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[A1]

中國的傳統文化，過分著重於當前事實，所以宗教的情緒，一向不夠熱烈，特別是在理學支配下的時代。

中國固有的民族宗教，如古典的《書》，《詩》，《禮》，《易》，《春秋》（諸子一分）等所傳說的，是上層的，王侯士大夫的宗教。諸子傳說的一分，與山海經等所傳說的，有著較遲的，民間的庶民宗教的成分。中國的宗教觀，老早就適合於宗法制，父家長制，階級制。祖宗的崇拜，最為普遍，但著重於近親的三代，七代，所以如創造神教——人類之父的思想，不能發達，而最高神只是帝王（天子——民族長子的意味）的宗教特權。天是象徵宇宙的統一神；上帝是民族的祖先。由於民族的代興，帝也就有赤帝、黃帝、白帝等。帝王以自己的祖宗，配天配上帝，使本有宇宙大神，民族祖神的神格，在祖宗的祭祀中沖淡了！諸侯，依封地所在而祭名山大川。庶民不過祭祖宗，祭里社（土地廟），祭[A2]灶等而已。「禮不下庶民」；上層的宗教，也是庶民無分的。天神、地祇、人鬼，有著多神教的特色，而被組織化，層級化，織成秩然有序的神界，適應於政治的封建世界。我的故鄉有諺語說：「風吹箬帽告訴天，天高皇帝遠」。中國一般平民，對於政治與宗教上的帝王與天神，可望而不可及，關係確是那樣的非常鬆弛。

中國宗教的又一特質，是世俗的，這因為停滯於自然宗教的緣故。以人間罪惡苦痛而求生天國；以世間為虛幻而尋求解脫：這種西方式與印度式的宗教，在中國不能發展成長。生天與自我解脫的宗教要求，在以自然哲學為基礎的道家中，發展為神仙說，也還是充滿人間現實樂的內容。天地人間，有著高尚宗教成分的神格，被局限為上層者的宗教。而民間信仰，祭祖、祭[A3]灶而外，始終為鬼教與巫教的領域。中國宗教的分化，就是政治上大人與小人的分化，勞心的治者與勞力的被治者的分化。宗教的精神，始終是世俗的，功利的（如宗教精神墮落，就是賄賂的）。然而，不管如何，中國古代到底是有宗教的。

從渾融的民族文化中，首先分化出而成為大宗的，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。儒，本是宗教師（如以主持婚喪禮節為職業，即是「小人之儒」），而傾向於現實的教育與政治。這雖是上層的（大人之學），但促進中國文化的普及民間，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。整理古典，從事政治、教育，這使得儒者所代表的，成為中國文化主流。孔子是儒家的大成者，對於上層的宗教信仰，也是有的。如「迅雷烈風必變」；「鄉人儺，朝服而立於祚階」等，都可以看出他有某些宗教情緒。然而，在他傾向於現實的政治與教育中，孔子雖不是反宗教的，卻有非宗教的濃厚色彩。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」？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？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。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」。雖尊重祭禮，但不說「神在」，而說「如神在」。凡有關宗教的——宇宙的來源，死後的命運，鬼神的情況，神秘的現象，這都被孔子置而不論。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確是孔子以來的儒家精神。特別是「聖人以神道設教」，充分表示了不知宗教是什麼，但知利用宗教，作為統治愚民的工具。這種非宗教的功利觀，與唯物論者的宗教觀，實在看不出什麼不同。

孔子的時代以來，民間的文化大大地提高。在政局的混亂變革過程中，由於王綱失墜，而天子獨佔的宗教，失去了尊嚴。社會的文化發達，造成諸子百家的戰國時代。宗教色彩特濃的，如墨家的「敬天」，「明鬼」；老莊的「久視」，「真人」說；陰陽家的「符讖」，「五行」說。在戰國時代，有著進一步的發展；江淮一帶的黃老之學，全真葆命，趨向於獨善的隱逸。這與燕齊一帶的方士道，都是後來道教的主要根源。道教，是在這些上，綜合民間的巫教而形成的，實為中國民族宗教的大雜膾。當時的儒家，從《中庸》到《孟子》，唯心的形而上學，大有進步，也重視身心修養。周秦間的儒者，結合了陰陽、五行、符讖，加深了神秘的氣息。

