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　弘法人才的重要

佛法要想昌明與興盛，說來原因很多。對外說，必須政治安定，社會能善意護持；對內說，必須有組織的清淨僧團，和善巧的弘化方法，如此才能使佛法普及於民間。但其中主要的，不能不說是弘法人才的問題。有了優秀的弘法人才，其他的事情才有辦法。因此，要想中國佛教能夠真正發揚光大，對於弘法的人才問題，不得不認為是首要的問題。

自從佛陀的教化播揚人間以來，弘法的任務，多屬出家僧眾。也有在家居士，聲聞中如質多長者，菩薩中如維摩詰長者、勝鬘夫人等。他們對於弘化之功績，都有很大的貢獻。但是住持佛法的重任，從來都以出家眾為主體。所以說到弘法，固然希望大心居士們多多熱心弘揚，然而根本問題，對於出家僧眾，覺得更要發心來盡力培養和造就。

培養佛教的弘法人才，決不單是對佛教有所認識，因為弘法不只是知識的灌輸。尤其是身為宗教師的出家眾，要想真能夠攝受廣大信眾，給予佛法的真利益，除佛教知識外，必須具有高尚的德行，和精勤的修持，如此才能使信眾們建立信心，進而引導他們深入佛法。佛陀教化弟子們，無非以三學、六度為修學法，學佛也即是修學這些。因此從古以來佛教優秀弘法人才的輩出，無不以三學、六度為修學內容。唯有依於佛法——三學和六度去真實修學的出家僧，才足以化導信眾，使其由仰慕而生敬信，由敬信而發心修學，由修學而深入。

二　律學中心

雖然如此，事實上，從古以來，學眾的培養，各有重點不同——或戒、或定、或慧。如佛在世時，以建立清淨僧團為中心，用以訓練僧眾，陶鑄聖賢。這主要以戒學為基本，以定、慧為進一步的修學。所以佛說：「佛滅後，解脫戒經是汝大師」[A2]。佛陀的本懷，要弟子們能依戒而住，以戒為師。所以說：有清淨如法的僧伽，就是正法住世。以戒學為基本來訓導弟子，這是將出家弟子們的生活，導入於有組織、有紀律的道德生活中。對個人說：能使戒行清淨，不犯重戒；即使少毀輕戒，即能懺悔，還復清淨，使學人身心安於清淨律儀中。另一方面，對於大眾團體生活之規律生活，漸漸熟習，了知如何出家，如何受戒，如何「布薩」，如何「安居」，乃至穿衣、吃飯、求醫藥、出入往返，一切生活方式，都契合於清淨律儀生活。要知道，佛法能否住世，不只是個人的修證問題。據說：古佛沒有依法攝僧，所以佛法不能久住。必須以大眾增上力量，而使修學者的身心易於獲得清淨，佛法由此更易延續，更能適應於社會而發揚。所以佛陀建立僧團，其方法是「以戒攝僧」。其目的是以戒學引導大眾生活於清淨律儀中，來完成僧眾的自律和化他。有關自律的一部分，即是「戒經」；有關大眾一切生活規律，是「犍度」。因此，出家眾不但要嚴守戒律而自度，更要熟習僧團中一切僧事。這些，佛陀都有極嚴密的制度，如限定收徒、傳戒之資格方法，不使師資偽濫等。佛制：比丘、比丘尼，必須依止師長，五年內不離依止，不能一晚離依止而住。在此五年內，依師學習，一方面修學戒律，一方面熟習僧團中的一切僧事；其餘才修禪觀，或去善知識處請求教授教誡，同道們相互議論等。因此，定、慧的修學，是以僧團的戒律為基礎。古說：「五夏以前，專精戒律」[A3]，就是此意。然此非專學戒律，是要出家弟子們，安住於律儀僧團中，完成高潔的僧格。如五年而尚未學成，或者不知僧事，規定再住五年，必須對於戒律生活完全學成為目的。如還不成，這就叫作啞羊僧了。

律上說：僧有四種：一、真實僧，即證得果位以上的聖者。二、有羞僧，具有慚愧心，以戒定慧修學，但尚未證得聖果。三、無羞僧，雖然修學佛法，而戒行不能清淨，或犯而不知懺悔（如毀犯四根本大戒，就不名為僧了）。四、啞羊僧，對於戒定慧不能修學，不知僧團的一切僧事作法。如對僧事，不知同意（「與欲」），不知贊成（「默然」），不知反對（「說」），不知揭發（「舉」），不知懺悔法，不知滅諍法，不知羯磨法，不知如法不如法，不知清淨不清淨，不知成就不成就等，所以無資格成為僧團中的一員。像這樣的人，在清淨僧團中，只有增加團體的紊亂和不安！

