Kajaṅgala，即《大唐西域記》的羯朱嗢祇羅國，在瞻波（Campā）以東四百餘里，推定為現在的 Rājmahāl，地在恒河右岸。《根有律皮革事》作「奔荼水奔荼林」，那顯然是越過恒河，到達《西域記》所說的「奔那伐彈那」（[A7]Puṇḍravardhana），或譯分那婆陀那（見《阿育王經》）了。西方的「住婆羅門聚落」，推定為現在的 [A8]Sthāneśvara，即《西域記》所說的薩他泥溼伐羅國，地在摩偷羅（Madhurā）附近。傳說佛沒有入摩偷羅城，因為摩偷羅城有五種過失：地不平正，多塵，狗兇猛，夜叉暴惡，乞食難得[2]，所以摩偷羅在中國邊緣以外。北方的優尸羅山，推定為現在 Haridwar 以北的 [A9]Usīra-giri 山。南方的地點不明。這是近代研究所得的一般結論[3]，大致可信。但佛教中國的南方，經中佛與舍利弗（[A10]Śāriputra）、阿難（Ānanda）、富蘭那（Purāṇa）等，都有從南山（Dakṣiṇāgiri）到王舍城（Rājagṛha）的記錄[4]。南山不會遠在阿槃提，應在王舍城以南，遠也不會越過[A11]北迴歸線。《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》，對「佛陀教化及其地區」，從經律中所說的遊歷路線，聖典所載的說法處所，成道後安居的地點，歸納出佛陀遊化的地區，大致與佛教中國相合[5]。赤沼智善《原始佛教之研究》，所說佛陀遊化往來路線：如從舍衛城出發，經沙祇（Sāketa）、阿荼脾（[A12]Āḷavī）而到拘睒彌（[A13]Kauśāmbī）。從此向東，經波羅奈（Bārāṇasī）到王舍城。王舍城北上，經巴連聚落（Pāṭaligāma）——後來的華氏城，渡河到毘舍離（[A14]Vaiśālī）。向北經波婆（Pāvā）、拘尸那（[A15]Kuśinagara），轉西到迦毘羅城（Kapilavastu），再進又回到了舍衛城[6]。這一主要的遊行圈，從王舍城到舍衛城，東西兩大重鎮，包括當時的主要化區。從王舍城向東，到瞻波，更東到羯朱嗢祇羅。從王舍城向南，到南山。從拘睒彌（或舍衛城）向西，到摩偷羅附近，或向西北到拘留（Kuru），那是現在的 [A16]Dehli 一帶。佛陀遊化的地區，是恒河流域，主要是中下流域。佛教以這一地區為中心，而向外擴展開來。

在佛陀的遊化區域中，東方摩竭陀（Magadha）的王舍城，西方拘薩羅（Kośalā）的舍衛城，是佛化的兩大重鎮。佛法不一定在都市；依後代的佛教史所見，佛教的力量源泉，並不在都市。但文化高，經濟繁榮地區，尤其是政治重心的都市，對教化的開展來說，到底是非常重要的。佛教中國的向外開展，北是希馬拉耶山區（[A17]Himālaya），南是南山，在當時是文化經濟的落後地區，離政治中心又遠，所以向南北發展是不容易的。向東，渡過恒河是奔那伐彈那；再向東又是大河，那是遠從西藏方面流來的布拉馬普特拉河（Brahmaputra）。大河障隔，那邊的文化經濟都落後，所以佛教向東發展的，是沿恒河而下到海口；再沿海岸向南，或乘船到海外。東、南、北，受到環境的限制，所以佛教的向外發展，重心放在向西——恒河上流而推進。釋尊時代，就有大迦旃延的開化阿槃提，富樓那（Pūrṇa）的教化西方輸盧那（輸那西方 [A18]Sunāparanta），積極的向西方邊地推進了。

在佛教向西開展中，出現了中國與邊國，邊地佛教與中國佛教對抗的事實。據釋尊四十五年安居的傳說，在成佛二十年以後，一直都在舍衛城安居（末年在毘舍離）[7]。傳說阿難侍佛二十五年[8]。這可以理解出：在釋尊教化的後半期，定居舍衛城的時間多，而早期宏化東方的王舍城，反而少去了。恒河南岸（東方）的「摩竭、鴦伽二國人，皆信樂苦行」[9]，這也許是提婆達多（Devadatta）的「五法是道」，摩訶迦葉（Mahākāśyapa）的「頭陀行」，受到相當推重的原因！佛多住舍衛城，舍利弗與大目犍連（[A19]Mahāmaudgalyāyana），成為協助教化的「雙賢弟子」[10]，被稱為眾比丘的生母與養母[11]。舍利弗與大目犍連的學風，是與阿毘達磨（Abhidharma）密切相關的[12]。到了佛入涅槃，王舍城舉行結集：大迦葉是上座，阿難集出「經」，優波離（Upāli）集出「律」，成為佛教界公認的大德。後來，阿難留在華氏城（Pāṭaliputra）與毘舍離宏法；而重律的，卻與西方（論法）系融合而向西發展。東方是重法（經）的，西方是重律而又重阿毘達磨的，兩大系逐漸形成。佛滅百年（一世紀中），為了毘舍離跋耆（Vṛji）比丘的受取金銀，引起西方與東方的大諍論。當時舍衛國佛教，已失去領導地位；西方系的中心，已移到摩偷羅。三菩陀——商那和修（Sāṇavāsi）在摩偷羅教化；西方的支持者，波利耶（[A20]Pāṭheyya）比丘，阿槃提、達[A21]嚫那（Dakṣiṇa）比丘。當時的論諍，跋耆比丘宣說：「一切諸佛皆出東方，長老上座莫與毘耶離中國比丘鬥諍」[13]！這是東方與西方，也是中國與邊地佛教的抗爭，而勝利屬於邊地的西方。勝負的關鍵，在拘舍彌的離婆多（Revata）。商那和修他們，想獲得他的支持，遠遠的來訪問他，他聽見就先走了。一直追蹤到薩寒若（Sahajāti），離婆多為他們的熱誠所感動，加入了西方陣營[14]。從他起初一直走避來說，顯然並不想參預雙方的爭執。在地理上，拘睒彌是佛教中國的西部，可說在東西之間。國名跋蹉（Vatsa, P. Vaṃsa），即「犢（子）」。佛教發展到七百結集時代，由於佛教的分頭發展，區域遼遠，師承不同，分化的情勢已逐漸表露出來。如華氏城、毘舍離一帶的東方系，是大眾部（[A22]Mahāsāṃghika）的前身。跋蹉的拘睒彌一帶，後來的犢子部（[A23]Vātsīputrīya），就依此而發展出來。摩偷羅是西方：由摩偷羅而南下的，阿槃提、達[A24]嚫那比丘，是分別說部（[A25]Vibhajyavāda）的前身。摩偷羅與拘睒彌，有過長時期的融合；其後由摩偷羅而向西北發展，成為說一切有部（[A26]Sarvāstivāda），犢子部也就分離了。這一形勢，就是佛教破散為三眾或四眾的實際意義[15]。邊地佛教的發展，為重法與重律——部派分化的重要原因。

第二項　阿育王與佛教的隆盛

阿育王（Aśoka）時代，佛教在相當發展的基礎上，因阿育王的誠信佛法，印度佛教進入了世界佛教的時代。在佛教史上，這是最珍貴的一頁！阿育王灌頂於西元前二七一年（姑依此說）。灌頂第九年，征服羯錂伽（Kaliṅga）。由於深感戰爭的殘酷，加深了佛法的信仰。阿育王曾巡禮佛的聖[A27]跡；修建佛舍利塔；派正法大臣去鄰邦；推派佛教大德去各方宏布佛法：這都是可信賴的事[A28]跡。在佛教史中，這是重要的環節，對當時及未來分化的意義，應該多加注意！不幸的是佛教自身，南方錫蘭所傳的《島史》、《大史》、《善見律》等；與北方罽賓（[A29]Kaśmīra）所傳的《阿育王傳》（《阿育王譬喻》）[1]，《大唐西域記》等，所說幾乎完全不同。二十多年前，我為此曾寫過〈佛滅紀年抉擇[A30]談〉，作比較的研究。以現在看來，寫得並不理想，但重要的觀念，還自覺得不錯。如說：

「育王及優波毱多的並世護法，為本傳（《阿育王傳》）中心。阿育王——王統部分：一、如來授育王記；二、育王以前的王統；三、育王的光大佛教事業；四、育王卒；五、育王以後的王統，與弗沙蜜多羅的毀法。關於優波毱多——法統部分：一、如來授優波毱多記；二、毱多以前的法系；三、毱多的弘法事業；四、毱多付法入滅；五、未來三惡王毀法，與拘舍彌法滅的預言」[2]。

「罽賓所傳的阿育王傳，是譬喻集。罽賓學者……纂集的主要事情，是阿育王的護法史，西方上座系傳法的情況，並非為了（宣揚）罽賓的佛教而編集。錫蘭所傳……的目的：一、將王舍城第一結集，毘舍離第二結集，華氏城第三結集（這是主要目的），以為結集的重要人物，都是自宗的師承，以表示銅鍱部——錫蘭佛教的正統性。二、育王因兄子泥瞿陀出家而信佛；王弟帝須以分別說者的曇無德為師；王子摩哂陀以分別說者的帝須為師；錫蘭佛教由阿育王兒女傳去；錫蘭的菩提樹，是阿育王命女兒送去。分別說系，阿育王家，錫蘭佛教——三者的密切結合，是《善見律》等編輯的主要目的。……所以從作者的心境說，罽賓所傳比錫蘭所傳，要客觀得多」[3]！

北方傳說的中心人物，是優波毱多（Upagupta），住摩偷羅（[A31]Madhurā）優樓漫荼山（Urumaṇḍa）的那羅跋利寺（Naṭabhaṭikā）。因東方上座[A32]雞頭摩寺（[A33]Kukkuṭārāma）耶舍（Yaśa）的推薦，受阿育王的迎請到華氏城（[A34]Pāṭaliputra）；毱多教王修塔，並巡禮聖[A35]跡。南傳的中心人物，是目犍連子帝須（Moggaliputta Tissa），華氏城人。育王的兒子摩哂陀（Mahinda），從目犍連子帝須出家。帝須知道華氏城佛教要發生諍論，避到（摩偷羅的）阿烋恒伽山（Ahogaṅga）去。後受阿育王的迎請（迎請方式，與優波毱多一樣），到華氏城息滅諍論，舉行了第三結集，並推派大德到各方去傳教。這[A36]裡面，特別是迎請一事，完全相同，所以或推想為目犍連子帝須，與優波毱多為同一人，只是南北的傳說不同[4]。這是未必如此的！阿育王禮敬的大德，那[A37]裡只是一人？不過佛教各系，以自宗傳承的大德，傳說為育王迎請的唯一人而已！如南傳所表示的，分別說者（[A38]Vibhajyavāda）、阿育王家、錫蘭佛教緊緊的聯結在一起，以表示其正統性；如超越宗派的立場，是難以信受的。傳說的目犍連子帝須，日本學者舉出《舍利弗問經》的話，而推定為就是優波毱多[5]。經上這樣(大正二四．九〇〇下)說：

「目[A39]揵羅優波提舍，起曇無屈多迦部」。

曇無屈多迦（Dharmaguptaka），就是法藏（或譯法護）部。在《部執異論》中，作「此部自說勿伽羅是我大師」[6]。目犍連子帝須，自稱「分別說者」，法藏部正是分別說所分出的。勿伽羅——目犍連是我大師，實指佛陀時代的大目犍連（[A40]Mahāmaudgalyāyana）。《舍利弗問經》的「目[A41]揵羅優波提舍」，優波提舍（Upatiṣya）是舍利弗（Śāriputra）的名字，所以目犍羅優波提舍，就是大目犍連與舍利弗——阿毘達磨論師。法藏部遠推這二位為宗祖；法藏部所傳的論，與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相近。這麼說來，分別說者所宗的「目[A42]揵羅優波提舍」，被傳說為目犍連弗（子）帝須，是很有可能的。不過，我以為當時的確有一位叫帝須的大德，如《大悲經》卷二(大正一二．九五四上)說：