戰國時代的諸子，不但儒與法，重視現實的政治，道家與墨家，也還是不離治國平天下。道家，是天子南面之術；而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，也與政治的變革要求相呼應。此外，儒家仰慕西周的政教，而高推堯舜的禪讓；墨家本出殷宋，而高推夏禹；道家高推黃帝；而許行他們，更高推神農。除了法家的法後王而外，大家都披上一領復古的外衣。

儒家的孟子，是值得注意的人物。在儒家中，他不大重視禮樂，而好談身心性命。孔子還推重管仲，而孟子偏重王道，羞談霸業。孔子說「性相近也」，而孟子偏說性善。他不但弘道，而自認為衛道者，大罵楊朱、墨翟，以為「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」。儒者的中道精神，代以偏激的唯心論；對於未來的宋儒，起著重大的示範作用。

從秦到漢初，政治是道家而兼法家。宗教方面，為道教根源的方士道，非常隆盛。秦始皇，淮南王，漢武帝，都是（方士）道的信仰者。他們有充沛的生命力，豐富的想像力。秦皇是六國的統一者；漢武是北逐匈奴，西通西域的雄主；淮南王也有帝皇的企圖。他們渡著神秘的宗教生活，而事功卻非常卓著。宗教是近於道的，學術是以道而統百家的。中國文化燦爛的時代，大統一，大擴展的時代，並不屬於儒者。

儒冠儒服的儒者，多少有點保守，拘泥煩瑣的禮儀，「言必稱堯舜」，即使不是復古的，也是重古的。這是不能適應當時——混亂與不得不變改的時代。總算叔孫通通權達變，這才憑一套尊君的禮儀，取得政治一席地。漢武帝是（方士）道教的信仰者，文化上卻來一次獨尊孔子，罷斥百家。我以為，儒家隆盛到成為文化主流，應追謝秦皇的「以吏為師」，「焚書坑儒」（實在也是陰陽符讖化的）。一般學派，經這一番打擊，經多年戰亂，都衰落了。而古代典籍的保存，研究，虧了重視古典的儒者而傳續下來。在文化領域中，儒者無形間取得了優越的地位。無為而治的道家政治，因人口增加、經濟繁榮而顯得紊亂。謹慎、老成、廉潔、忠實的儒者，在帝王心目中，一天天被重視起來。然而兩漢的儒者，與孔子的非宗教精神，並不相合。他們神化了孔子，以為孔子預為漢家立法；五經的緯書也出來了；符讖也被尊重。論休徵，天人合一的董仲舒，是代表者。取得政治權威的儒者，是一般宗教化的；雖然宗教的見解，並不高明。這樣的儒者，王莽是有數的人物。他模倣周公，實行禪讓，復古，但終因拘泥古制，不達治道而完全失敗。從此以來，儒家的理想政治，再也不曾嘗試過。

戰國以來的道家，陰陽家，到漢代，逐漸形成有組織的道教。張魯、張角、張脩，都是大同小異的。他們所重的，是祭祀，祈禳，懺悔，厭勝，符水治病，預言世界大亂，予人類以光明的遠景。導引、吐納、辟穀的長生術，是獨善的一流，也與此相呼應。一方面，專守經學的儒家，崇古、拘禮，引起一分學者的不滿，這是重文學，重事功，重後王，學覽百家的「通人」。這有著道家的氣息，大抵不信讖緯等迷信，也不信方士的神秘，為玄學與清談的前驅。漢儒的迷妄固陋，逐漸蛻變，緯讖也被廢置了，加上漢末的黨禍，急劇的沒落下來。

