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　僧裝改革運動之回顧

僧裝改革運動，在新僧派中，雖還不過說說而已，「試用」而已，但這個運動是存在的。被推尊為新僧領袖的太虛大師，早在青年時代，「服隨國俗」而出現於公眾集會的場所。他說：「太虛……出言吐語，大都不經。僻行怪狀，不理眾口。然隨宜示現，不存軌則。……就事相以論之，髮留一寸，本出佛制。服隨國俗，自古已然。彼印度之比丘，固未始穿袍著褲，似吾國俗人今所目為和尚者也」[A2]。這位富於革命情緒的青年，勇敢地開始了僧裝改革的嘗試。此後，虛大師也曾擬過制服，雖沒有實行，而「太虛帽」早被某些同袍所樂予採用了。鼓吹「現代僧伽」的閩南佛學院，也曾試用新的制服，據說曾用過一次。僧眾受軍訓，受救護訓練，各處都有過不同形式的新裝。這些，都是抗戰以前的舊事。抗戰期間，《海潮音》編者福善法師，除了在「太寓」而外，出門總是披起那件類似大衣的大衣（個人使用，還不配稱為僧裝）。抗戰勝利了，重慶風吹到下江來，焦山東初法師首先響應，發表關於僧裝改革的論文，得到許多人的同情。焦山的僧伽訓練班，秉承虛大師的意思，開始試用。然而，叢林的老上座們，另有一套反對的理由，有人作文反對。南嶽明真法師，也不贊成。尤其是以「新僧派」自居的慈航法師，忠憤悲慨，竟然不惜與師友為難，在「護法」（《中國佛學月刊》出「護法」專號）的旗幟下，硬要打倒「偽裝」。這個僧裝改革問題，引起的糾紛真不小。虛大師說：「理智要更清明一點」[A3]！真的，我們應該更理智一點，從佛教僧伽的立場，來考慮僧裝的改革。

二　先要認清立場

僧裝改革，是佛教出家眾的服裝改革。所以僧裝無論如何改革，終久是出家眾的服裝。承認出家制有存在的必要，願意站定出家崗位，這才有討論僧裝的應否改革與如何改革的價值，否則是多餘的。討論僧裝改革，是以出家制的存在為前提的。那麼，應進一步考慮，「出家」是什麼意義？在生活方式，行為操持，以及獻身三寶的任務上，出家眾與在家眾有何不同？有出家與在家二眾，即應有出家與在家的差別。如忽視這點，將有一切似是而非的理論出現；僧伽的革新運動，可能造成一種非僧非俗的現象。出家可以學佛，在家也可以學佛，但我反對不僧不俗的，繼承寺廟權益，受人信施，而營為純世俗的生活。我想，僧裝改革的倡導，是為了健全僧團，提高僧格，堅定出家立場，履行出家任務，而不是為了取消出家與在家的差別。這裡，準備與這樣的僧裝改革論者，共同商討。