「摩偷羅城優樓蔓茶山，有僧伽藍，名那馳迦。於彼當有比丘，名毘提奢，有大神通，具大威力，正智得道，多聞無畏。持修多羅，持毘尼，持摩多羅迦。於諸梵行，示教利喜，說法不倦」。

「毘提奢」比丘，在《大悲經》中，與優波毱多等並列，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。南傳作帝須的，如阿育王弟帝須，北傳作「毘多輸柯」，或義譯為「盡憂」。所以這位「毘提奢」（毘提輸），可能就是南傳的帝須。這位毘提奢，與傳說的「目[A43]揵羅優波提舍」相混合，而演化為目犍連子帝須。傳說目犍連子帝須，是梵天帝須的轉生，也許暗示這一意義吧！

傳為阿育王的兒子，傳法到錫蘭的摩哂陀，在北傳典籍，特別是《阿育王傳》，竟沒有說到。唯有《分別功德論》，說到摩呻提到師子國興隆佛法，但以摩呻提為阿難（Ānanda）的弟子[7]。唐玄奘在南印度，訪問從錫蘭來的大德，說摩醯因陀羅（[A44]Mahendra）是阿育王弟[8]。印度大陸佛教界，對傳法去錫蘭的摩哂陀，是這樣的生疏！法顯從師子國回來，也沒有傳來摩哂陀的故事。玄奘說到的摩醯因陀羅，實在是錫蘭神山的名字，如烈維（Sylvain Lévi）《正法念處經閻浮提洲地誌勘校錄》(馮承鈞譯商務本二一、六五)說：

經：「過羅剎渚，有一大山，名摩醯陀。……於閻浮提六齋之日，四天王天住此山上，觀閻浮提……。如是四天王於摩醯陀羅山，觀閻浮提」。

考校：「摩醯因陀羅山，必為錫蘭島中央之高峰，今名亞當峰者是。據史頌(乙丙本)：猴使賀奴末（Hanumat），置跳板于摩醯因陀羅山上，由大陸一躍而至楞迦。此山在古事集中，原為 Bhāratavarṣa 七山系之一，即今自 Orissa 達 Gondvana 諸山也」。

摩醯陀、摩醯陀羅、摩醯因陀羅，顯然從因陀羅（[A45]Indra）得名。因陀羅是印度的大神，即佛教的帝釋（[A46]Śakro devānām indraḥ）。山名大因陀羅，是四王天在此觀察人間善惡，而報告帝釋的大山。在羅摩（[A47]rāma）故事中，猴使從大陸此山一躍而到楞伽（[A48]Laṅkā）。後來，錫蘭傳說的佛遊錫蘭而留足[A49]跡說，摩哂陀飛騰虛空而入錫蘭說，都受到這一神話的影響。摩醯因陀羅——摩哂陀，應為從印度傳入錫蘭的因陀羅的人化。摩醯因陀羅——從印度傳來的神與山，受到錫蘭人的尊敬。佛教從印度傳入錫蘭，也就傳說為摩醯因陀羅傳來的了。將佛教傳入錫蘭的「摩醯因陀羅」，與摩醯因陀羅山（及神），是那樣的巧合！這可能與目犍連子帝須一樣，當時確有一位叫帝須的分別說者，但名字是經過傳說演變的。摩哂陀這一名字，是神話化的；但將佛法傳入錫蘭的，是帝須弟子的比丘，應該是有的，也許名字與摩醯因陀羅有點類似。

依古代傳記，近代發現的阿育王石刻銘，經學者的研究，對阿育王時代疆域的廣大，為佛教——正法的熱誠，已有充分的、明確的知識。在當時的佛教界，有諍論與破僧的事實，如 Sārnāth 法[A50]敕、[A51]Kosambī 法[A52]敕、Sāñcī 法[A53]敕，都有所說到，這近於南傳華氏城沙汰賊住比丘的傳說。大抵是佛教隆盛了，供養豐裕了，就有外道混入佛教僧團中來。然在佛教自身，阿育王所希望的，當然是僧伽的和合與健全；但在不同區域，不同布薩，而對佛法有些不同的意見，也是不可避免的。南方傳說：摩哂陀以目犍連子帝須為和尚，摩訶提婆（大天 [A54]Mahādeva）為阿闍黎，出家而受十戒；以[A55]末闡提（Majjhantika, [A56]Madhyāntika）為阿闍黎而受具足戒[9]。目犍連子帝須是分別說部，大天為大眾部（[A57]Mahāsāṃghika），[A58]末闡提為說一切有部（[A59]Sarvāstivāda），摩哂陀都從之出家受戒，所以或懷疑當時有否部派的存在。部派的分化，多數是區域性的，師承不同的，經一時期的發展而形成，決非弟兄分居或國家分裂那樣。以中國佛教為例：慧可、慧思、慧布，是同時人。慧布與慧可、慧思相見，談得非常投機。但在宗派上，慧可是禪宗二祖，慧思是天臺宗，慧布是三論宗。在宗派形成時，都會向上追溯，將與自己有關的祖德，列入自宗。在當時，雖有多少不同，卻不一定對立得難以和合。不同部系的三位，都是摩哂陀的師長，應從大一統的時代，佛教大體和合的意義去理解。

七百結集時代，有東方毘舍離（[A60]Vaiśālī）系，西方摩偷羅（Madhurā）系，而西南的阿槃提（Avanti）、達[A61]嚫那（Dakṣiṇāpatha）地方，佛教已相當隆盛。到阿育王時，大天、[A62]末闡提、目犍連子帝須，正是這三方面的代表。東方華氏城，是孔雀（Maurya）王朝的政治中心；這[A63]裡的佛教（東方系），力量是不容忽視的。阿育王時代的大天，就是這一系的大師。阿育王早年，曾出鎮優禪尼（[A64]Ujjayinī），這是阿槃提古國的首府。阿育王在這[A65]裡，娶了卑提寫 [A66]Vidiśā 的女郎提毘（Devī），生了摩哂陀與女兒僧伽蜜多（名字都不像在家本名）（Saṅghamittā）。阿育王以優禪尼的力量而得到王位；妻兒都生長在這[A67]裡（阿育王登位，住華氏城，但提毘一直住在故鄉，似乎是王妃而不受寵幸的）；兒女都從這[A68]裡的佛教——分別說系出家。這[A69]裡的佛教，與王家多少沾有關係，所以是當時佛教有力的一系。不過到華氏城來，對於東方的佛教，是不能不容忍而合作的。[A70]末闡提是說一切有部，以傳教到罽賓（[A71]Kaśmīra）而受到重視。在《阿育王傳》優波毱多的法統中，原是沒有[A72]末闡提的；大概由於傳教罽賓的關係，傳說為阿難弟子而附在傳內[10]。優波毱多出於摩偷羅（西方）系統，雖有受阿育王尊敬的傳述，但不是唯一的受尊敬者。從當時的情形來說，分別說系（西南系）與東方系的大天，合作得很好，而摩偷羅系的處境，卻並不理想。可舉二點來說：一、分別說——「毘婆闍婆提」，本是阿毘達磨論「法歸分別」的特徵。但在說一切有部的論書，如《大毘婆沙論》等，對「分別論者」而自稱「應理論者」，以「分別論者」為一切不正惡邪分別的別名。那樣的敵視「分別論者」，應有使說一切有者感到痛心的事實。二、大天：《大毘婆沙論》說他犯三逆罪，說五事是佛教[11]。《阿育王傳》晉譯也說：南天竺有一男子，犯三逆罪而出家，讀誦三藏，徒眾很多。他來訪問優波毱多，優波毱多竟不與他說話[12]。《異部宗輪論》說：阿育王時，因諍大天五事而分為二部。分化到南方的制多[A73]山部（Caitika），因賊住大天，重諍五事而分派[13]。說一切有部對大天的深惡痛絕，可以想像出來。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九九(大正二七．五一〇下——五一二上)說：

「大天……造第三無間業已，……遂往鷄園僧伽藍所，……出家」。

「大天聰慧，出家未久，便能誦持三藏文義，言詞清巧，善能化導，波吒梨城無不歸仰。王聞，召請數入內宮，恭敬供養而請說法」。

「大天昇座說戒，彼便自誦所造伽他（五事）。……於是竟夜鬥諍紛然，乃至終朝朋黨轉盛。……王遂令僧兩朋別住，賢聖朋內，耆年雖多而僧數少；大天朋內，耆年雖少而眾數多。王遂從多，依大天眾，訶伏餘眾」。

「時諸賢聖，知眾乖違，便捨鷄園，欲往他處。……王聞既瞋，便勅臣曰：宜皆引至殑伽河邊，載以破船，中流墜溺，即驗斯輩是聖是凡。臣奉王言，便將驗試。時諸賢聖，各起神通，猶如雁王，陵虛而往。……乘空西北而去……迦溼彌羅」。

《大毘婆沙論》與《異部宗輪論》相同，「波吒梨（華氏）王」，顯然的就是阿育王。《大毘婆沙論》是說一切有部中的阿毘達磨論者，與《阿育王傳》——持經譬喻者所說，略有不同。依《大毘婆沙論》說，阿育王時的摩偷羅學系，有受到貶抑的[A74]跡象。《大毘婆沙論》說：鷄園寺諍論不息，王派大臣用破船去沉沒他們（說一切有者）。南方傳說：阿育王寺（即鷄園寺）大眾諍論，王命大臣去勸令息諍，因諍論不息而殺死了好多比丘[14]。將這兩點結合起來，當時的諍論中，國王偏袒某一方，極可能是存在的事實。從說一切有部的敵視分別論者，醜化大天，可以想見分別說系與大眾系的聯合，而摩偷羅（說一切有系）系被貶抑的事實[15]。說一切有部（犢子部從此分出，所以傳說相近）將二部的根本分裂，歸於犯三逆罪的大天五事，只是將大天到制多山而再分派的事實，提前（因而分化為兩大天）以強調大天的罪惡而已。南傳將阿育王寺的諍論，歸咎於賊住比丘，也只是部分的事實。《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》，推定阿育王時代，分別說與說一切有者相對抗[16]，是非常正確的，但更應注意分別說系與大眾系的聯合。惟有這樣，大陸分別說系——化地部（Mahīśāsaka）、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等的思想，與大眾部系相接近，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。當時的分別說者，還不能以傳入錫蘭的，深閉固拒的大寺派（[A75]Mahāvihāravāsa）為代表。因此，南傳的華氏城第三結集，與上二次的結集不同，不過是分別說部形成中的自部結集（與現在錫蘭所傳的三藏，也還有相當的距離）。