漢末以來的道教，經葛洪、陶宏景、寇謙之他們，一方剽竊佛經，一方創作，漸與玄學相融合。他們稱天師，使帝王受天的符命。但一般社會的宗教活動，不外符水、祈禳，或吐納、燒練的長生術。佛教起初，與道教相並而行。等到不斷傳譯而充實興盛以後，南朝的玄學，為佛教的義學所代替。北方樸實而重事功，道教與佛教相爭，佛教受到多次打擊，但還是日漸壯大。從漢末到唐初，宗教方面全為佛教與道教；唐代更有新來的景教、摩尼教等。這都是一般的，平等的宗教，中國古代的階級宗教，毫無力量。政治上，學問上，儒家雖有強大的地位，然真能代表儒家的，並不太多。除少數唯物論者（如神滅論者范縝）而外，都接受佛教與道教的信仰，而第一流的學者，屬於佛教。

從漢到唐，儒家雖一度獨佔，然非宗教精神，始終不曾起重大作用。儒家所保存的，古代傳來的宗法的宗教（王侯與庶民分別的宗教），不能支配社會人心。人類的宗教要求，貧乏的功利的道教，不能適應人心。外來的佛教，這才一天天發達，發達到籠罩一切的領導地位。儒、佛、道，雖有多少爭論，而真能互相協調，予社會以合理的推進，屬於這一時代。漢末以來的變亂，到隋、唐而再度統一，隆盛，擴展。隋、唐融攝著極多的外來文化，而籠罩一切，吐納眾流的指導精神，不外乎佛教與道教。中國民族的充實與擴展，等到唐武宗的毀滅一切外來宗教，開始非常的復古的劇變。

唐代，為一華戎混融的大帝國，攝受了甚多的外來文化，重用了附屬與歸化的邊族人士。其後，引起安祿山的叛亂，藩鎮的跋扈（特別是回紇的非常騷擾）；五代的混戰局面，也只是這一局勢的延長與擴大。在這種情況下，[A4]啟發了中華民族，主要為儒者的反抗。在唐的國力衰退中，由於壯丁逃避，財政困難，佛教首先受到注意。早在憲宗時代，韓愈便以衛道自任，開始反佛教，反佛老的運動。他雖只是一位詞章仕宦的文士，根本代表不了儒家，但引起的影響，卻非常深切。從民族精神的自覺說，是有價值的。但結果，發展為排斥一切外來文化，演進到獨尊孔子的新時代。這對於中華民族，不免利弊參半，而且弊多於利了！

北魏以來的佛教，發展出漠視經教的重行學派：一是曇鸞、道綽、善導以來的持名念佛；一是達磨門下，到六祖而大盛的參禪。念佛，非常普及，在一般民間，影響很大。這是通俗的，他力的佛教，偏重信願。禪，主要是傳授於出家的僧眾間，這是重實質的，自力的佛教，偏重智證。還有偏重悲行的三階教，受到政治的壓迫而衰歇了。與經過秦皇的焚書坑儒，而儒家演進為中國文化主流一樣，經過唐武宗的破滅佛法，禪宗也就演進為中國佛教的主流。在內亂頻仍中，民生凋弊，毀法而後，寺院經像的恢復不容易，臺、賢、唯識等都衰落了。獨有禪者，山邊林下，到處安身；深入東南山地，闢土開荒，講求經濟自足。以法堂代佛殿，過著專精、篤實、淡泊、強毅的出家生活。雖然對於中國文化，佛教義學的理解不足，但憑他的特長，與當時環境的適應，取得了代表佛教的領導權。