三　僧裝的特點與問題

論到改革僧裝，先應理解佛制僧裝的特點，以及何故而有問題。這才能進而討論中國僧裝的應否改革，如何改革？

佛制僧裝，即是「三衣」，本是適合印度情況，參照印度服裝，略加改革而成。所以今日南方的佛教國，與印度氣候相近的，還大體保持佛制僧裝的形式。但在溫帶及寒冷的地方，如我國內地、蒙、藏，及韓、日，即不能沒有當地適用足以禦寒的衣服。尤其是佛制沒有鞋、襪、帽子，在中國等即不能沒有。因此現代世界的僧裝，不能完全一致。僧裝的世界性與地方性，應如何使之協調？我曾想：合理的僧裝，應有統一的三衣與各別（適應各地）的便服，做到佛教國際間的統一而又能適合各地實際的需要。但這一構想，是並不理想的。因為服裝的主要作用，在保持適當的體溫。在印度，三衣固然有表徵僧相，使與在家眾不同的（制服的）作用，然佛制「但三衣」，正因為印度氣候炎熱，有三衣即足夠保護體溫了。三衣在印度，是表徵僧相的，也是實用的，做到了標相與實用的合一。但在中國、日本等地，僧裝無形中分化了：三衣但有標相——宗教禮服的作用，而保持體溫的實用，卻有另一類服隨國俗的便服。三衣而失去了世俗保溫的實用，是會慢慢被忽略的，只能在特殊的節日或場所，點綴莊嚴而已。三衣在印度，雖是非常便利的，但在中國等地區，卻成為麻煩的。記得我受戒的時候，先穿好一切便服，再披五衣，又加七衣，然後搭上大衣，不免麻煩。佛制三衣與實用合一，所以經常服用。五衣是貼身的內衣，連睡覺也穿著。在參加眾會——羯磨、布薩、飲食等時，即須加穿七衣（「入眾衣」），可說是常禮服。如走進村落都市、王宮官署、乞食、說法，再披上大衣（大禮服）。三衣不只是表徵僧伽德相，且有世俗實用，這才能成為僧眾日夕不離的僧裝。在中國，三衣沒有實用，所以只能在受戒等場所，偶爾表演一下。我們常用七衣，但裡面並不著五衣。走入都市或者去乞施，也不著大衣。甚至「三衣不離」的律師，也只能法寶似的隨身攜帶。這決非中國僧眾輕視三衣，不遵佛制，實有其實際的原因。三衣雖是佛制的僧裝，但五衣算不得禮服。所以在服隨國俗的便裝而外，再加三衣為制服，不但麻煩，也不合理。這個僧裝的標相與實用，應怎樣去統一！

僧衣本同於一般的服裝。但在僧制的建立過程中，僧裝向一個目標演進，即表彰僧相使與在家眾不同。在顏色方面，為了簡別印度在家人的多穿白衣，特別採用染色。染色，不用鮮艷的正色，而取樸實無華的古銅色、灰色、紅而闇黑的緇色等，這是服色的不同。在形式方面，採用了割截的福田衣，象徵僧團為人類功德生長的田園，這是形式的不同。僧裝唯一的傾向，即是要與在家衣有顯著的區別。佛何以要制「三衣不離」？只是要僧眾隨時隨地，能以服裝表明佛教出家者的身分。為了愛護佛教，愛護自己，在社會眾目暌暌的注視下，警策自己，約束自己。至於佛教內部，一歲比丘如此，百歲比丘也如此，就是佛也如此，一律服用三衣，平等平等。所以，對外差別，對內平等，為佛制僧裝的原則。

四　中國僧裝改革的諍論重心

中國不是印度、緬甸……，三衣不夠禦寒，因而演成佛制三衣與隨俗便服的分化。圓領的海青、長袍，大體同於清代以前的中國俗服。到清代，在家人改用滿裝的方領，容許出家眾沿用舊裝，於是乎現代中國僧伽的便服，與現在的中國便服脫節。這本是僧眾的便服，因為與俗人便服不同，習久相傳，成為公認的僧裝。討論中國僧裝的應否改革，不能忽略此一事實。事實比之理論，或許更有力量。僧裝的改革者，並不是推翻三衣，不過改變不合時宜的便服，何用大驚小怪！然在中國世俗共許的觀感上，此圓領衣實已取得表徵僧相的作用。所以如加以改革，不能代以明確表顯僧相的服裝，勢必造成進（山）門做和尚，出門充俗人的流弊。僧裝改革者，應該記住這一事實，才能認清論諍的焦點。

五　向反對改革者進一言

我是贊同中國僧裝改革的，所以先要向反對改革的老上座們說幾句話。反對的理由何在？可惜我還沒有看到。我相信，反對者的根本動機，唯一的理由，即為了維護僧制，不忍看進門做和尚，出門充俗人，因而引起不堪設想的流弊。為了護持佛教，沈重的責任感，不能不出來反對。在這點上，我是完全同情的。然反對如此改革，僅是消極的，維持現狀的，不是僧裝問題的解決。可以反對如此改革，而不應反對改革，應該進一步的研討足以表顯僧相的改革。我們知道，釋迦老子的制定僧裝，並非保存印度古代的樹葉衣、樹皮衣，或者寸絲不掛的天衣（裸體）。佛是參照印度當時的一般服裝，加以顏色及割截的區別而已。釋迦時代的僧裝，是參照時代的俗服，而自稱佛弟子的中國僧眾，偏要保持時俗廢棄了的中國古裝——圓領方袍，是何道理？所以，不應當反對僧裝的改革，而應研討合理的改革！