阿育王時傳道師的派遣，可以理解當時及以後的佛教情形。去各方傳教的，是[17]：

傳教所到的地方，有些雖經近代學者的研考，也還不能決定在那[A82]裡[18]，今擇取一說。[A83]末闡提所到的，北傳只是罽賓。古代的罽賓，不是迦溼彌羅（如下第三節說）。南傳作迦溼彌羅與犍陀羅，那是符合後代的稱呼。摩醯沙[A84]慢陀羅，應為安達羅（Andhra）地方。大天為大眾部，傳說大天住制多山而更分部派，可依此而推定。婆那婆私，大概在今南印度的 North Kanara 地方。《華嚴經》善財南參，有住林國（Vanavāsin），可能就是此地。阿波蘭多迦，可能與佛世富樓那（Pūrṇa）傳教的輸屢那（Sunāparanta）相同，推定為今孟買（[A85]Bombay）以北的 Sopārā，與北面的 Koṅkaṇ 地方。摩訶勒咤，在今瞿陀婆利河（[A86]Godavari）上流，孟買東北的 Marāṭha 地方。雪山邊應是尼泊爾（[A87]Nepal）一帶。臾那世界，指印度西北，敘利亞（Syria）人所住的阿富汗（Afghanistan）地方。金地，很難確定在那[A88]裡，或說就是緬甸（Brahma-deśa）。楞伽島，是現在的錫蘭。從這傳教的區域，看出區域的遼遠，已超出阿育王統治的領域。在這些地名與人名中，發現幾點可注意的事：一、當時的印度佛教，與臾那人已有相當深的關係。不但阿育王時的傳教者，要傳到臾那世界，而臾那人達磨勒棄多、摩訶達摩勒棄多，已經在佛法中出家，並取得領導一方的地位。摩訶達磨勒棄多，還是阿育王弟帝須（Tissa）的和尚。可見在印度的臾那人，信佛的一定不在少數。二、在傳教的九人中，竟有四位名勒棄多的：勒棄多（護），摩訶勒棄多（大護），達磨勒棄多（法護），摩訶達磨勒棄多（大法護）。四位中，二位是臾那人。傳教的地點，都在西部（阿波蘭多迦、摩訶勒咤），西北（臾那世界），西南（婆那婆私）。西南佛教中心的優禪尼，是西方——南北交通的要道。這[A89]裡近西海岸，與西方臾那人間，文化、經濟有較多接觸的地方。三、西海岸的餓鬼說，有特殊的意義。如（大眾部說）從富樓那，或（上座部說）從大迦旃延（[A90]Mahākātyāyana）出家的億耳（[A91]Śroṇa-koṭikarṇa），在海岸見種種餓鬼[19]。舍利弗（Śāriputra）弟子僧護（Saṃgharakṣita），入海經餓鬼界，知道餓鬼的種種業報。這些餓鬼，都是比丘、比丘尼等犯戒所得的業報[20]。餓鬼說，與僧制有關，有警策出家人，守護戒律的意義。僧護，就是僧伽勒棄多。在《相應部》、《雜阿含經》（弟子所說部分）中，說到大目犍連見到種種餓鬼，因勒叉那（[A92]Lakṣaṇa）的發問而傳述出來，也都是出家者犯禁戒的業報[21]。勒叉那與勒棄多，雖語音小異，而解說為「護」，卻是一樣的[22]。所以，西方沿海地區傳說的餓鬼，起初與重律的勒棄多有關，是非常明白的。中國傳說，目連救母，是餓鬼的濟度；而在南傳，卻是濟度舍利弗的母親[23]。舍利弗與目犍連，是佛的「雙賢弟子」，是阿毘達磨者的根源；而沿海有關僧制的餓鬼傳說，也與這二位的學系有關。法藏部（[A93]Dharmaguptaka）自稱「目犍連是我大師」，而《舍利弗問經》作：「目[A94]揵羅優波提舍，起曇無屈多迦[A95]部」[24]。南方所傳的達磨勒棄多、摩訶達磨勒棄多，《善見律毘婆沙》，竟譯為曇無德、[A96]摩訶曇無德[25]。曇無德是達磨毱多，就是法藏或法護，毱多也是「護」的意思。《善見律毘婆沙》的譯者僧伽跋陀羅（Saṃghabhadra），是「眾聖點記」的傳來者，為分別說部的律師。在他，是肯認阿育王時的達磨勒棄多，就是曇無德——法藏部部主；法藏部也確是分別說部的一派。阿育王時的西南系，是有力的分別說部。與臾那人，有關戒律的餓鬼說有關，這是值得留意的事！

第一項　政局的動亂

阿育王（Aśoka）時代（約為西元前二七一——二三二），是孔雀（Maurya）王朝的盛世，也是佛教從印度佛教而進入世界佛教的時代。阿育王去世，南、北、東、西——各地方的政局（可能阿育王晚年）開始變動，終於政治中心華氏城（[A97]Pāṭaliputra），也被破滅。佛教在政局變亂，民族與文化的複雜環境中，也就部派的分化加速，漸漸的邁向大乘佛法的時代。

阿育王的後人，平庸而又都在位不久，經四代而到毘黎訶陀羅多（[A98]Bṛhadratha）王，在西元前一八五年前後，為當時的軍事統帥弗沙蜜多羅（[A99]Puṣyamitra）所殺，創立熏伽（Śuṅga Dynasty）王朝。那時的印度，早已四分五裂，熏伽王朝的統治區，主要為恒河（[A100]Gaṅgā）流域。當時從北而來的希臘（Yavana）軍隊，曾侵入恒河流域的摩偷羅（Madhurā）、沙祇多（Sāketa）、阿瑜陀（Ayodhyā），連華氏城也受到威脅。幸虧弗沙蜜多羅王的抗戰，終於擊退了希臘的入侵者，保持了恒河流域的安全。西元前一八〇年，弗沙蜜多羅舉行馬祭，弗王孫婆蘇蜜多羅（[A101]Vasumitra），率領護衛祭馬的軍隊，遠達印度河兩岸，擊敗希臘的軍隊。佛教傳說，弗王的破壞佛教，到達北印的奢伽羅（Śākala 今 Sialkot）[1]。熏伽王朝與地方政權，在動亂不安定的狀態中，中央政權無疑是衰落了。政權延續了十代，一百餘年，到西元前七三年，在內憂外患中，為大臣婆須提婆（Vasudeva）所篡立，新成立甘婆（[A102]Kāṇva）王朝。但摩竭陀（Magadha）華氏城中心的政權，越來越衰弱，終於在西元前二八年，為南方案達羅（[A103]Andhra）部隊所滅亡。中印度摩竭陀中心的王朝滅亡了，釋尊遊化的區域，不是受到外族所統治，就是陷於地方政權的據地分立狀態。一直到西元四世紀初，旃陀羅笈多第一（[A104]Candragupta Ⅰ）時代，中印度才再度統一。

孔雀王朝衰落，地方的政權開始異動。東南有質多（Cheta）王朝與娑多婆訶（Sātavāhana）王朝的興起。一、質多王朝，在今奧里薩（Orissa）到瞿陀婆利河（[A105]Godavari）一帶。據哈提貢發（[A106]Hāthi Gumphā）銘文，質多王朝的佉羅毘羅（Khāravela），與熏伽王朝的弗沙蜜多羅王同時。佉王為一代的雄主，在即位第八年，擊潰了王舍城（Rājagṛha）的軍隊。十二年，兵抵恒河，戰勝摩竭陀的 [A107]Puṣyamitra（即弗沙蜜多羅）王；並侵入案達羅。佉王為質多王朝的第三代，可見質多朝的興起，早在阿育王死後不久。以後的情形不詳，大概是為案達羅所滅的。二、案達羅（[A108]Andhra）的崛起：阿育王死後，案達羅族即宣告獨立。該族的發祥地，在瞿陀婆利（[A109]Godāvarī）及訖利史那（Krishṇa）的兩河之間。《大唐西域記》所記的馱那羯磔迦（[A110]Dhānyakaṭaka），也叫「大案達羅」，曾為案達羅的舊都所在地。早在西元前三、四世紀間，敘利亞（Syria）的使臣梅伽替尼（Megasthenes），駐節華氏城，就知道南方案達羅族的強盛——市府三十，步兵十萬，騎兵二千，象（軍）千頭；但那時的案達羅，是服屬於孔雀王朝的。阿育王死後，案達羅族的悉摩迦王（[A111]Simuka，即娑多迦 Sindhuka），宣告獨立，在第三代娑多迦尼（[A112]Śrī Śātakarṇī）王時，[A113]Vidiśā 及 [A114]Ujjayinī（鄔闍衍那），都屬於案達羅，領土橫跨全印。王朝的勢力，向北申展，在西元[A115]前二八年，滅亡了摩竭陀的甘婆王朝。案達羅族一直在興盛中，但西方的土地，落入了塞迦族（[A116]Śaka）的叉訶羅多（Kshaharāta）王朝手中。西元二世紀初，娑多婆訶王朝二十三代，名瞿曇彌子娑多迦尼（[A117]Gautamīputra Śātakarṇi）王，從叉訶羅[A118]多王朝手中，奪回蘇剌咤（[A119]Surāṣṭra）、那私迦（Nāsik）、浦那（Poona）等地方。據那私迦銘文，瞿曇彌子自稱剗除叉訶羅多人，恢復了娑多婆訶人的光榮。但其子婆悉須題子（[A120]Vāsishṭhīputra Puḷumāvi）時，又一再為叉訶羅多族所敗。到了西元三世紀初，國勢衰落下來，約亡於西元二三〇年前後。

在印度西北方面，有稱為臾那（Yona, Yavana）的希臘人，稱為波羅婆（[A121]Pahlava）的波斯人，塞迦（[A122]Śaka）人，稱為貴孀（[A123]Kuṣāṇa）的月氏人，一波又一波的，從西北方侵入印度，形成長期的動亂局面。試分別的略述於下：

一、臾那人，是印度稱呼住於印度西北的希臘人。希臘名王亞歷山大（[A124]Alexandros），征服了波斯，又進而佔領了阿富汗斯坦（Afghanistan）、大夏（Bactria）、喀布爾（高附 Kabul）河流域。在西元前三二七年，侵入印度。西元前三二五年凱旋，不久就死了。偉大的希臘帝國，也就瓦解了。東方波斯、阿富汗、大夏、高附一帶地方，由塞琉卡斯（[A125]Seleucus）統治。西元前三〇五年前後，塞琉卡斯王與孔雀王朝的旃陀羅笈多作戰，以和平結束，將今俾路芝斯坦（Baluchistan）、阿富汗斯坦，讓於孔雀王朝，而退居興都庫斯山脈（Hindu Kush）以西，雙方維持了長期的友好關係。到西元前三世紀中葉，大夏的總督提奧多圖二世（Diodotus Ⅱ），脫離了本國而獨立。但在西元前二三〇年前後，大夏又為猶賽德摩（Euthydemus）所篡奪。猶賽德摩的勢力，似曾達到阿拉科西亞（Arachosia）、阿富汗地方。西元前一七五年前後，大夏又為猶克拉提底（Eucratides）所篡奪。這樣，猶克拉提底王家，佔有大夏、高附、健陀羅（Gandhāra）與呾叉始羅（[A126]Takṣaśilā），而猶賽德摩王家，深入印度以奢伽羅（Śākala）為首府，而統治旁遮普（[A127]Punjab）。這二家，都侵入印度。其中，猶賽德摩王家的提彌特羅（[A128]Demetrius），即位於西元前一九〇年前後，占領了喀布爾，達到旁遮普。其後有彌難陀王（Menander），就是熏迦王朝弗沙蜜多羅時，希臘人侵入中印度，直到華氏城的名王。從亞歷山大以來，希臘人與希臘文化，不斷的侵入印度，而以猶賽德摩王家（約成立於西元前二二〇，延續到前一世紀中），引起的影響最大！