北宋的佛教，雖也有天臺與賢首宗的復興，而主流還是禪宗。當時，自稱上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道統的理學，開始興起了。但推行新政新學的王安石，蜀派的大小蘇，都還是儒佛並重的。作為理學主流的洛派，在程伊川被貶以後，弟子們都還是傾向禪宗。由於金兵侵入而到達南宋時代，國族的危機更深，理學也更隆盛而完成，佛教也就慢性的衰落下來。說到理學，當然是儒家。在《易》，《大學》，《中庸》，《孟子》的思想基礎上，融攝了道學與佛學，特別是佛教的禪宗，發展為體系嚴密，內容充實的理學。理學與禪者的關係，我曾說過：「宋代理學鉅子之故鄉，十九為四百年來南禪盤根錯節開化之區。理學家之精神作風，無一不出於自信自尊，重質輕文，體道篤行，雄健精嚴之禪風。如程門師資之往返，有類參謁。居敬，窮理，明道統，有語錄，亦類禪宗。象山之即心即理，明其在我，一掃注疏之繁，唱六經為我注腳，則尤近矣」[A5]。

禪宗，自有他的偉大處。但他偏重心性的體證，過著山邊林下的淡泊生活，有著急了生死的精神，雖自稱為教外別傳的最上乘，而作風卻活像聲聞行徑。無邊佛法，被狹隘為「佛法無多子」。深邃的義學，精密的論理，都被看作文字戲論而忘卻了，這是佛教中偏重智證的一流。晚唐以前，禪宗都還重在僧眾間；其後，廣泛的為一般學者所愛好。在這種風氣中，儒者不能不接受他，而又從兩方面抗拒他。一、由於異族憑陵所激起的民族感情，下意識地輕視印度傳來（其實早已成為中國文化內容）的佛教。二、禪者重於自了與出離精神，不能為重人事，重現實的儒者所同意。新的儒者，面對隆盛的佛教——其實是禪宗，而從辨夷夏，道倫常的立場，抨擊佛教——其實是禪宗的自私，遺棄人事。透過佛道思想而重新活躍的儒家——理學，師承了孟子的攻擊精神。孟子攻訐楊、墨，現在轉化為攻訐佛、老。似乎不攻訐佛、老，就算不得孔氏之徒。從中國固有思想，而融攝了部分的印度佛教，理學是成功的。孔子的非宗教精神，到理學家的排斥佛老，才充分的發揮出來。民族文化自尊心的高揚，發展為復古的（菲薄秦、漢、隋、唐的輝煌成就），排斥宗教的文明，問題就在這裡。

理學的新儒者，也有「靜坐」，「尋孔顏樂處」，有著類似禪者的宗教經驗，也能喚起為聖為賢的景仰嚮往，鼓舞起為道衛道的熱誠。然這僅是少數者，在一般民間，無法完成這樣的信願。本來，禪者也有同樣情形，然不久，禪者早已發展為輝煌寺宇，莊嚴的像設，鐘鼓儀制，使儒者讚美為「三代禮樂，盡在是矣」[A6]！佛教的一般為念佛（特重音聲），上層為禪悟，南宋而來，漸傾向於貫通綜合。所以佛教，不但是少數者的證悟，更是一般人類的皈信處。儒者呢，幾乎恢復了古代的階級宗教，排斥佛、老，以為中國的有識人物，是不應該信佛、老的。充其量，佛、老也不過「聖人以神道設教」的化治愚民的工具。他自己，即使有類似宗教的信願，也不能普遍；而對於一般的宗教，被看作愚民迷信，造成了一般的非宗教——無信仰的社會。在知識階級——中國正統文化的儒者間，造成對於宗教的錯覺，根深蒂固。

禪者是著重體證的。真切的悟境，是性靈的直觀。所以禪者應用象徵的表現方式，流露出直覺的，藝術的壯美。禪者的心境，大抵不適於研究經教，不能重視名理，卻不妨美的文藝。禪者輕視義學，其實他根本無法學會嚴密的義學；但卻能發出意境高遠，而平淡現成的好詩文。真正的禪者，不是拘謹的，是熱情的，殺活自在的。但理學者恰好相反：孔子以來的儒者，早就偏重於曾子一系的狷道。理學者承受這樣的傳統，復古的嚮往，道貌岸然的尊嚴，不免流於拘謹，或者流於冷酷。純正的理學者，於詩文書畫等，都是不大高明的。太子折一枝鮮花，理學的老師，也要嚕囌一番。想到私塾時代的老夫子，豈不是從過分謹嚴而流於冷酷？在理學的社會中，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，被看作合乎天理。當然，理學大師也不乏高明人物，但給予一般的印象，多少有點「迂」，「酸」。總結的說一句，儒家發展到理學，是輝煌的成就！但世間法難得圓滿，他缺少一種應有的東西，即沒有真切的宗教情操，宗教世界的為人熱情！