六　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來吧

東初法師提議的僧裝改革，慈航法師是根本反對的。他不是反對中國僧裝的改革，而是反對僧裝的如此改革。他的熱情、耿直，橫溢於「護法專刊」的言論中。

我想以同門、同學，同屬於新僧的立場，先說幾句家常話。老學長「太魯莽了」，自以為是新僧，而不大明白新僧的實際。從有新僧以來，照例是宣傳多於事實，說過也就算了。「中國佛教會的命令」，「全國通行」，還不是學僧們吹吹而已。╳╳寺與╳╳寺的經濟基礎，還離不了香火佛事，誰敢不顧一切的全盤改裝。論到改裝，除少數的大和尚與當家的，在這經濟困迫的年頭，那有這分力量！一分清苦的學僧，連筆墨都還成問題呢！仰望寺院、學院拿出錢來，那不過是學僧們的幻想。就像住持焦山的東初法師，也未必真能慷常住之慨，讓焦山的學僧們，「糾正心理上的不健全，……使僧青年思想發酵」！中國是會做文章的國家，學僧是正學習寫作，這那裡認真得！

反對如此改革，「儘可向作文的一、二人，在《海潮音》去辯論」[A4]。假定《海潮音》不願發表，《中國佛學》不是現成的嗎？何必說「打倒」，鬧「脫離」？現階段的中國佛教，中國的僧青年，都在盲目地碰命運，誰也難得領導起來。虛大師苦心孤詣的鼓舞作育，何嘗敢以新僧的領導者自居！領導，也不過「提示」而已，「試用」而已。到底應該如何，還不是慢慢的，讓時間去作最後的決定。熱誠的老學長，到底遠在異國，不明了現代中國新僧的實情，以為真的改革了，這才忠憤奔放，甚至要請大師負起「禍及萬年的因果責任」。老學長！這不過「試用」呀！

撇開私話，再談公理。關於僧裝改革，慈航法師的主張，不失為一項辦法。但所持的改革理由與方法，都是可商討的。為甚麼需要改革？他以為：「佛教的教主既是一個，佛教的儀式當然也是一樣。除了中華系的佛教（包括安南、日本、朝鮮、西藏、蒙古等），僧裝奇形怪狀外，人家南方的佛教，他們的僧裝是完全一合相的」。這樣的改革理由，未免過於薄弱，那是未能認清僧裝的特點以及何故而有問題。教主是一，服裝是一，當然是很理想的。但事實告訴我們，全世界的僧裝，為了服隨國俗的差別，保持體溫的實用，不能沒有差別。就像慈航法師建議的僧裝，三衣而外，也不能與佛教國合一。隨方異宜的便服，時過境遷，或在另一地方的人看來，都有點希奇。慈航法師雖然生長中國，可惜與祖國別離的時間太多，受異邦風俗的熏染，這才會批評中華系的僧裝為奇形怪狀。要知道，圓領方袍，在中國古代，真是適時合俗，雍容大雅的便服。什麼奇怪！不穿褲子才奇怪，黃頭黃腳才奇怪（懂得服隨國俗，也就無所謂奇怪）！記得法尊法師從西藏（繞道印度）歸來，披起南方佛教常用的黃袈裟，上寶華山去。知客師問他：「怪模怪樣，穿的是什麼」？「袈裟」。知客師嘰哩咕嚕的說：「袈裟怎麼不三不四的」。問起來山做什麼？「看密師父，密師父約我上山」。知客師這才弄清了來人是誰，除了通知和尚，恭敬的陪到丈室以外，還搭衣持具求懺悔。這個小小的笑話，說明了「少見者多怪」。所以，「他們（南方佛教國）看見中國和尚，都說不是和尚」，這不過愚妄者的淺見。應該好好的開導他們，焉能把這些作為中國僧裝需要改革的理由。