二、安息人與塞迦人：波斯人，印度稱之為波羅婆（Pahlava）。西元前六世紀，波斯的阿肯彌尼（[A129]Achaemenid）王朝，居魯斯（[A130]Cyrus）、大流斯（Darius）王，曾佔有大夏[A131]（Bactria）、窣利（Sogdiana）（Suguda），並侵入印度，征服了犍陀羅（Gandhāra）。等到亞歷山大東征，波斯王朝崩潰，成為被統治者。西元前二四八年前後，波斯的民族英雄安爾薩息（[A132]Arsaces），反抗希臘（及其文化）的統治，重建波斯人的王國，這就是中國史書中的安息。塞迦（[A133]Śaka）人，在波斯的居魯斯王時，已出現於歷史上。凡波斯人稱之為塞迦的，敘利亞（Syria）——希臘人稱之為 Skythen。內容的部族不一，從興都庫斯山區、溈水（Oxus）——阿姆河，到藥殺水（Yaxartes）——錫爾河那邊，泛稱遊牧的邊夷民族。原始的塞迦人住地，我以為在興都庫斯山區；以後被作為東北邊夷民族的通稱。這如中國史書的「胡」，本指北方的匈奴，其後「東胡」、「西域胡人」，被用來泛稱邊夷民族一樣。這留在下一節去研究。波斯（安息）人與塞迦人，是不同的，但時常混雜在一起。塞迦人是強悍而勇於戰鬥的民族，每參加波斯與希臘人的部隊。塞迦人曾編入居魯斯王的第十五營區；而敘利亞王安都卡斯三世（Antiochus Ⅲ），於西元前二〇九年，討伐大夏時，也曾得到塞迦人的援助。當安息王朝成立不久，彌提黎達斯（Mithradates）王，得塞迦人的援助，戰勝了敘利亞的塞琉卡斯二世（[A134]Seleucus Ⅱ）。但在西元前一二八、一二三年，塞迦人又一再與安息人作戰，而殺死安息的國王。不過大致來說，塞迦是服屬於安息，與安息人有更多的關係。西元前一〇〇年前後，在擁戴安息王的名義下，安息人與塞迦人，紛紛侵入印度。安息人與塞迦人，都有牧伯（Kahatrapa）制，聯合（混合）侵入，似乎並沒有統一的組合。從發展方向，大略分為二系：1.向西北印度發展的，有安息人，也有塞迦人。有名的茂斯王（[A135]Maues），即牟伽王（[A136]Moga）、阿吉斯（Azes）、烏頭發爾（Undopherros），或作貢頭發爾（[A137]Godophares），都是。佔領的地區，介於高附河流域與旁遮普東部；犍陀羅、呾叉始羅，也都在其中。西方或稱之為印度安息人，而在中國，就是「塞種王罽賓」的事實。《漢書》(西域傳)說：

「武帝始通罽賓。（罽賓）自以絕遠，漢兵不能至，其王烏頭勞，數剽殺漢使。烏頭勞死，子代立。……漢使關都尉文忠，與容屈王子陰末赴，共合謀攻罽賓，殺其王，立陰末赴為罽賓王」。

《漢書》的烏頭勞，顯然即西方所傳 Undopherros 的對音。近代人研究貨幣，以為 Undopherros，約為西元二〇——四〇年時在位。然《漢書》所記的烏頭勞，為漢元帝時代（西元前四八——三三）。《漢書》的當時記錄，是值得信賴的。印度西北的安息（塞迦）政權，後來為月氏所滅。2.沿印度河下流（印度河口留有塞迦島的遺[A138]跡）而南下的，以塞迦人為主。摩偷羅（Mathurā）著名的「師子柱頭」，雕成波斯式兩獅相背的柱頭。石柱上刻著摩偷羅牧伯的世系，有大牧伯羅宙拉（[A139]Rājula）的名字，這是西元前一世紀中的塞迦族。更向南發展的，有屬於塞迦的叉訶羅多族，以那私迦為首府，佔有沿海地區——馬爾瓦（Malwa）、蘇剌陀等。為案達羅王瞿曇彌子所擊破的，就是這一族。另有以鄔闍衍那為首府的牧伯，有名的盧頭陀摩（[A140]Rudradāman），約在位於西元一二〇——一五五年，《大莊嚴論經》稱之為「釋伽（羅）王」[2]。這些向南方發展的，以塞迦族為主，而含有安息人、希臘人在內。所以瞿曇彌子擊敗叉訶羅多人，而說滅塞迦人、臾那人與波羅婆人。此南方的塞迦族的政權，一直延續到西元四世紀中。希臘人、安息人、塞迦人的侵入印度，也見於《阿育王傳》[3]，如說：

「未來之世，當有三惡王。……南方有王名釋拘，……西方有王名曰鉢羅，……北方有王名閻無那」。

南方的釋拘，即向南發展的塞迦。西方的鉢羅，即在高附河流域，犍陀羅一帶的波羅婆（安息，其中也有塞迦）。閻無那即臾那。這一三方的動亂局勢，約遲到西元前一世紀末（五〇——一）。最遲些，月氏人接著東來，希臘人的統治，就完全消失了。

三、月氏人：在漢初，月氏人住在中國西部的「燉煌祁連間」。後來，為匈奴的冒頓單于、老上單于所攻破，月氏才向西遷移到伊犁地方。約在西元前一四〇頃，又被烏孫所擊破，月氏又向南避到溈水——阿姆河上流，定居下來，伸張勢力到河南，滅亡了大夏。西元前一二九年前後，張騫到月氏，那時的月氏王庭，還在溈水以北，大夏還保有國家規模。月氏有五部翕侯，其中貴霜（[A141]Kuṣāṇa）翕侯，在西元前後，統一了五部翕侯，大大的強盛起來。貴霜的丘就卻（Kujula，即 KadphisesⅠ），向南發展而占領了興都庫斯山以南，阿富汗南部，高附與坎達哈爾（[A142]Kandahār），並向西攻擊安息。繼任者叫閻膏珍（[A143]Vīma Kadphises, or Vima Kadphises），攻入印度，佔有旁遮普、犍陀羅一帶。這二位的時代，在西元一世紀。繼之而起的，是著名的迦膩色迦王（Kaniṣka），約在西元二世紀上半，囊括了北印度，以富樓沙富羅（Puruṣapura）為首都，勢力遠達中印度與西印度。佛教傳說，迦王曾征服了華氏城[4]。迦王的時代，大乘佛教已非常興盛了。

西北印度及阿富汗斯坦、大夏、窣利一帶，在原住民的基礎上，經希臘人、安息人、塞迦人、月氏人的一再侵入，居留與發展，為多民族複雜與合作的區域。長期的動亂，對於這一區域的佛教，留下深遠的影響！自阿育王去世以來，東、南、西、北——各民族的動亂，主要是依據《劍橋印度史》、《古代印度》（Ancient India）的第二章到五章[5]。並參考《中央亞細亞的文化》、《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》、《印度通史》[6]，而作上來簡略的敘述。

第二項　邊地佛教在政局動亂中成長

阿育王（Aśoka）以後，印度開始了全面的動亂。佛教在政局動亂中，不免會遭遇困境，有中印度與西北印度的法難傳說。中印度的法難，是熏伽（Śuṅga）王朝弗沙蜜多羅（[A144]Puṣyamitra）的破法。《阿育王傳》說到弗沙蜜多羅，「殺害眾僧，毀壞僧房」，並侵害到北印度的舍伽羅（Śākala）[1]。《舍利弗問經》，也有此傳說[2]。法顯的〈摩訶僧祇律私記〉，也說到中天竺惡王的破法，「諸沙門避之四奔，三藏比丘星離」[3]。這一傳說，或不免言過其實，但弗沙蜜多羅，舉行婆羅門教的馬祭，在當時流行的宗教中，從孔雀（Maurya）王朝的特重佛教，而轉移為重視固有的婆羅門教，應該是可信的事實。失去了王權的支持，佛教從類似國教的地位而下降，會有被壓抑與歧視的感覺，並多少有被壓迫的事實。依《舍利弗問經》所說：「壞諸寺塔八百餘所」，恒河中流——中國佛教的衰落，也許就是邊地佛教越來越興盛的原因之一。

西北印度的法難，就是臾那人（Yona）、安息人（[A145]Pahlava）、塞迦人（[A146]Śaka）的先後侵入。《阿育王傳》卷六(大正五〇．一二六下)說：

「未來之世，當有三惡王出。……擾害百姓，破壞佛法。……南方有王名釋拘，……西方有王名曰鉢羅，……北方有王名閻無那，亦將十萬眷屬，破壞僧坊塔寺，殺諸道人」。

「道人」，這[A147]裡指比丘說。從西北方來的異民族，對於印度的佛教——塔寺及比丘，起初是不會受到尊重保護的。在戰爭過程中，寺塔僧眾的受到損害，可說是勢所難免。直到西元二世紀初，案達羅（[A148]Andhra）王朝的瞿曇彌子（[A149]Gautamīputra Śātakarṇi），擊破塞迦族的叉訶羅多人（Kshaharāta），自稱為印度宗教的保護者；特別尊重婆羅門教，對佛教也相當尊崇。這可以推見塞迦族在西印度，對婆羅門教及佛教，都曾有過某種程度的傷害。中印度衰落，西北印度異族的不斷侵入，在佛教受到損害時，不免泛起了佛法末日將臨的感覺。這所以《阿育王傳》中，敘述了三惡王的破壞佛法，接著說到拘舍彌（Kauśāmbī）法滅的預言。在律典中，拘舍彌是僧伽首先諍論分部的地方，看作佛法衰危的主要原因。面對三惡王的侵擾，佛教內部派別的紛歧，於是結合了「滿千年已，佛法欲滅」的「正法千年」說，拘舍彌諍論說，三惡王入侵說，作出拘舍彌法滅的預言，以勉勵佛弟子的護持佛法。

阿育王以後，佛教在政局的動亂中，與邊遠地區的異民族相接觸，漸漸的受到他們的信仰與尊敬，這與大乘佛教的興起，是有深切意義的，這可以從部派的分化發展去說明。阿育王時代，根本二部是已經存在了。上座部（[A150]Sthavira）以摩偷羅（Madhurā）為重心，分出了分別說（[A151]Vibhajyavāda）、說一切有（[A152]Sarvāstivāda）二系。大眾部（[A153]Mahāsāṃghika）是以東方的毘舍離（[A154]Vaiśālī）為中心，雖當時也許還沒有明顯的再分化的部派對立，然與分別說、說一切有同樣的，以教義的特色為名的，如一說部（Ekavyāvahārika）、說出世部（[A155]Lokottaravāda）、說一切行如灰聚的[A156]雞胤部（[A157]Kukkuṭika），相信在思想上已經分化了。這三部，據真諦的《部執論疏》說：「大眾部併度（疑是「廣」字）行央掘多羅國。此國在王舍城北。此部引華嚴、涅槃、勝鬘、維摩、金光明、般若等諸大乘經」[4]。央掘多羅（Aṅguttarāpa），即上央伽，在央伽（Aṅga）的北方，恒河的那邊，與《大唐西域記》所傳的弗栗恃國相當[5]。弗栗恃（[A158]Vṛji）即跋耆，跋耆族從毘舍離而向東分布。在這一區域的佛教，傳說含有大乘經，或信或者不信，因而引起三部的分化。在阿育王時代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如解說為大乘學者，意會到大乘思想的興起，是由此流衍出來的，所以作出這樣的傳說，那就是不無理由了。此後，大眾部分出的多聞部（Bahuśrutīya），真諦（[A159]Paramārtha）傳說為還在央掘多羅。有關多聞部的銘文，在案達羅的 Nāgārjunikoṇḍa 及西北印度的 Pālāṭū Ḍherī 發見，流行在這[A160]裡，是西元後二、三世紀的事[6]。又分出說假部（[A161]Paññattivāda），與大迦旃延（Mahākātyāyana）有關；大迦旃延與阿槃提（Avanti）有關。大眾部分出的學派，流行在南方而有重要意義的，是阿育王時的大天（Mahādeva），傳教到摩醯沙[A162]慢陀羅（Mahisamaṇḍala）而分出的部派。依《異部宗輪論》說：大天住制多山（[A163]Caityaśaila），成為制多山部。從制多山部分出東山住部（[A164]Pūrvaśaila）、西山住部（Aparaśaila）[7]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一〇(大正五一．九三〇下)說：