在中國文化大扭轉的過程中，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。一、唐武宗毀廢宗教以來，部分的宗教，轉入地下活動，秘密宗教開始活躍起來。如佛教的彌勒出世，與摩尼教的明王治世，逐漸融合而成為白蓮教等。二、唐代以來，佛教的通俗說教（俗講），如變文之類，非常發達。在佛教義學昌明的時代，會產生優美的通俗文學，是不致太離經的。但由於教學的衰落；由於理學興起而上層階級多少離開佛教，逐漸流為不佛不道，又儒又佛的宗教文學。明清以來的種種「寶卷」，都從此而來，這都與秘密宗教相結合。秘密宗教，並非沒有合理的思想，代表著知識水準低落者的宗教要求，這並非不可以引入正道。但被看作邪教，被取締，而取締是從來不曾有效。反而由於宗教的轉入地下，愈來愈迷妄。這可見，不能尊重與發展高尚的宗教，像儒者那樣的宗教觀，宗教界的情形，會變得更壞！然這不但是宗教界的苦難，是中國民族、中國社會的莫大損害。中國民族逐漸的成為拘泥、怯弱、妄自尊大，囿於狹小的現實，不再有雄渾，闊大，強毅，虛心的漢唐盛德了！

元代，皇家是崇佛的。儒者被編為「九儒十丐」的階級，雖也還尊敬孔子，而理學當然只能困守。然而佛教，也並不曾得益。除了不立文字的傳統而外，因蒙古人而進來的蕃僧，造成了中國佛教非常混亂的局面。短短百年的外族統治，儒佛都受到嚴重的傷害！總算明太祖出來，結束了這一混亂的世局。皇覺寺僧出身的明太祖，對佛教有護持的熱情，論理，佛教應該在中國重走好運，而事實卻越來越壞。這真是出乎意外，然而並不希奇，只是不理解佛教的真義，與受到理學者的影響。

明太祖的護持佛教，是毫無問題的，他不斷的詔諭僧眾，應怎樣的來弘揚佛法。成祖也信佛極深；到武宗，更學會梵文，自稱大慶法王。嘉靖以前的明代佛教，處於有利的情勢下，然而卻意外的受到傷害。

太祖諭僧純一說：「既棄父母以為僧，當深入危山，結廬以靜性」[A7]。太祖以為：「諸祖經佛之道，所在靜處，不出戶牖」[A8]。他所訂的僧制，「或居山澤，或居常住，或遊諸方，不干於民」[A9]。太祖心目中的佛教，主要是山林的禪者，他們自耕自食（演變為放佃的地主），「不干於民」[A10]。不知道佛制比丘的遊化人間，受民間的施與，就隨分隨力的將佛法深入到民間。不干於民的僧制，與此相反，使佛教與社會脫節。