忽略了服隨國俗的正確性，多受他鄉風習的熏染，所以提議：「黃衣簡別俗服，袈裟表示僧相」。「只知道簡別俗服，和南方各佛教國的僧裝是一色黃」，而不能虛心的研討佛制。甚至說：「什麼黃色合不合佛制，那只好去問佛」，這成什麼話！這何必問佛，中國所傳各部派的律典，都用雜染色（南方所傳的律，也還是這樣）；袈裟就是雜染色的意思。弘揚「中國佛學」，應當「豎起堂堂正正之旗」，改革一色黃的服裝為雜染色，怎麼反而要中國人去跟別人學？他以為：「若再用黑色和灰色，剛剛和俗人一樣分不清楚」。不知雜染色是僧裝古制，本為了簡別印度的白衣，各處風俗不同，我們那裡能禁止俗人採用？那裡可以因他們採用而我們就不用！至於說：「全世界的人，只有和尚穿黃，在家人唯有不穿黃」，也未必盡然。古代的帝王家，多穿黃色。「黃袍加身」，「黃袍換去紫袈裟」，「欽賜黃馬褂」，這應該聽見說過吧！在南方，或者還感覺到一色黃的尊貴。在現代中國，黃帽、黃鞋、黃衣，會被人看作封建餘毒，如何使得！鮮明的黃色僧裝，招搖過市，中國人看起來，這才奇怪呢！

「袈裟表示僧相」，大體是正確的。然建議的內穿便服，外披印度式的袈裟，不過中國僧裝的老辦法。從來的中國僧裝，就是在隨俗便服的圓領衣上，再披上袈裟，結果卻引起了問題。佛制袈裟，是在印度當時的俗服上，加以雜色與條紋的標相，是表徵僧相的，也是實用的。建議的一色黃，未必合於佛制。而外披袈裟，僅有表相作用，缺乏保持體溫的實用。失去實用，袈裟是純宗教的服飾，會慢慢被輕忽起來的。這那裡是尊重！不離日常生活的，實際的，活的袈裟（三衣），被弄成脫離現實的，過去了的古董。我們的僧裝，應該有明顯的標相，我同情慈航法師的原則。但他建議的理由與辦法，不免缺乏對中國佛教的理解與同情。

七　新乎僧乎

東初法師建議的「改革僧裝與提高禮服」，附記說：「這只能算是筆者的建議，是否有當，尚待僧中知識見教」。那種虛心與敢於建議改革的膽識，真是太好了，引起我對僧裝改革的考慮與商討的決心。但我以為，這不僅是「筆者的建議」，而是代表部分或大部分的「新僧」。「新僧」，是進過佛學院的（也不一定重視佛學），年輕點兒的。東初法師不過代表這「新僧」群的意識，吐露「一般人都認為有迅予改革的必要」的要求而已。

改革僧裝的理由，主要是：「今日僧裝穿起來那種腐敗的樣子，就給社會一般人一個太壞的印象。……總之，社會群眾給我僧眾這種冷視的態度，以及種種譏笑，並不是由於僧眾心理上或行為上有什麼弱點暴露，或是僧眾知識能力不夠，其主要原因，乃由於僧眾服裝不能適合群眾的心理，因而博取不到群眾的歡迎」。這個改革理由，是歪曲的，倒果為因的！今日僧眾的遭受社會冷視與譏笑，坦白的說，不是別的，正「由於僧眾心理上或行為上」的「弱點暴露」，是僧眾的「知識能力不夠」。近代的中國僧眾，道德、知識與能力，普遍的低落。在社會的群眾心目中，不斷的印上惡劣印象，這才漸漸的從信仰而懷疑，從尊敬而輕視。等到造成了輕視的社會意識，那就不問你的知識能力與道德如何，只要見了表示僧相的僧裝，就會發出輕視與厭惡的表情。這那裡是「僧裝之累」？分明是集團累了個人，僧眾累了僧裝。也就因此，僅是形式（僧裝）的改革，或個人的學德，不能有效的改變社會對於中國僧眾的冷視與譏笑。如不能認清這點，或故意的不肯承認，想將僧眾遭受歧視譏諷的種種難堪，歸怨於僧裝的腐敗，這不能不說太缺乏反省，太自欺欺人了！我希望一般「新僧」並不如此，而只是建議者個人的錯誤。

基於改革理由的錯誤，建議的「提高禮服」與「新裝樣式」，自然也不免犯著嚴重的錯誤。他建議除了少數人在特殊時節（宗教禮節），穿著高貴的禮服而外，平時與一般僧眾，都改著新裝。新裝又分德僧服、職僧服、學僧服三品。此種新裝的缺點，一、不合僧裝對內的平等原則：佛制三衣，是每一比丘所必備的，並沒有級別。依照建議的新裝，服裝將要表示我們的階級——知識深淺，能力強弱，職位尊卑，德學高低了。這個錯誤，虛大師是深刻理解的，所以說：「此衣之式，略同東初所議職僧服；廢德僧、學僧服」。僧裝應符合佛制的平等原則，不能有級別的區分。二、缺乏僧裝對外的表相作用：依建議改革的新裝樣式，不免與在家人服裝相混雜。