「馱那羯磔迦國，……（王）城東據山，有弗婆勢羅(唐言東山)僧伽藍。城西據山，有阿伐羅勢羅(唐言西山)僧伽藍」。

馱那羯磔迦（[A165]Dhānyakaṭaka）的東山與西山僧伽藍，無疑為古代東山住與西山住二部的根本道場。據《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》推定：馱那羯磔迦王城，為 Amaravati。今 Amaravati Tope，為古代的東山寺；而西面（實際是西西北）的 Dhārani kōta 古城，為西山寺的遺址[8]。《論事》所傳的案達羅學派，即王山（Rājagiriya）、義成（[A166]Siddhatthika）、西山、東山——四部。這四部，被稱為案達羅學派。有關四部的銘文，及制多山部的，都在案達羅 [A167]Amarāvatī 一帶發見[9]。可以推見這四部，是隨案達羅王國的興起而盛行的。根本大眾部，在案達羅王朝下，也非常興盛，從案達羅東方，到西方那私迦，都有銘文可以證實[10]。大眾部也還向西北流行，西元前一世紀起，有關大眾部的銘文，在摩偷羅發見[11]。《摩訶僧祇律》，特地說到摩偷羅的眾多精舍[12]，也可以知道大眾部在這[A168]裡的流行。其後，傳向北印度，有犍陀羅地方的銘刻[13]。玄奘也說到：迦溼彌羅（Kaśmīra）、烏仗那（Udyāna）有大眾部。而大眾部分出的說出世部，流行於西北的梵衍那（Bāmiyān）[14]。大眾部傳到西北，是西元以後，特別是貴霜（[A169]Kuṣāṇa）王朝的時代。大眾部雖也分化到西北，而主要是從東方（沿海岸）而傳入南方——案達羅。從東方而向南方的中途，烏荼（[A170]Uḍra）（古代屬羯𩜁迦）是值得重視的地方。在玄奘的時代——西元七世紀初，烏荼是「僧徒萬餘人，並皆習學大乘法教」[15]。烏荼的補澀波祇（[A171]Puṣpagiri）僧伽藍，推定為今 Puri 州的 [A172]Khandagiri 或 Udayagiri。這[A173]裡的峒窟很多，有早在西元前二世紀開鑿的。這[A174]裡發見的 Hāthi Gumphā 銘刻，就記載著羯𩜁迦國（Kaliṅga）質多（Cheta）王朝佉羅毘羅（Khāravela）的勳業[16]。

上座分別說系，以阿槃提（Avanti）為重鎮，發展分化而成四部。其中，銅鍱部（[A175]Tāmraśāṭīya）是南傳於錫蘭的，就是現代所稱的南傳佛教。在印度本土，分成三部：一、化地部——彌沙塞（[A176]Mahīśāsaka），從來解說為「正地」、「教地」、「化地」，是創立部派者的名字。然近人研究，認為這是流行於西印度莫醯（或作莫訶 Mahī）河地方的學派，所以名為 [A177]Mahīśāsaka[17]。二、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，也可譯為法護部。阿育王時的臾那人達摩勒棄多（[A178]Yonaka Dhammarakkhita），也是「法護」的意義。《善見律毘婆沙》，將達摩勒棄多譯作曇無德，那是認為這就是「法藏」了。達摩勒棄多傳教於阿波蘭多迦（Aparantaka），可能與佛世富樓那（Pūrṇa）傳教所到的西方相近，推定為今孟買（Bombay）以北的 Sopārā，與北面的 Koṅkaṇ 地方。這二部的早期教區，從分別說系由阿槃提而向南來說，分化在這[A179]裡，倒是相當合適的。三、飲光部（迦葉遺 [A180]Kāśyapīya）：阿育王派遣的傳教師中，有迦葉族的末示摩（Majjhima）等，到雪山邊（[A181]Himavantapadeśa）。在 [A182]Sāñcī 的塔[A183]裡，發見有傳教於雪山的，迦葉族末示摩等的舍利銘刻。傳教到雪山，而舍利卻在鄔闍衍[A184]那（[A185]Ujjayinī）附近的 [A186]Sāñcī 發見，可說（生前或死後）回到了分別說的故鄉。這可能就是分別說所分出的飲光部的來源！銅鍱部自稱上座部，而《異部宗輪論》說：先上座部（[A187]Pūrvasthavira）又轉名為雪山部（[A188]Haimavata）[18]，也許與傳教到雪山邊有關。總之，這都是屬於上座分別說系的。依《異部宗輪論》，知道化地部與法藏部的教義，大都與大眾部相同。然依《論事》所說，那應該是與大眾部所分出的案達羅學派相近（也可能與大眾部的晚期說相同）。大眾部與分別說部，阿育王時代，分化而都還簡樸。到案達羅王朝興起，從東到西，橫跨全印度。分別說向南分化的化地與法藏，都在案達羅的政權下。化地、法藏部與案達羅學派相近，應該是與此有關的。《大唐西域記》說到西印度的阿折羅（Ācāra）羅漢，所造的寺塔，也橫跨東西，如[19]說：

「案達羅國……瓶耆羅城側不遠，有大伽藍，重閣層臺。……伽藍前有石窣堵波，高數百尺，並阿折羅(唐言所行)阿羅漢之所建也」。

「摩訶剌侘國……東境有大山，……爰有伽藍，基于幽谷。高堂邃宇，疏崖枕峯。重閣層臺，背巖面壑，阿折羅(唐言所行)阿羅漢所建。羅漢，西印度人也。……精舍四周，彫鏤石壁」。

「伐臘毘國，……去城不遠，有大伽藍，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」。

案達羅的瓶耆羅城（[A189]Veṅgīpura），推定為今 [A190]Krishnā 州 Ellore 市北八英里的 Pedda [A191]Vegi[20]。摩訶剌侘（Mahārāṣṭra）的阿折羅伽藍，就是現存著名的 Ajanta（與阿折羅音相近）窟，在今 Nizam 州。伐臘毘（[A192]Valabhī）在今 [A193]Kathiawar 半島的東岸。三處的距離那麼遠，而都有阿折羅阿羅漢建造寺窟的記錄。雖阿折羅羅漢的事[A194]跡不明，但至少說明了這一廣大地區佛教的共同性。Ajanta 石窟的建造，最早的在西元前二世紀[21]。大眾部分化南方，深深影響了大陸的分別說系。在大乘興起的意義上，是應該特別重視的！化地部等離開了本土，流入北方，應是以後的事。

上座說一切有系，是七百結集中的西方系，從拘舍彌（Kauśāmbī）、摩偷羅（Mathurā），而向西北發展的。後分二大系，留在拘舍彌一帶的，是犢子部（Vātsīputrīya）。從犢子部又分出四部：法上部（Dharmottarīya）、賢[A195]胄部（[A196]Bhadrayānīya）、正量部（[A197]Saṃmatīya）、密林山部（[A198]Channagirika，[A199]或作六城部 [A200]Ṣaṇṇagarika）。在流行中，正量部盛行，取代了犢子部的地位，自稱根本正量部（[A201]Mūlasaṃmatīya）。銅鍱部的傳說，由於東方跋耆子（Vajjiputtaka）的非法，分出了大眾部；而屬於上座系的犢子部，也寫作 Vajjiputtaka。跋耆子與犢子部的語音一致，使我們感到非常的困惑！玄奘的時代，代犢子部而盛行的正量部，化區非常廣大。如鞞索迦（Viśoka）、室羅伐悉帝（Śrāvastī）、劫比羅伐窣堵（Kapilavastu）、婆羅痆斯（Vārāṇasī）、阿耶穆佉（Ayamukha）、劫比他（[A202]Kapittha）、堊醯掣呾羅（[A203]Ahicchattra）。這都是以犢子國（Vatsa）拘舍彌為中心，而流行於恒河（Gaṅgā）、閻浮那河（Yamunā）中上流域。摩偷羅出土的銘文，也有屬於正量部的[22]。正量部更西南進入分別說系的故鄉——摩臘婆（Mālava）、伐臘毘（[A204]Valabhī）。在西印度那私迦等，發見與法上部、賢[A205]胄部有關的銘文[23]，這是與案達羅王朝勢力下，大眾部與大陸的分別說系有關涉的。正量部並深入西北沿海區，如信度（Sindh）、阿點媻翅羅（Audumbatira）、臂多勢羅（Pitāśilā）、阿軬荼（Avaṇḍa）。犢子系分化的事[A206]跡，極不分明。犢子部是屬於上座說一切有系，而保持簡樸學風的一流。犢子部學習《舍利弗阿毘曇》，被稱為《犢子毘曇》[24]，與分別說系的法藏部等相近，不像南方銅鍱部，北方說一切有部那樣的論義繁廣。犢子系的戒律，是比丘具足戒二百戒[25]，為現在所知的戒律中最古樸的。犢子部立不可說（[A207]anabhilāpya）的我，傾向於形而上的實體，與大眾部的重於理性相近。犢子系簡易而傾向形而上的學風，也許是銅鍱者所厭惡的（我國也有稱之為附佛法外道的），所以因語音的近似，而呼之為跋耆子吧！正量部發展的廣大形勢，不知是什麼時候形成的。大抵是阿育王以後，大眾系向南，分別說系向西南，說一切有系向西北；在中印度王權衰落，南北地方政權動亂中，犢子系保持原有教區，擴展而幾乎取得恒河、閻浮那河中流以上的大部分地區，並伸向東、西南與西北——印度河下流地區。在西方，大抵是塞迦族向南發展的地區。這樣的解說，與事實該不會有太大的出入吧！

上座說一切有系，從摩偷羅而向西北發展的，是說一切有部（[A208]Sarvāstivāda），又從說一切有部分出說轉部（[A209]Saṃkrāntivāda）。說一切有部立假名我，說轉部立勝義我，犢子系立不可說我，都有類似的地方[26]。佛法向西北印傳布，應該是很早的。自亞歷山大（[A210]Alexandros）王侵入印度，臾那人（[A211]Yona, Yavana）與希臘文化，與印度的關係密切起來。阿育王派遣的傳教師中，有臾那人達摩勒棄多，那時的臾那人，不但信佛，而且有出家的，並為僧伽的大德了。阿育王派遣正法大臣，去希臘五國，佛法開始深入西方。革新猶太教的耶穌，有禁欲色彩，或者說是受到印度佛法的影響。多馬福音說耶穌聽說阿字的妙義，那是更不用說了，但這是以後的事。依佛教傳說：七百結集時代的商那和修（[A212]Śāṇakavāsin），阿育王時的優波笈多（Upagupta），都遊化到西北印；提多迦（Dhītika）到了吐火羅（大夏 [A213]Tókharoi）[27]。阿育王時，摩田提（[A214]Madhyāntika）的遊化罽賓（[A215]Kaśmīra），更是當時的一件大事。從此，印度西北成為說一切有部的化區。西元前二世紀中，猶賽德摩（Euthydemus）王家的彌難陀王（Menander, Milinda），與龍軍（Nāgasena）比丘問答佛法，表示信受。撰集當時的問答，如南傳的《彌蘭王問》，北傳的《那先比丘經》，這是臾那王家信佛的大事。摩偷羅獅頭石柱銘文，說到塞迦（[A216]Śaka）王家，建塔奉佛舍利，施與說一切有部，這是西元前一世紀的事[28]。佛法——說一切有部，受到從西北而來的異民族的信仰，到西元二世紀，大月氏的迦膩色迦王（Kaniṣka）而達到極盛。說一切有部的論師中，如世友（Vasumitra）、妙音（Ghoṣa），在阿毘達磨論師中，屬於犍陀羅及以西的「西方師」。如世友是摩盧（[A217]Maru），今屬蘇聯的 Merv 人；妙音是吐火羅人。說一切有部正統的迦溼彌羅（[A218]Kaśmīra）師，是東方系。以犍陀羅、（及以後發展到）迦溼彌羅為中心，向西北發展，到達吐火羅、安息（波斯）、康居等地。特別是吐火羅的縛喝（Balkh），古稱「小王舍城」。玄奘所見，「僧徒三千餘人，普皆習學小乘法教」。聖賢的塔基，共一千多所[29]，可想見過去佛教興盛的情形。這是深受希臘文化，又受月氏人所治化的地區，實在是從犍陀羅而傳向西方的小乘——說一切有部的重鎮。西域（《漢書》所謂北道）的阿耆尼、龜[A219]茲、跋祿迦、佉沙——疏勒、烏鎩、朅盤陀，崇信說一切有部教法的，都由吐火羅（縛喝）一線而來。說一切有部的西方師，還不能說是與大乘相近的。說一切有部中，原有持經者（[A220]sūtradhara）、譬喻師（[A221]dārṣṭāntika），如法救（Dharmatrāta）是覩貨羅人；覺天（[A222]Buddhadeva）可能為摩偷羅人；世友——《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》的作者，都是。古代的持經譬喻師，如法救、世友、彌多路尸利（[A223]Mitraśrī）、僧伽羅剎（Saṃgharakṣa），在中國都是被尊稱為菩薩的；思想簡易而近於大乘。在民族複雜的西北印度，持經譬喻者近於大乘，而與北方大乘有更多關係的，應該是塞迦族地區的佛教。