這裡面，隱藏著一大問題：太祖本與白蓮教有關，但在軍事勝利中，重用儒者來治理政事。太祖尊崇大成理學的朱熹，製定八股，以朱注四書為準繩來考試士子。這個崇佛的皇朝，由於尊崇理學，及理學者當政，佛教即無形的被傷害了。禪者的自食其力，本是深入山林的不得已。從韓愈以來，儒者一直在攻訐僧眾的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以及寺院像設的糜費。所以太祖的獎勵僧眾深入山林去自食其力，或居常住而過著地主生活，經懺生活，「不干於民」，多少減少儒者的壓力。然而僧眾的經濟，建築在寺產、經懺，而不建築在廣大的信眾身上，這怎能不走向沒落！明代的出家人，完全被置於儒家的倫理思想下。「凡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冠，並令拜父母，祭祀祖先；喪服等第，皆與常人同。違者，杖一百，還俗」[A11]。這完全違反了佛制，使超越的宗教精神，屈服於現實的政治威力，這等於暗示了出家的非法，為理學者的空前勝利！尤其是：「釋道二教，自漢唐以來，通於民俗，難於盡廢，惟嚴其禁約，毋使滋蔓」[A12]，露骨的表示了溫和的非宗教精神！禪者為代表的佛教，本已走向山林。理學者攻訐他隱遁自私，其實是惟恐他不如此。佛教被壓迫而退入山林，放棄了社會的文化與慈濟活動，中國文化才成為理學的一家天下。這個崇佛的皇朝，到末季，佛教是衰落極了！如嚴嵩死在卑田院，其實是佛教慈濟事業的悲田院。但當時的佛教，衰落到連名稱都弄不清了。如紫柏大師來京師弘法，當然會接觸到朝臣，因此被誣陷而死在獄中。有些人，怪他不知道高蹈山林，到京師來自取其辱。憨山大師到南昌，僅有不穿僧服，不受戒的和尚。到廣東南華時，情形更壞！二百年來，要僧眾不干於民，退出社會去隱修的護法方針，證明了根本的錯誤，剗絕了佛教的慧命。

還有一個問題，太祖是出身於秘密結社的白蓮教，他深切的知道宗教徒的集合，對於黑暗政治是有危險性的。所以太祖嚴厲的取締秘密結社。他的僧眾「不干於民」[A13]；「不得與民雜處」[A14]；「不得奔走市村，以化緣為由」[A15]；都含有政治防範的意味。這到清代，說得更明白：「聚眾為匪之眾，都由姦邪僧道主謀。平時煽惑愚民，日漸釀成大案」。專制政治發展到極點的明清統治者，不怕聖人之徒的理學家，卻怕愚民的僧道。唯一的防範方法，限制他，獎勵他與民眾脫節。

清代的儒者，復活了漢代經學的研究，極有成績，但理學家在政治上的地位，由統治者的推重，還是絲毫不曾動搖。而且，清代的經學，並非兩漢的經學；兩漢的經學，滲透了宗教的仰信，而清代經學，卻繼承了理學的反宗教精神。清代的佛教（道教的情形更壞）一直在衰落中；而理學傳統的排斥宗教的政治壓力，真是變本加厲，越來越兇惡！起初，順治、康熙、雍正（初年），與中國文化的關係還不深，都有佛教的信行，雖然這都是禪宗的。禪宗的天童一系，一時非常隆盛。但到了雍正晚年，不滿意三峰派的與文人學士相往來，運用帝王的威力，徹底的破壞了他。到乾隆，更取著理學正統的立場，嚴厲的對付佛教與道教——天主教等。