在印度初期佛法時代，佛陀顯著的指出弟子們應修學的方案和程序，即每一弟子要依止師尊，精勤修學，陶練成完滿的僧格。在大眾和樂、尊師重道、淨化身心的和諧氣氛中，而自求解脫或外行教化。弟子們能「依戒而住」，使佛法能一天一天的發揚，是有其原因的。如依戒而學，完成僧格，這雖說不是佛陀的最高目的（更高的為禪定與智慧），但在社會一般的眼光中，一個組織健全，有紀律的清淨的僧團，是怎樣的值得讚歎！所以能使「不信者生信」[A4]，「已信者增長」了。所以以戒為基，建立清淨僧團，佛門中之龍象才能從此中陶練出來。我們中國佛教，從前在大陸時，不是說不傳戒，只是戒期完畢，戒牒到手，到處雲水掛單，流為有養無教的一群，佛教當然衰落下來！像這樣的授受戒法，不能說沒有益處，但不能合於佛意，不能在和樂清淨僧中，培養僧才，住持佛教。

三　禪學中心

佛教最初傳入中國，原來也是沿襲佛陀在世的制度，依戒修學。不過因當時的國情，未能養成如印度那樣的依戒而住的規模。特別是當時的中國佛教，大小乘兼弘而以大乘為主，大乘重禪慧，對重戒的精神就不免輕忽了！

中國佛教能夠陶練佛門的高僧大德，培植佛教弘法人才的，在中國佛教史上，第一要推禪宗。唐代以來，使寺院幾乎一律稱為「禪寺」，可見禪宗的力量，在當時如何的壯大！禪宗以禪（定學）為中心，對於戒律或聞思經教，都是其次。禪者善能激發各人的道念，發心為生死大事而勵力參究。在禪者看來，若吾人自心清淨，自然性戒不犯，所以唐代百丈、馬祖們，離開律院，別立禪寺，使住眾們一心一意在禪思上下功夫。當時由於教法興盛，僧徒們有反求實踐的傾向，個個都傾向於參究力行。同時，禪寺中並不是完全拋棄了聞思慧，因為禪堂內有寺中的住持、首座、堂主們，隨時隨地指導清眾，每天有定時的開示，對於學者行為舉止，都有剴切的警策與指示。由於這種大眾共同熏修的關係，漸漸產生了大禪寺，演出大叢林的制度和清規。一班清眾們，安居於這有規律，淳樸生活的禪堂內，早晚參究、上堂、小參，隨時接受善知識的開示教導，為了明白生死大事，參透本來面目而發奮修持。經過數年的修學，能開悟見性的不要說，即使參不透本來面目，因為經過數年大冶洪爐的陶練，也會養成道貌岸然，威儀庠序；其心胸豁達，氣度之渾樸與嚴肅，與常人大有不同，一出山門，使人見了，油然生起仰慕的心情，因此禪宗千百年來能維持到近代。這並不單是依賴禪宗的制度的，而是以大眾參究，互相警勉的力量，作為禪宗內在活力之來源。寺內的住持，為一寺之領導者，每日帶領清眾，上堂、說法，作種種法事。有多年的禪觀功夫，經過長期的訓練，熟習禪寺的一切制度，才出來當職事。監院職事們，他們發心為大眾服務，使清眾們能夠專心修學。由於善緣具足，清眾們也就放下一切安心向道，經過大冶洪爐千錘百鍊，而成為一代的高僧、祖師。這種以禪為中心而參究的力量，在當時成為中國佛學的重心，不但影響了整個中國佛教，而且間接地孕育出中國理學的產生。原因是禪者能做到僧儀如法，內心清淨。以明淨禪心而引發出智慧，運用善巧的方便，使佛法的真義發揚光大。倘若不發展為集團的參究修學，個人的修證，也不過是個己的解脫，未必能使佛法光大，使佛法久住。