上面所說，阿育王以來，適應邊區民族而展開的佛教，除極少數的，如銅鍱部的大寺派，說一切有部的迦溼彌羅師，都有大乘的傾向。其中，佛教從東而向南的，有烏荼、案達羅民族；從西而向北的，有臾那、塞迦民族：大乘在這[A224]裡興盛起來。

第一項　北印度的塞迦族

北印度的塞迦（[A225]Śaka）人，除政治而外，與佛教結成深切的關係，而有塞種與釋迦（[A226]Śākya）族同種的傳說，如唐顏師古《注漢書》說：

塞種：「即所謂釋種者也，亦語有輕重耳」(〈西域傳〉)。

「西域國名，即佛經所謂釋種者。塞、釋聲相近，本一姓耳」(〈張騫傳〉)。

顏師古的解說，並非臆說，而是根據佛教的傳說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六(大正五一．九〇〇下——九〇一下)說：

「劫比羅伐窣堵國……誅釋西南，有四小窣堵波，四釋種拒軍處。……毘盧釋迦嗣位之後，追復先辱，便興甲兵，至此屯軍。釋種四人，躬耕畎畝，便即抗拒，兵寇退散。……四人被逐，北趣雪山：一為烏仗那國王，一為梵衍那國王，一為呬摩呾羅國王，一為商彌國王。奕世傳業，苗裔不絕」。

玄奘從印度得來的傳說：釋迦佛在世時，毘盧釋迦王（Virūḍhaka），或譯為毘流（琉）璃王（Vaiḍūrya），誅滅釋種時，有釋種四人，抗拒敵兵，後來流散到北方，成為北印度四國的先人。四國是：烏仗那（[A227]Udyāna）、梵衍那（[A228]Bāmiyān）、呬摩呾羅（Hematāla）、商彌（[A229]Śāmbhī）。《西域記》雖沒有說到「塞種」，但這四國的地域，正與古代「塞種王罽賓」，及西方史書所記的 [A230]Śaka 相當。這一塞迦即釋迦的傳說，佛教中也有二說：

一、釋種四人四國說，這是《大唐西域記》所傳的。《西域記》說到：「呬摩呾羅國……王釋種也」[1]；「商彌國……其王釋種也」[2]，而特別重視烏仗那與釋迦族的關係，如卷三(大正五一．八八二中——八八四上)說：

「烏仗那……有窣堵波，高六十餘尺，上軍王之所建也。昔如來之將寂滅，告諸大眾：我涅槃後，烏仗那國上軍王，宜與舍利之分」。

「昔毘盧釋迦王前伐諸釋，四人拒軍者，宗親擯逐，各事分飛。其一釋種……（與龍女結婚）……受龍指誨，便往行獻烏仗那王，躬舉其㲲，釋種執其袂而刺之。……咸懼神武，推尊大位。……釋種既沒，其子嗣位，是為嗢呾羅犀那王(唐言上軍)」。

「上軍王嗣位之後，其母喪明。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，從空下其宮中。上軍王適從遊獵，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，遇聖聞法，遂得復明。如來問曰：汝子，我之族也」。

嗢呾羅犀那（Uttarasena），即上軍王。佛化上軍王母，《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[3]，也有說到。四國中特別重視烏仗那，是很有意義的，這正是「塞種王罽賓」的地方。

二、釋種一人一國說：如《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八(大正二四．二四〇上——下)說：

「有一釋種，名曰閃婆，住于外邑，撿挍農作。聞彼惡生（即毘盧釋迦）親領四兵，至劫比羅，欲誅釋種。……乃嚴兵眾，來襲惡生，倉卒橫擊，即便大敗。……閃婆釋子，心欲入城，……既不容入，請還家口，眾出與之。……佛以慈悲，持自髮爪，授與閃婆。……往婆具荼國，……共立為主，號為閃婆國。閃婆立後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，安置如來髮爪以申供養，即號其塔為閃婆窣堵波」。
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二六(大正二．六九一下)說：

「有釋童子，年向十五，名曰奢（或作「舍」）摩。聞流離王今在門外，……獨與流離王共鬥。是時，奢摩童子多殺害兵眾。……奢摩童子即出國去，更不入迦毘羅越」。

奢摩（Śama）或閃婆（Śambha），就是《西域記》釋種四國中的商彌。在西方史書中，塞迦人中 Śam，是卓越的勇士。這一人一國說，也有獨特的意義。烏仗那與商彌相鄰，據《八十四成就者傳》說：烏仗那分為二國，其中一國名 Sambhala[4]，也就是商彌——閃婆。所以這一傳說，早期也許只是奢摩一人，後依實際的情形，作成釋種四人四國說吧！這一傳說，是不能早於塞迦人進入印度以前的。我們知道，佛法是主張民族平等的。但在佛法的開展中，佛陀晚年，就有以釋族比丘為領導中心的運動。七百結集時代，有東方的釋迦同族，聯結成東方中國，與西方邊地比丘抗衡的事實。漢譯《長阿含經》，也有「釋種（[A231]Śākya）、俱利（[A232]Koliya）、冥寧（[A233]Mina）、跋耆（[A234]Vṛji）、末羅（Malla）、酥摩（[A235]Himā）」——六族奉佛的傳說[5]。以釋迦佛的宗教文化為中心，企圖造成一文化族，所以「四姓為沙門，皆稱釋種」[6]；在家佛弟子而見諦的，也稱為釋。「釋迦」，被作為佛教（通於在家）集團的標幟。這一運動，當時並沒有太大的成功。在佛法進入印度西北，發見 [A236]Śaka 人與釋迦的音聲相近，有意無意的看作釋迦族的後裔。釋迦與塞迦的特殊關係，在西元前一世紀起，漸漸形成。不只是佛教的傳說，塞迦人也應有同感，引以為榮。釋迦與塞迦是否同族，為另一問題，而以塞迦為釋迦族，在北印度佛教的發展上，實有不可忽視的意義！

被稱為釋種四國的所在地，近代學者研究的結論，細微處雖有異說，大體都所說相近。烏仗那國，或作烏萇、烏長，在蘇婆伐窣堵河（[A237]Śubhavastu），今蘇婆河（Swat）兩岸。首府為瞢揭釐（Maṅgala），即今蘇婆河左岸的 [A238]Manglawar。從瞢揭釐向東北行，到達麗羅川（[A239]Darada），今達拉特地方（Dardistan），是烏仗那的古都（《高僧法顯傳》作「陀歷」）。《高僧法顯傳》的宿呵多（Svāta），在蘇婆伐窣堵與印度河的兩河間——Bunir 谿谷間。在《西域記》中，也是屬於烏仗那的。商彌國，如慧超《往五天竺國傳》(大正五一．九七七下)說：

「從烏長國東北入山，十五日程，至拘衛國，彼自呼云奢摩褐羅闍國。……衣著言音，與烏長國相似」。

商彌即奢摩（褐羅闍，譯為「王」）。拘衛，《唐書》作俱位，〈悟空入竺記〉作拘緯，這是與烏萇國「衣著言音」都相同的國家。商彌的地位，《西域記》說：在波謎羅川（Pamirs），即 Wakhan 山谷的西南七百餘里。《洛陽伽藍記》卷五(大正五一．一〇一九下)說：

「十一月中旬，入賒彌國。此國漸出葱嶺，……峻路危道，人馬僅通，一直一道。從鉢盧勒國，向烏場國：銕鎖為橋，懸虛為渡，下不見底，旁無挽捉，倐忽之間，投軀萬仞」。

葱嶺包括帕米爾全部（八帕及 Wakhan），賒彌——商彌是 Wakhan 西南的山國。文中的鉢盧勒（Palolo），為當時的小勃律，在今 Gilgit 一帶。從此地到烏仗那，就要經過懸度。《唐書》也說：俱位國在大雪山勃律河北[7]。古代從烏仗那到商彌，是先經陀歷而後西向的，所以《往五天竺國傳》說：「從烏場國東北入山」。商彌國的所在地，為喀布爾（Kabul）河支流 Kunar 河的上流，Chitral 地方。這[A240]裡近 Wakhan 谷，所以《雜事》說閃婆童子，到婆具荼成立閃婆國，婆具荼應即 Wakhan 的對譯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，也說到這一地區：大迦多演那（[A241]Mahākātyāyana）與紺顏童子（[A242]Śyāmāka），到濫波（Lampāka）；又到一小國，紺顏童子留此為王；大迦多演那「從此復往步迦拏國」；然後路過雪嶺，回到中國[8]。步迦拏也就是 Wakhan。紺顏童子所住的小國——沙摩，就是商彌，這是佛教的又一傳說，商彌是在 Wakhan 附近的。梵衍那國（Bāmiyān），在大雪山中，依《唐書．西域列傳》，考定為今 Ghorband 河上流的 Bāmiyān 山谷間[9]。呬摩呾羅國，在舊覩貨羅（Tukhāra）境內，鉢鐸創那（[A243]Badakshān，即佛敵沙、蒲持山）西二百里地方，已在大雪山邊下。總之，傳說的釋種四國，都在興都庫斯（大雪山）山區。

《漢書》說到「塞王南君罽賓」，在論究「南君罽賓」的塞王，是否從北方來以前，先應確定罽賓的所在地。在中國史書中，罽賓的名義是紛歧的。白鳥庫吉的〈罽賓國考〉，考定漢代的罽賓，是以犍陀羅（Gandhāra）為中心，喀布爾河（Kabul）流域，並 Gilgit 河流域。今從佛教的古說來加以證實。編於西元前的晉譯《阿育王傳》卷二(大正五〇．一〇五上)說：

「居住罽賓：晝夜無畏、摩訶婆那、離越諸聖」。

罽賓，梁譯《阿育王經》作：「於罽賓處」，可見罽賓為總名，離越等都在罽賓區內。「晝夜無畏」，梵語為 [A244]Tamasāvana，意思為闇林。闇林本為森林地的通名，但這[A245]裡所說的，是北印度有名的聖地。《大莊嚴經論》說：弗羯羅衛（Puṣkarāvatī）畫師，從石室國回家，路見晝闇山作大會，就將所得的三十兩金供僧[10]。《大智度論》與《雜寶藏經》，也有這一故事。弗羯羅衛，《智度論》作弗迦羅，即《西域記》的布色羯羅伐底，在犍陀羅。石室，即怛叉始羅（Takṣaśila）。從石室回弗羯羅衛，中途經過晝闇林，這必在犍陀羅東部。「摩訶婆那」（Mahāvana），即大林，這是非常著名的聖地。《西域記》說：瞢揭釐城南二百里，有大林僧伽藍[11]。《大莊嚴經論探源》，考為在今印度河西岸，阿多克城（Attock）北。「離越」（Revata），或作離越多、隸跋陀、頡離伐多，及理逸多。《藥事》所說的及理逸多，在稻穀樓閣城（即瞢揭釐）與佛影洞——那[A246]揭羅[A247]曷（[A248]Nagarahāra）的中途，還在蘇婆河（[A249]Swat）流域。被稱為罽賓的三大聖地，就是蘇婆河流域，犍陀羅地方。還有，降伏阿波羅（[A250]Apalāla）——無稻芉龍王，也可以證明。南傳《島史》說：[A251]末闡提（Majjhantika）傳教於犍陀羅，降伏龍王[12]。《善見律[A252]註序》與《大史》說：降伏犍陀羅、迦溼彌羅（[A253]Kaśmīra）的 Aravāla（阿邏婆羅）龍王[13]，這是西元四、五世紀編集的。然在北方的傳說，降伏阿波邏龍王的，在烏仗那，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三(大正五一．八八二中——下)說：