我相信，新裝的擁護者，會用不同的理由來辯護。初步的理由是：我們的新裝，並「不同於俗服」。的確，新裝的樣式，並不與世間的任何服裝完全一致。但這種不同，在一般的社會群眾，不能一望而知的發覺他的差別，也不能從這點不同中，知道你的身分。簡單說，這樣的服裝，不能明顯的表示出僧侶的身分。所以「不同於俗服」的理由，不過是詭辯而已。

溫和的修正者，會解說給我聽。佛制的三衣是應該遵用的；試用的新裝，不過是俗服的改變。有合時宜的便服，有表徵僧相的僧裝；過去的三衣與海青等，不也是這樣的嗎？但這種解說，不能使人滿意，因為不足表徵僧相的根本問題，並沒有解決。佛制表徵僧相的僧裝，決非專用於上殿、過堂或者說法，而是不離身的，隨時隨地能從服裝中表彰僧伽身分的。現在僅有遵用三衣的空名，不過在山門裡用用而已。穿起新裝，特別是走向十字街頭，試問僧相何在？如此種新裝而普遍使用，進門做和尚，出門混充俗人的流弊，勢必不堪設想！過去中國僧人的便服（圓領衣），與時裝有顯著的差別，所以出門不披袈裟，仍能表彰僧人的身分。試問試用的新裝，能否如此？

新裝的建議者，早已自覺到「不同於俗服」的理由是不成理由的，所以索性否定區別僧裝與俗裝的必要說：「僧眾與在俗人，不必在服裝上分別，要在心理上分別，要在言行上分別」。在心理上、言行上分別，是對的，不必在服裝上分別，卻是錯的。佛制僧裝的染色與割截，正是為了要在服裝上分別僧俗，形式與實質並重。假定偏重實質的老上座，作如此解說，我倒還可以原諒，但他決不會起來建議僧裝的改革。因為僧眾的腐敗與革新，不必在服裝上分別，要在心理上分別，要在言行上分別。服裝的新舊，有什麼關係！新裝的建議者與擁護者，不能把握社會歧視僧眾的原因，淺見地專在形式上打算，想從形式的改變中，消除僧俗的界限，以逃避社會歧視的目光。那裡還記得要在心理上分別，行為上分別！為了掩護自己的錯謬言論，才偽裝的唱起偏重實質的論調。

建議者又從另一理由，為缺乏僧相的新裝作辯護：「事實警告我們，必須由山門內搬到山門外來，佛教才有辦法」。「要普及佛教於社會（「使佛教與社會打成一片」），首先要改革僧裝，使得僧裝群眾化，把社會群眾與僧眾間隔礙化除，達到四攝法中同事化導的目的」。「搬出山門外」，不外乎僧眾健全，能以佛法化導社會，因社會群眾的信解佛法，奉行佛法，達到人間佛化的目的。搬出山門外，決非等於取消僧相；保存僧相，也決不會障礙佛法（如天主教的神父、修女，服裝特殊，並不障礙該教的普及）。真正有心為教的青年，應該精進的，辛辛苦苦的把佛法搬出山門外，決不能取巧放逸，光是拆掉山門就完事！佛教是有僧眾與信眾的差別。佛制僧伽，以住持正法為究極目的，類似天主教的神父，基督教的牧師，以及政黨的從事黨務工作者。所以僧眾的化導社會，在乎怎樣的教化信眾，組織信眾；信眾就是遍入各階層各部門的。不僅普及社會，而要實行佛法，化導社會，改造社會。這樣的分工合作，才能達成佛化世間的理想。不能明確的意識到自己的應盡責任，而企圖化僧為俗，從事信眾的社會事業。如此的「與社會打成一片」，不過放棄自己的責任而已，取消自己而已。退一步說，如確有為教的真誠，立志要從事社會事業，表現佛教精神，以轉移社會心理，也許這更適合於自己的性格與興趣，那就應該貫徹護教的真誠，退出僧團而改取在家的立場。