佛法到了近代，衰微不堪，禪宗失去了以禪為中心，陶冶僧才的本旨。禪寺的住持們，都以問事為目的。監院職事們，好像全寺大眾的統治者。有的專意修建，有的專心應赴。發心修學的清眾們，精神失去了依託，所以佛門禪風不能保持，禪堂的制度一切皆變了質。這證明了禪宗以禪思參究為中心，大眾熏修，互相警策，才能使大眾和樂清淨，才有佛門的龍象輩出。

四　教學中心

弘法人才的培養，是要在清淨和合的僧團中：這或以戒律，或以禪思為中心，上文已經說明。若再從佛教史去考察，還有另一方式，是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的。他們對於根本戒，當然嚴持不犯；其餘戒律和禪，也都能隨分隨力去修學，不過特重於聞思的慧學；從此發出的龐大力量，曾為興隆佛教之主要動力。如唐代玄奘三藏留學印度時，當時的那爛陀寺，住有千餘僧眾，每日到處公開講習教典，大家互策互勵，對於廣大精深的佛法，作一種深刻的研究。因此有些法師們，能通曉（不是泛泛的讀懂而已）五部、十部或二十部以上的經論。法師資望的高下，是以通達經論多少而定，予以不同的待遇和器重，蔚為一時的學風。這一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的僧團，在西元五、六、七世紀間，成為國際佛教中唯一的最高學府所在。國內外的佛教徒，能不辭跋涉之苦而前往參學；學成後，再各化一方，傳播法音。他們是在信、戒的基礎上，聞思教學，以睿利的明智，對於傳下的大小乘義理，修持方法，作一番更深刻的鑽研。對空、有學派思想，作進一步探討，思辨和抉擇，而後將深奧的佛法，予以廣大的闡揚。在這勇猛精勤的修學中，無疑的對於佛法的信念，有著更深的建立。堅貞卓絕的宗教精神，從此引發，為佛法的發揚光大而努力。這是那爛陀寺的學術精神，也可說：是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主，對於佛教文化發揚給予重大的貢獻。

聞思經教的慧學，在組成清淨僧團，及僧眾們之信念與造詣，也許不如以戒律或禪思為中心的，來得較為堅強和深厚；但對於普遍發揚佛教文化，摧伏邪外之巨大力量，卻有它不可磨滅之功績。這如以聞思教學為中心的西藏佛教，自阿底沙從印度傳入西藏，成為甘丹派，奠定了西藏佛法的特質。中國元代時，由於藏僧重視政治權力，不能重視教學，有的專重修證，以神通攝眾；甚至娶妻畜子，一切俗化了，佛教落入衰微與紊亂狀態。明初宗喀巴大師起來革新，也可說復古——阿底沙大師的舊傳：僧徒須嚴謹律儀，才恢復寺院的清淨，重聞思經教的慧學。在依於信、戒的聞思中，團結僧眾而發生龐大力量，挽回了西藏佛教的厄運，成為一般所說的黃教。黃教在西藏，可以與中國唐代的禪宗相媲美。凡學佛者，進住寺院，除禮拜、念誦、懺悔等而外，重視研究經教，尤其是對於佛教的「戒律」、「因明」、《俱舍》、「中觀」、《現觀莊嚴論》——五大部，成為造就僧才必修之課程。他們不只修學，而在同一寺內或寺與寺間，乃至在全藏中心地的拉薩，舉行辯論大會，眾多義學的僧眾，聚集問難辯論。若對此五大部之義理，能答辯無礙，即考試及格，被稱為格西（法師）。由或全藏，或一地區，一寺院的論辯考驗不同，所以有一等格西、二等格西等差別。西藏政治中心的拉薩，也成為佛教的中心。對於佛法有造詣的格西們，專門從事教學，培養僧才。因此，西康、蒙古、青海，甚至內地的佛徒，以仰慕藏地佛教的心情，不遠千里去修學。學成後，再回本土，弘傳其所學。使藏文系的佛法延續發揚，其得力處，不能不歸功於聞思教學為中心的教派。

近代中國佛教，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重心的，要算是虛大師所創辦的佛教教育。依大師的意見：建立僧伽，是以律儀為基礎的，希望佛教青年，能從佛學院之初級（重律儀）、中級、高級次第修學。在此數年中，先對出世間學有一深刻了解。平時，早晚大眾共修，以堅定佛法之信心。這樣，不但可以培養成一些弘法人才，同時也能使他們處理僧事。再於高級之上，設立專修處，供他們專精於某一宗——或禪或淨等，作一番修持，希望能做到行解相應，而成為真正的佛教人才。所以大師的建僧方式，大體與宗喀巴相近，也是以信戒為基，以聞思慧為中心的。可惜大師之理想，至今從未實現，而只是一些補習教育。雖有不少學僧，多少能為佛教而盡力，但不夠清淨嚴肅，不易達成整建僧團，引導信眾的目標。就是對於教理的修學，也還差得太遠。有些人誤會大師所辦之僧教育，與社會學校一樣，實在是未能了解大師的本意。總之，虛大師訓育僧才之思想，確是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的。