「瞢揭釐城東北行，二百五六十里，入大山，至阿波邏羅龍泉，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。……釋迦如來……降神至此，欲化暴龍。執金剛神杵擊山崖，龍王震懼，乃出歸依」。

降伏阿波羅龍王，《阿育王傳》說在烏萇；《大智度論》說在月氏國；《藥事》泛說「往北天竺，調伏阿鉢羅龍王」[14]，都沒有說是迦溼彌羅。而迦溼彌羅所降伏的龍王，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九(大正二四．四〇下)說：

「此迦溼彌羅國境，我滅度後百年中，當有苾芻弟子，彼苾芻當調伏虎嚕茶毒龍」。

迦溼彌羅的虎嚕茶龍，《雜事》作忽弄龍。可見原始傳說的降伏阿鉢羅龍，無論是佛或[A254]末闡提，都在包括烏仗那的犍陀羅地區，就是罽賓。等到迦溼彌羅佛法漸興，也推為[A255]末闡提所開化的，也傳有降伏惡龍的傳說。於是北方才別說迦溼彌羅的忽弄龍，南傳也在犍陀羅以外，補入迦溼彌羅。不知[A256]末闡提的開化罽賓，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。又如南方傳說，當時罽賓（迦濕彌羅）的夜叉槃度（Pāñcika），與女夜叉訶黎帝耶（[A257]Hārītī）及五百子，也歸依了佛。然北方《根有律雜事》，正說訶黎底藥叉女，是犍陀羅藥叉半支迦（即「槃度」）的妻子。佛教古傳的罽賓，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，沒有懷疑的餘地。

烏仗那、商彌等釋種，佛教傳說是釋種被破滅時流散出來的。然在西元前六世紀，強悍勇武的塞迦人，對波斯的抗爭，服屬，而出現於歷史的記錄。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史家太史阿斯（[A258]Ctesias）傳說了塞迦；而大流士（Darius）王的碑文，都一再說到塞迦，這[A259]裡節錄《西域研究》的解說[15]：

「據波斯古史，[A260]Śam 王家，起源悠久。……經時稍久，遂成 Zal 之父，而成路司登（[A261]Roustem）祖先特有之名。……此一族之人，在波斯史上最有名者，當為路司登，波斯人以此王為理想的英雄。……在路司登之子中，有費拉莫斯（Fer-Amorz [A262]Feramor）一名者。相傳有名之居魯士（Cyrus），攻伐 Zawoul 地方時，此地 [A263]Śam 王族，毅然抗之，費拉莫斯被生擒，後遭赦，乃與其父路司登等，共從居魯士經略諸國，建立大功。按此事不僅見於費多塞之 [A264]Shah-Naméh，且西元前約四百年頃之希臘史家太史阿斯亦傳之，而將 Fer-Amorz 寫作 Amorges，顯係 Sacae 之王子也」。

「在 [A265]Behistun 之大流士碑文中，Sacia 記於 Bactria、Sogdiana、Gandaria 之次，[A266]Sattagydia 之前；而 Persepolis 碑文則記此地於 Sattagydia、Arachosia、[A267]India 之次，Mecia 之前；[A268]Nakhsh-i-Rustam 碑文，則記此地於 Zarangia、Arachosia、Sattagydia、India 之次。其中 [A269]Bactria、Sogdiana、Gandaria、Zarangia、Arachosia、India 等，毋須說明，而 Sattagydia 應在 Cabul 河上流地方，而 [A270]Mecia（[A271]Mycia）者，殆即今 Mckran 之遺名。……西元前第五六世紀時，Sacae 之所在。……要之，謂西元前五六世紀時，印度西北地方，居有 Sacae 之民族者，不得一概斥其說也」。

塞迦族中的奢摩王家，大體在今 Kunar 河流域。白鳥庫吉以為：大流士王時代的塞迦（奢摩），在 Wakhan，鉢鐸創那（今 Faizabad）為中心，南達 [A272]Chitral 河上流，北抵 Surkh-āb 河流域，為居住於 Oxus 河上流的騎馬民族[16]。這大概是從塞迦為良好的騎兵，而北方也還有塞迦，所以這樣推定的！上面曾說到：烏仗那與商彌，有本為一國（同族別支）的傳說；而烏仗那的故都，又在陀歷地方。所以（奢摩王家）塞迦族的住地，應在 Wakhan 以南，興都庫斯山北部，今 Chitarat、Gitrit 地區。民族是向南移動的，發展到蘇婆河流域；而佛教文化，卻經 Wakhan 而傳向東方。斯特雷朋（[A273]Strabo）說：西元前一六〇年頃，Bactria（大夏）為從北方來的 Asii、Pasiani、Tochari、Sakarauli 部隊所滅亡。其中 Tochari，就是吐火羅——月氏人；Sakarauli 就是塞迦人。這與《漢書》所說：月氏侵奪塞種故地，塞種向南流竄；月氏為烏孫所攻，於是南下到溈水（Oxus）流域，再佔領大夏的傳說，大致相合。塞迦人，不但是奢摩王家，在溈水以北，藥殺水（Jaxartes）以北的塞迦人，在西元前五、四世紀，都與波斯王朝有過長期的從屬關係，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。所以在塞種受到月氏的攻擊時，向南經 Bactria 而到阿拉科西亞（《漢書》稱為烏弋山離），與波斯人合作或衝突。一部分向印度侵入；那時北印度奢摩王家的住地，成為大月氏雙靡翕侯的治區，在被迫下，與達麗羅川一帶的同族——烏仗那，一起南下，進入 Swat 河流域，會合從西而來的塞族，取代希臘人而成為高附河流域、旁遮普（[A274]Panjāb）一帶的塞迦王朝。對於從北而來的塞迦人，與《漢書》所說的「塞王南君罽賓」，學者間的意見紛紜。我想，忽略北印度的（烏仗那與）奢摩王家，或忽略從北而來的塞迦人，都是不會適合的。

第二項　罽賓（塞族）與北方大乘佛教

西元前二世紀中，臾那（Yavana）人彌難陀（Menander）王信仰佛法，北印度的佛法，在異民族中，能逐漸的適應起來。接著，塞迦（[A275]Śaka）人取代了臾那人的政權。西元前一二〇年後，塞迦的茂斯（Maues，或寫作 [A276]Moga）王，也有信佛的傳說。高附（Kabul）河下流、蘇婆（Swat）河流域的佛法，在佛法傾向大乘的機運中，北印度罽賓中心的佛教，有了卓越的貢獻。特別是對大乘佛法的傳入東方，有著特殊的關係。

本生談（闍多迦 jātaka），是釋迦佛過去生中的事[A277]跡。本生與大乘思想間的關聯，是近代學者所公認的。起源於「佛教中國」——恒河（[A278]Gaṅgā）流域，所以多數傳說在迦尸（Kāśi）；也有說雪山（Haimavata），但或指希馬拉耶（[A279]Himālaya）山說，起源是很早的，現存中印度 [A280]Bhārhut 古塔的玉垣，有西元前二世紀的浮雕本生；西南 [A281]Sāñcī 大塔門浮雕的本生，有屬於西元前一世紀的[1]。佛法傳入北印度，本生談，有些是大乘特有的本生，在罽賓區流行起來。為了滿足信者的希望，都一一的指定為在這[A282]裡，在那[A283]裡，成為聖[A284]跡，為後代佛弟子巡禮瞻仰的聖[A285]跡。西元前後的情形，雖然不能明瞭，但從流傳下來，為中國遊方僧所親身經歷的，都集中於古代的罽賓地區。今依《大唐西域記》(卷二、卷三)，摘列如下：

本生的聖[A286]跡，都在罽賓（不是迦溼彌羅）區，而烏仗那的最多。如捨眼、捨頭、聞法輕身，都表現了大乘的特性。在這些聖[A287]跡中，這[A288]裡想提到二則：一、儒童——遊學的青年，布髮掩泥，見燃燈（[A289]Dīpaṃkara）佛授記，為各派共有的本生。在菩薩修行歷程中，這是重要關鍵。在北方，被指定為那[A290]揭羅曷（Nagarahāra），在高附河下流，今 Jalālābad 地方（南傳沒有買花獻佛，地名為 Rammaka），表示了這[A291]裡菩薩法的重要。二、商莫迦（Śyāmaka, Śyāma, P. Sāma）披著鹿皮，在山中採鹿乳來供養盲目的父母，被遊獵的國王誤射了一箭。感動了天帝，不但箭瘡平復，父母的雙目也重見光明。這是大孝感天的故事。商莫迦的原語，與「奢摩」可說相同。而且，在（釋種四人四國的）《大唐西域記》中，佛去烏仗那（[A292]Udyāna）時，上軍（Uttarasena）王遊獵去了。佛為上軍王的盲目老母說法，盲母也重見了光明[2]。在這個故事中，釋種或 Śyāma，童子，遊獵，（父）母的盲目重明：故事的主要因素，大體一致。所以商莫迦本生影射的事實，是塞迦族的 Sāma。塞族在北印度——罽賓區，對佛法的影響，是非常明顯的！

北印度佛教的隆盛，一般都重視犍陀羅。當然，在希臘人，波斯（Pahlava）與塞迦人，月氏人，先後進入北印度，尤其是月氏的貴霜（[A293]Kuṣāṇa）王朝，以布路沙布邏（Puruṣapura）為首都，促成北方大乘的非常隆盛，犍陀羅是有其重要性的。然在北方大乘勃興的機運中，我以為烏仗那占有更重要的地位。從流傳下來的事實，可以推想而知。如《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》(大正五一．八六七上)說：

「烏場國……國王菜食長齋，晨夜禮佛」。

惠生是神龜元年出發，正光二年（西元五一八——五二一）回來的。所見的烏長國王，分明是大乘行者。玄奘去印度（西元六二七——六四五），所見烏仗那佛教的情形，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三(大正五一．八八二中)說：

「崇重佛法，敬信大乘。夾蘇婆伐窣堵河，舊有一千四百伽藍，多已荒蕪；昔僧徒一萬八千，今漸減少。並學大乘，寂定為業。善誦其文，未究深義。戒行清潔，特閑禁[A294]呪。律儀傳訓，有五部焉」。

從西元五世紀末起，因嚈噠的侵入印度，寐吱曷羅俱邏（Mihirakula）王破壞北印的佛法[3]，北印度佛教，普遍的衰落下來。如玄奘所見的情形，真是蕭條已極[4]。但那時的烏仗那佛教，還勉強的在維持。再遲一些，慧超所見的烏長，還是「足寺足僧，僧稍多於俗人也。專行大乘法也」[5]。這是純粹的大乘教區。烏仗那的戒律謹嚴，而所奉行的，是五部通行（義淨所見也如此），這正是兼容並蓄的大乘精神。《大集經》說：「如是五部雖各別異，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」[6]，不正是這一事實的說明嗎？但《高僧法顯傳》(大正五一．八五八上)說：

「烏萇國，是正北天竺也。……凡有五百僧伽藍，皆小乘學」。

法顯去印度，在隆安三年到義熙十年[7]，比惠生西行，只早一百年，怎麼「皆小乘學」，與「專學大乘」完全不同呢？然《法顯傳》沒有說到迦溼彌羅（[A295]Kaśmīra），所說的五百僧伽藍，實是迦溼彌羅佛教的傳說。如《西域記》說：「迦溼彌羅國，……立五百僧伽藍」[8]。烏仗那為純大乘區，雖然小乘與大乘的流行，有複雜的原因，但與區域性、民族性，也應該是多少有關的。