新裝的建議者與擁護者，會嚴厲的反駁我。新裝是這樣的美麗合時，為什麼硬要反對？說什麼「不足表顯僧相」。「今日僧眾服裝與俗人不同，但僧眾的信仰言行，未見得比俗人高超，甚至不及俗人」。到底表顯僧相有什麼用處？我可以告訴大家：僧裝的標相，可以使你尊貴，假使是佛法昌隆、社會尊敬的時代。也可以使你卑賤，假使是僧眾窳腐、社會輕視的時代。單從社會的觀感來說，表徵僧相的形式，不是一定的。也就因此，社會的反應如何，不成為僧裝改革的理由。單是形式的改變，不可能有效的轉移社會觀感；換湯不換藥，是無用的。然而僧裝的需要標相，卻另有理由。佛的建立僧團，是預想僧團的清淨和樂。有同一的思想與意志，同一的理想與實踐，負起住持正法責任的。佛制戒律，古人立清規，近人談整理，都是以此為理想而求其實現的。這當然要重視內容，而表相的形式，也可以（相對的）促進僧團的精純。從生善方面說：僧相，能使自己意識到自己的身分與責任，尊重自己，愛護聖教（古人的一日三摩頭，也是此意）。同時，僧相能表徵僧伽的德相，易於使俗人識別而起敬信心。從止惡方面說：僧裝有了標相，不致被人誤會或牽連（古代本因被人誤認為盜，才加上染色的區別）。同時，社會意志會加以約束，甚至強迫你履行僧伽的本分。所以「世間增上」[A5]，為慚愧心生起的因緣。受到社會的約束，顧慮到社會的批評，不敢放逸去為非作惡。表徵僧相的僧裝，雖沒有決定作用，而相對的作用，是非常強大的。在佛法衰落的現代，正應該利用社會的約束與督導，而改革者卻漠視他的價值，這等於誇談水利而自毀堤防。

關於提高禮服，佛制的僧伽黎是被廢棄了。七衣、海青等高貴禮服，不再是一般僧眾的禮服，被奉獻為少數階級的特權與榮耀。這種非法建議，真是豈有此理！

何以而有提高禮服與改革僧裝的建議？何以如此建議？構成此項建議的意識根源何在？應該是這樣的：向山門外眺望，社會的一切是好的，值得追求的。可是佛教的制度，尤其是僧裝，給以種種約束，不得自在。社會人士見了僧裝，會立刻歧視、譏笑，連自己也覺得「那種腐敗樣子」了。但轉身向山門內看看，覺得寺院的方丈、當家、法師們的尊嚴，優裕清閑的生活，是多麼理想。從前，住金山與寶華，目的為了當職事，接法當家做方丈。現在時代變了，目的不變，進佛學院也還是為了這個。地主經濟的寺產，加上信眾的供養與禮敬，是值得留戀的，這些不是都可以取得的嗎？然而，誰也不能老在山門裡，特別是不大稱心的時候，總得去外面看看。有時看久了，覺得外面太好，為什麼穿上僧裝的和尚，就不能這樣呢！決計不幹了！可是剛剛向外提起腳步，準備脫下這「腐敗」的僧裝，一陣說不出的空虛感，又把腳縮了回來。憑什麼走出山門？財富嗎？學問嗎？技能嗎？體力嗎？或是社會關係嗎？什麼都沒有。想到閑散慣了，一旦走入緊張爭逐的社會，多少有點膽怯。越想越怕，心也越冷，還是關起門來做方丈的美夢吧！夢雖是那麼美，可是時代的浪花，拍得山門震天價響，不由得揉揉眼睛，留心的察看：寺院的被侵佔，寺產的被剝奪，土豪劣紳的壓迫，社會普遍的譏刺；想到將來，眼皮兒再也合不上。這樣的門外門內，千迴百轉，竟然找到辦法了，而且是十全十美的。「改革僧裝」，是多麼前進呀！進退兩難的苦衷，徹底解決，得到進退的自由。進門做和尚，不消說還是老一套。走出山門，事事無礙，社會人士不再會知道是僧人而加以輕視，也不會以僧人的本分來約束，好不自在！在普及社會的口號下，名正言順的去學學世俗事業。假定取得僧界權位，也就算了，否則山門外的路寬著呢！這不能不說是好辦法！捨不了寺院的財富與權位，受不了社會的刺激與誘惑，該是一般要求僧裝改革者的意識根源。