五　現代的弘法人才

從上來的例證，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結論：要使佛法昌明發達，即需要弘法人才。要有佛教弘法人才輩出，必須佛徒們養成向學的風氣。這不外以戒、禪、慧為修學訓導之中心，決不能離此修學而有所成就。當然有些出類拔萃的僧才們，不須良好的修學環境，自能發心自修，德學成就，成為一代之高僧，但這非具有深厚的善根和宿慧不可。這究竟是少數中之極少數，不能以此為標準來希望佛教復興。因此，希望佛教弘法人才的產生，須以念誦、禮拜等來增長信念，進而彼此間和樂共修，組成清淨僧團，培養向學的風氣。這樣才能發生一種巨大力量，使衰微的佛教能振興起來！弘法利生是每一佛子之天職，熱心佛教的大德們，應考慮到復興佛教的力量，究竟是在那裡？

最後，要說到兩點：第一、今日是知識發達的時代，佛教徒要想降服魔外，高建法幢，這必須對深奧的佛法，有一番深入，才能以深入淺出的善巧方便來施化，使未信者信，已信者增長。眾生根性不一，當然可以種種法門，或者不需語言文字，以身教感召別人。但約廣大人心和現代風尚說：弘法者對於廣大精深的佛法，必先要有明確的深刻的理解。從深廣的義理中，不但能條理嚴密的發揮深義，更能提出簡要的綱宗，使大眾可以對佛法有一正確扼要的觀念，如此才能使現代人士易於接受。大師曾以唯識學——適應現代科學方法來教化他人，就是因為這個。實際上，佛教任何義理，都可以此方法表達出來。

第二、一個身為宗教師的，要教化他人，除了對佛法具有深刻了解之外，對於一般世間知識，也應有廣泛的涉獵，這倒不是說對於現代知識都應該專心研究。如中國佛教史上的道安、慧遠大師們，對於中國學術都有很好的造詣；出家學佛後，才能引導當時社會一般的知識界歸向佛法。印度的馬鳴、龍樹、無著、世親諸大論師們，那一位不是當代有名的大學者？對於流行的四吠陀典和十八大論等，都有過研究，這才能以佛法融通世學，批評世學，從相互比較中，顯出佛法之精深與高妙，使人們易於崇信而接受。以其他宗教之牧師、神父們來說，他們要作一個傳教師，都是在一般大學知識以上，再予以數年的宗教教育，才能到處傳道，發生良好的效率。雖說他們以物質來引誘，但傳道人才之造詣，有他們的長處。不要以為過去唐代禪宗之發揚，專於著重自身的熏修，無須了解其他。不知禪者的力求實踐，不重聞思經教，正因為那時的教學，已極為發達普及，而我們現在是怎樣呢？當時的對手，是儒、道，禪者多少有些認識，而現在世間的學術，又是怎樣呢？在現代，對於無邊佛法的義理，不能隨分隨力的聞思修學；對世間知識太欠缺，要想弘法利生，確實是件難事！

有些熱心的佛徒們，為了佛法能夠深入民間，提倡一些最簡單的道理，最簡單的修持；或者利用歌唱、幻燈，這自然是引導信佛的大好方便！但從遠大處著想，要使社會人士對於佛法有真確的信解，要攝受現代的知識人士，那麼單憑這些通俗的說教，是不能達成佛教中興的目的。必須依上面所說的集體修學——戒、定、慧中心的修學法，造就高深的僧才，才能成功。

以現代說：佛法之自修、化他，虛大師的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，不能不說是正確的。過去大陸的佛教已成過去，現實又因人力、物力關係，不能理想的培養弘法人才。但大家能認清這一發生佛教大力量的根本辦法，到底是有益的。如注意「信心堅強」，「戒行清淨」，以念誦、懺悔等來培養宗教情操，而將自己安立於僧團中，安立於聞思經教的慧學中，不求速成，以待時節因緣，才是現在佛教無辦法中的辦法。（印海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