從地區來說：犍陀羅（Gandhāra）是平地。怛叉始羅（[A296]Takṣaśilā）在內的犍陀羅，一向是北印度的文化學術中心。這[A297]裡的文化發達，經濟繁榮，有都市文明的特徵。從《西域記》看來，小乘與大乘論師，幾乎都集中在這[A298]裡，這是論義發達的佛教區[9]。烏仗那在犍陀羅北面，進入山陵地區。《西域記》說是：「並學大乘，寂定為業。善誦其文，未究深義」[10]，與犍陀羅的學風，截然不同。重信仰，重修證，烏仗那是著重持誦與禪定地區。原來這[A299]裡是特別適宜於修習禪觀的地方，如《阿育王傳》卷五(大正五〇．一二〇中)說：

「佛記罽賓國，坐禪無諸妨難，床敷臥具最為第一，涼冷少病」。

《大智度論》對這北方雪山區的適宜修行，也有所解說[11]。《洛陽伽藍記》卷二(大正五一．一〇〇五中——下)說：

「講經者，心懷彼我，以驕凌物，比丘中第一麁行。今唯試坐禪、誦經，不問講經。……自此以後，京邑比丘，悉皆禪誦，不復以講經為意」。

以坐禪、誦經為修行，輕視講說經義，正與烏仗那的學風一樣。玄奘說他「未究深義」，那因為玄奘是論師型；玄奘的觀點，是論師的觀點。我們知道，佛法是「從證出教」的，「先經後論」的。釋迦佛是這樣的，阿毘達磨（[A300]Abhidharma）[12]、中觀（[A301]Mādhyamaka）、瑜伽（[A302]Yogācāra），都是從修證而發展出來的；中國的臺、賢、禪宗，也都是如此。印度佛法，在大乘機運成熟時，推動而勃興的力量，在北印度，就是烏仗那。從此而發展出來，引起犍陀羅佛教的隆盛，但犍陀羅又傾向於大乘理論化。烏仗那東南的烏剌尸（Uraśā 今 Hazara）；怛叉始羅，今 Taxila（在山陵邊沿）；僧訶補羅（[A303]Siṃhapura 今 [A304]Jhelum 地方的 Ketās），山區的佛教，都「並學大乘」。烏仗那以西，山區的濫波（Lampura 今 Lamgan）；迦畢試（[A305]Kāpisī 今 Kabul 地方），都是大乘教區。可見北印度的大乘教區，是以烏仗那山陵地帶為中心，而向東西山地延[A306]伸的。向南而進入平地，就是重於教義的犍陀羅佛教。如從民族來說，烏仗那、梵衍那（[A307]Bāmiyān），是釋種（塞迦）。梵衍那信奉小乘的說出世部（[A308]Lokottaravāda），此部有菩薩十地說，境內也有觀音（Avalokiteśvara）菩薩像，這是近於大乘，曾經流行大乘的地方。西南 Helmand 流域的漕矩吒（Jāguḍa），就是塞迦人所住而被稱 [A309]Śakasthāna 的地方，也是「僧徒萬餘人，並皆習學大乘法教」[13]。塞迦人曾經住過的，或當時還是塞種人的地區，都是大乘盛行，所以「塞王南君罽賓」，對北方大乘的隆盛，是有著深切的關係。

現在要從一類似神話的傳說說起：《穆天子傳》(顧惕生校本)卷二說：

「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，以望四野，曰：舂山，是唯天下之高山也！……舂山之澤，清水出泉，溫和無風，飛鳥百獸之所飲食，先王所謂縣圃」。

周穆王十四年（西元前九八八），登舂山，對舂山作了這樣的稱歎！舂山，後代又寫作鍾山、葱嶺。《西域記》解說為：「多出葱，故謂葱嶺」。又以「山崖葱翠，遂以名焉」[14]。其實，舂、鍾、葱，都是同一語音的不同寫出。在我國文字中，崇、嵩、崧，古代是音義相通的；還有「高聳入雲」的聳，都與舂音相通。《詩．大雅》說：「崧高維嶽，[A310]駿極于天」。舂、崧，只是高入雲際的形容詞。葱嶺，西人稱為帕米爾（[A311]Pamirs）高原，有「世界屋脊」的稱譽，這所以名為舂山——「天下之高山」。舂山現分八帕，在山與山間，有湖，有平地，雖沒有高大樹木，但青草、湖水、鳥獸是有的，可說是天然的幽靜的園地。從平地來說，「實半天矣」。高在雲天以上，似乎懸在半空，所以稱為「縣圃」。「先王」，當然是周人的先王——軒轅氏族的黃帝了。這一傳說，在西亞巴比倫，曾模擬縣圃而造出著名的懸空花園（Hanging Gardens）。上面說到，烏仗那與商彌（[A312]Śāmbhī），是同族，起初都在大雪山北部。只要越過婆羅犀羅（Baroghil）大嶺，就到了被稱為「縣圃」的帕米爾。所以這一傳說，也因烏仗那的向南移動而移動。烏仗那是什麼意義，《大唐西域記》附注說：「唐言苑，昔輪王之苑囿也」[15]。烏仗那是「昔輪王之苑囿」，舂山是「先王之所謂縣圃」，是多麼類似！在烏仗那的西鄰，有一佛教化了的傳說，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四六(大正二三．八八一上)說：

「紺顏童子執法（師？）衣角，騰空而去。……紺顏童子執師衣角，懸身而去。時人遙見，皆悉唱言：濫波底，濫波底(是懸挂義)！其所經過方國之處，因號濫波」。

紺顏童子，就是 [A313]Śyāmāka——奢摩童子。奢摩執著師長——迦多演那（Mahākātyāyana）的衣角，懸空而飛過這[A314]裡，這[A315]裡就名為濫波。濫波在烏仗那西邊，如聯合起來，濫波烏仗那，不正是先王之所謂「縣圃」嗎？縣圃與濫波、烏仗那有關，與塞迦的奢摩王家有關。這是傳說，但暗示了葱嶺高原與商彌、烏仗那、濫波間的關係。

從葱嶺的「縣圃」，見到與南方塞迦、商彌、烏仗那、濫波的關係；從葱嶺向東，也見到與于闐的關係。如《翻梵語》說「于闐[A316]國[A317](應云優填耶那……)」[16]，優[A318]填耶那即烏仗那的對音。縣（懸）是懸空；梵語烏仗那，也有「飛去」的意義，而這是于闐特有的傳說，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一二(大正五一．九四三上——九四五中)說：

「瞿薩旦那國……王城南十餘里，有大伽藍。……忽見空中佛像下降」。

「王城西南十餘里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，中有夾紵立佛像，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此。……夜分之後，像忽自至」。

「嫓摩城，有彫檀立佛像，高二丈餘。……聞之土俗曰：……佛去世後，自彼凌空，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。……東趣此國，止嫓摩城；其人纔至，其像亦來」。

瞿薩旦那（Kustana）即于闐的梵語。在于闐境內，竟有佛像凌空飛來的傳說三處，這是與懸空飛行的傳說有關的。還有，于闐古稱迦邏沙摩，曇無竭《外國傳》作迦羅奢末（Kara syama）[17]。沙摩或奢末，都就是奢摩的異譯。塞迦的奢摩王家，是 Kho 族。而于闐或寫作 khostan 或 Khotan，意思應為 Kho 族住地（kho 地）。于闐有飛來的傳說，與奢摩及 Kho 族的名稱相關。這使我們想起另一傳說：〈于闐國懸記〉說：阿育（Aśoka）王子，來到于闐，阿育王的大臣也來到。雙方交戰，後和解而成立于闐國[18]。《大唐西域記》的早期傳說是：育王謫遷部分豪族，來到于闐，恰遇從東方遷移來的。戰爭的結果，東方勝利而併合了西來的，成立國家[19]。于闐人的相貌，「不甚胡」[20]，可能為東方（氐）與西來的混合民族。部分人是從西方來的，從上來傳說來研判，這可能是塞族。據考古者所發見，于闐語屬於波斯語系，受有印度語的影響。H. Lüders 稱之為 Śaka Language[A319]。塞迦人與波斯王朝有長期的關係；于闐語屬於波斯語系，足以證明于闐人中有部分塞迦族的推定。而且，于闐人的相貌「不甚胡」，也可以說明是東方（氐）與西來的混合民族。

西域的佛法，是從北印度傳來的。犍陀羅也有大乘，但小乘的論風極盛。犍陀羅與迦溼彌羅的小乘，向西傳布到 [A320]Bactria——「小王舍城」（更西到波斯），再東經 Wakhan。傳向西域的路線，是西北向的，經塔什庫爾干（Tush-kurghan）而到佉沙（Kash）。然後向東發展，成為小乘為主的教區。在這一交通線上，與 Kash 氏族有關。唐代有朅師，在今 [A321]Chitral 河上流，地位在商彌西南。[A322]Chitral 河也名 Kashkar 河。從此到 Wakhan，有 [A323]Kala Panja；到塔什庫爾干，有羯囉槃陀（即 [A324]Kala Panja 的音變），國王為「葛沙氏」。再向東北，就是佉沙。佉沙，慧超《傳》作迦師祇離；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作迦師結黎，也就是 Kashgar。從北印度到佉沙，都留下同一氏族居留的地名。佉沙國人「文身綠睛」；在 Wakhan 中的達摩悉鐵帝國（Dharmasthiti），「眼多碧綠」。這一民族是由西方而東來的。大乘佛法的東來，主要是從烏仗那、商彌而到 Wakhan。一直向東行（不一定經過塔什庫爾干），經崑崙山區（Karakoram）東行，或經葉城（Karghalik）到葉爾羌（Yarkand），即法顯所到的子合，玄奘所說的斫句迦。或經皮山（Guma），或從于闐南山，才抵達于闐，成為以大乘為主的教區。大乘的向東傳布，與烏仗那、商彌地區，也與這地區的民族——塞族有關，也就留下優地耶那、奢摩等名稱。這[A325]裡，不想作古代交通要道的考證，但要指出的，漢代的子合，「治呼犍谷」，顯然還在 Wakhan 谷東端。可能由於大月氏的迫逐，與同族（依耐、無雷）東移到平地，所以晉代以後所見的子合，都在舊莎車（葉爾羌）境內了。法顯從當時的子合，「南行四日，至葱嶺山，到於麾國安居」[21]。於麾，《魏書》作「權於摩」。「權於」而讀為「於」，等於 Khostan 而讀為于闐。我以為，這是於麾而不是（權）於摩。《山海經．海內東經》說：

「國在流沙中者，埻端，蠒㬇，在崑崙墟東南」。

埻端，是于闐；蠒㬇，是權於摩（麾）。法顯從子合南行，經四日而入葱嶺（這[A326]裡指崑崙山），一定是經葉城南來，由青坪 Kok Yor 進山。英人揚哈斯班、俄人庫才甫斯基遊歷所見，從此入山，在葉爾羌河上流，現在 Raskam 地方，有水流與平地，草原與生著灌木的平地。法顯所到的於麾，可能在此，然後「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」。奢摩王家（烏仗那出於此族）的國名，是拘衛，或作俱位、拘緯；原語為 [A327]Khowar，不正是權於摩（麾）、蠒㬇的對音嗎？大乘佛教（及古代的塞族）是由此山地而來的。西夜族的子合，在 Wakhan 谷，是純大乘區。子合的大乘傳說，多少類似神奇，甚至方位不明。這是大乘法經子合而來，形成傳說；等到子合東移到平地，傳說就有點想像了[22]。總之，大乘佛法與塞族——烏仗那、商彌有緣；由烏仗那、商彌而傳入西域，也傳到與塞族有關的地區——于闐。

大乘在南方興起，是與案達羅（[A328]Andhra）族有關。佛法向邊區發展，邊區民族的佛化，對大乘佛法的勃興，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因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