不單是這樣，如此改革的心理根據，還有蒂固根深的封建餘習。在古老的寺院裡，充滿封建臭味的階級性。看到清眾衣食住的低劣情況，與和尚當家們作一對照，即可以想像而知。在大殿裡，和尚才掛念珠，糾察只許手串，清眾是一概不許。階級性的古規，叢林裡還多著呢！建議提高禮服的少數佔有，新裝式樣的階級性，唯有在這封建氣味濃厚的寺院裡，熏習成性，才會有意無意的建議出來。海青、黃鞋等，在建議者看來，那裡真是「腐敗樣子」，這不過是面對社會的自卑感。如在山門裡，穿著黃海青，配上合掌帽、黃鞋子，掛一串念珠，一向是被讚賞為大雅美觀的。所以被咒詛為改革理由的「腐敗樣子」的海青、合掌帽，在山門裡，卻一變而成為高貴的禮服，而且被規定為少數階級的特殊禮服。這種根源於叢林的階級意識，透過時代社會的刺激與誘惑，才交織成如此改革。此種改革，對外不像僧，對內不夠新，不新不僧的僧裝改革，是難以容忍的，不能不加以徹底的批判！

八　我的建議

中國僧裝是應該改革的。我的建議，可分兩點來說。一、應該改革；二、如何改革。現代的中國僧裝，是應該改革的。不是為了「奇形怪狀」，也不是為了「腐敗樣子」。理由簡單明瞭，那就是僧裝應適合於時代及環境。從佛制僧裝的意趣說，僧裝即是那個時代的印度俗服，佛不過加以染色及福田的割截相。佛沒有保存古印度的服制，也沒有採用別處的服裝，這原則是值得我們遵行的。從契時契機的觀點說，服裝因時代因環境而不斷的演變。我們的住處、用具、交通，甚至飲食，都在隨時代而推移，為什麼我們的服裝，要停留在社會廢棄了的古裝階段？何況這還是中國古裝，與佛制無關。今天不變，明天還是要變的。終於要變的，誰敢說佛法千萬年住世，而中國僧裝將永遠是圓領方袍！

說到如何改革，這必需是「合乎佛法，不違世間」的。原則可以作這樣的決定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┌採用時服　　　　　　┌不離俗服而表顯僧相的差別──┤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└表顯僧相　　　僧裝─┤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┌對外差別　　　　　　└不同俗服而表顯僧相的合一──┤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└對內平等

僧眾負化導社會的責任，即不能使社會誤會你為另一時代另一世界的人物，而有礙於僧眾與信眾的接近。我們應該效法釋尊，採用此時此地的服裝。以現代中國（內地）的服裝來說，根本沒有統一，有久經國人服用的滿裝，有舶來的西裝，還有中山裝。僧裝不應硬性規定，採用某一服式，也不需要創新。在滿裝、西裝、中山裝中，如硬性規定某類為僧裝，決難得僧團的共同滿意。而今日中國的一般村鎮，滿裝還非常普遍，如規定為西裝、中山裝為僧裝，容易引起民間的隔礙。如規定滿裝為僧裝，那在都市中，尤其是西化深的都市，或接近西化的信眾，也未必恰當。多少帶點黨性的中山裝，贊成個人的採用，也沒有規定為僧裝的理由。我也不贊成創新，不但新裝的式樣，不容易為全體所樂意接受，而規定的一律的新裝，將來又不免舊了，我們將常為僧裝的仍舊與創新而煩勞！我們只要有僧伽的標相，在共同的僧伽標相下，隨教化的環境，隨時代的演化，給予每人以服裝選擇的自由。這是何等徹底（不會再有僧裝的改革問題）！何等簡單！

這樣的「採用俗服」，怎麼能「表顯僧相」？佛制僧裝（三衣）的標相，是雜染色與割截相。至於長方形的布幅（袈裟舊樣），不過是印度的俗服。如沒有染色與割截相，在印度是不足以表徵僧相的。今日的僧裝改革，應為一勞永逸的徹底計劃。尊重佛制原意，中國的僧裝，不應採用印度式，而應該中國（俗服）化。即在現代中國俗服——滿裝、西裝、中山裝上，加以染色與割截的標相。雜染色不成問題，問題在中國俗服的怎樣割截化？我們應該了解，割截不在乎割割截截，在乎作成田畦（稻穀）的形象，用以表示僧伽的功德，也就成為僧人特有的標幟。印度用長方形的布幅為衣，可順著長方形的布幅而作成傳統的袈裟。中國服裝，想那樣的截成五條、七條，是不可能的。好在福田相是僧伽的標幟，等於國民黨（青天白日）的黨徽。或製為長方形的旗，或製成圓形的、長方形的徽章。不在乎長方形的圓形的，不在乎旗與徽章，但同樣代表了黨，誰見了也知道是國民黨，這就是標相的真正意義。所以，我建議福田衣條紋的僧伽標相，可倣照軍人符號，作成長方形（寬度與長度，應視實際情形再作決定。但寬與長的比例，應依律制而比例縮小）的田形條紋，密著於右胸（一般徽章在左，但佛教是重右的）。為了免除進門掛上，出門除下的流弊，可倣照海青、長衫的牌子（中國古時俗服，此處本有花式。僧眾採用，即不用花式而刺成牌子。有的說，這是代表衲衣相的），刺在服裝上，明顯的表彰出僧伽的身分。這一不離中國俗服而表彰僧相的建議，即不取中國古代的僧裝與俗服分化，而恢復佛制的僧裝與俗服合一。佛制三衣，即內衣、常（禮）服、大禮服，這是應該保存的古制。好在現代服裝，不論是滿裝、中山裝、西裝，也有此種意義，所以不難協調。假定是滿裝，除褲子外，在襯衫與短襖上，可加刺五條田相。在長衫、夾衫、棉袍上，可加刺七條田相。在馬褂上，可加刺九條田相。中山裝與西裝，都可依此而加上內衣五條，常（禮）服七條，大禮服九條的標相。這不僅是僧裝與俗服的合一，而且是標相與保溫實用的合一。如依此建議，不但中國內地的僧裝問題徹底解決，而蒙藏、朝鮮、日本、南洋、歐美的僧裝，也可以順利採用而毫無困難。這種表彰僧相的僧裝，對外是明確的，不同於俗相的，隨時隨地能表示出僧人身分的。這才真的能做到「三衣不離」，而不是包起來帶在身邊的。對內卻又一律平等，沒有階級性，表象僧伽的和合。合於佛制的原則，合乎世間的實況。統一而不妨差別的自由，差別而不礙統一的和合。在不息的演變中，不會頑固守舊，也不會標新競異：我覺得這是非常合理的建議。

依佛制的意趣，僧裝應該是：一、材料，以不殺生為原則。不得用絲織品。二、價格，以不奢侈為原則。佛教為一般民眾的宗教，應保持淡泊、知足的傳統精神。服裝價值，可比例此時此地的農工，及一般中下級公教人員的情形為標準。三、顏色，以雜染色為原則。莊重、肅穆、寧靜、和藹，雜染色是最適當不過的。不得用純黃等正色，及鮮艷的雜色。四、大小，以適中為原則。社會的服裝，是時寬時窄、時長時短的，僧裝應取乎中道。但寧可寬大一點，表示雍容寬大，切勿過於窄小，使人感到迫促。五、標幟，以顯了為原則。在雜染色的俗服上，刺上五條、七條、九條的長短條紋，因為比例的縮小，如作九條以上，會混雜不明。至於標幟的顏色，為明顯起見，可用黃色（中國現在的大衣，多用金線）的，但也不一定。此項顏色，佛教也曾有過區別，如五部的服色不同（西藏的紅帽派與黃帽派）；中國明初的僧制：「講僧衣紅，禪僧衣黃，瑜伽僧衣葱白」。此種顏色的不同，並不表示身分的尊卑，而只表示派別。中國僧裝的標幟，或也可以參照這種舊例而略有不同。總之，我的建議，在「合乎佛制，不違世間」，作大體的論定。如覺得值得參考，那更需謹慎而周詳的研考。尤其是有關實行的時機與步驟，是更不能輕率的。

卅六．二．一〇，脫稿於世苑。

太虛按：吾原擬於修正東初職僧服上，再加以五條、七條、九條福田僧相的袖章或襟章，試製未試用，茲附提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