「僧道，不得於市肆誦經托鉢，陳說因果，聚[A16]斂金錢，違者懲罰」。「若有官及軍民之家，縱令妻女於寺觀神廟燒香者，笞四十，罪坐夫男。無夫男者，罪坐本婦。其寺觀神廟住持及守門之人，不為禁止者，與同罪」。依此《大清會典》的律令來看，僧眾（道流）不但被迫而不干於民，不出戶牖，不得遊行教化，而且還嚴厲的取締婦女們到寺廟進香禮拜，營為宗教生活。佛教與道教，完全被封鎖在山門以內。一些自以為儒學正統的縉紳門第，往往掛起「僧道無緣」的牌子，即是這種反宗教意識的表白。自認為精通中國文化的乾隆帝，他公開的表示，同意儒家的觀點，「釋道是異端」；「在國家則為游民」。他一登位，即下諭痛責佛教界，首先將順治、康熙、雍正三帝與佛教的關係割絕了。接著，通行「甄別僧道」的工作。他容許「山林修道，布衣粗食，獨善其身」；而壓抑了宗教的社會活動，使成為孤立的，脫離社會的分子。被整肅的僧道們，所有的財產，沒收歸公。這一來，宗教界大大的惶惑不安起來。乾隆三次下諭，說明這並非屏斥異端，只是對付為害佛道，為害社會的偽僧偽道，然而他的真意，其後表白為：「此教流傳已久，人數繁多，一時難以禁革，是以朕令復行頒給度牒，使目前有覈查，將來可以漸次減少，此朕經理之本意也」。「漸次減少」，是他的目的，是他同意儒者觀點，「禁游惰，勸力作之本意」。而所以不曾斷然禁絕，並非尊重真僧真道，而是數十萬人的生活問題。他以為「僧道亦窮民之一」；「今之僧道，不過鄉里無依之貧民，竄入空門」。佛教被看作窮老孤獨殘廢的收容所。佛教與道教等的真意義，全被抹煞。如乾隆二年諭說：「釋道是異端，然讀誦經書之禮教者，得罪聖賢，比異端更甚！凡星相雜流，回回教，天主教，一概禁絕不行」。嘉慶十年諭說：「釋道二氏尚不可信，況西洋教耶」？理學精神在政治上的成功，重要是一切宗教的排斥，養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非宗教傳統。乾隆以後，一切秘密結社的宗教活動強化，進行反政府的活動，是不無原因的。清末的天主教徒，為帝國主義作侵略先鋒，造成種種教案；其中中國知識階級的仇教活動，也不是沒有責任的。理學傳統的政治人物，不知宗教對於人生的真意義，使其向上的發展，而進行反宗教的抹煞政策。充其量，承認他「勸善戒惡，化導愚頑」；但自稱聖賢之徒的知識分子，當然是不需要了。這種排斥宗教的政治，當然不會做到徹底。但說到宗教，就聯想到迷信的錯誤，卻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裡，根深蒂固的傳下來。這被稱為中國正統的非宗教文化，果真是中國民族的幸福嗎？

時代開始大改變，西方的勢力，跟著堅利的艦隊而來。儒家無法適應，迅速的沒落了。號稱中國正統文化，千百年來佔有政治與教育的儒家——主要是理學，可說是清一色的中國知識界。但僅是廢八股，開學堂，失去了教育權，不消十年，廿年，等於全部消失。脆弱到如此的不堪一擊，似乎太希奇了。全中國的孔廟，都不知怎樣的變了，還比不上飽經摧殘壓迫的佛教與道教，多少能為了拆廟毀像而呼號反對。這便是非宗教的，無信仰的上層文化，缺乏堅強力量的真憑實據。

辛亥光復以來，西洋文化的傳入，與打倒迷信，表裡的同時進行。神教徒並非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，只是利用打倒迷信來摧殘中國固有的信仰——祭祖宗也是迷信。多少塗抹些洋式情調的新知識分子，不脫舊知識分子的非宗教傳統。現在是科學時代，講求實證實用，當然更要反對宗教。反宗教或者說打倒迷信，這一來更為徹底，不但打倒迷信——宗教，而且還要打倒禮教。本來無力的宗教與道德力，經不起五四運動的襲擊而完全解體。然而科學與民主精神，始終沒有成就。西洋新宗教——依中國的正統文化，應說是新迷信，除了兜搭得外國人的分子而外，也不能迅速建立起來。中國民族的精神，進入了真正的真空狀態。五四運動的領導者——胡適他們，都是繼承傳統的非宗教者（胡適的非基督教，非宗教態度，並非美國式的實驗哲學）。覺得自己「百事不如人」，決心要引導中國民族去全盤西化（這是外國人所最賞識的）。結果，唯物的共產主義，據有了中國大陸，發動洗腦運動，這能說不是全盤西化嗎？近來少數的有心人，痛心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，打倒孔門禮教，弄到神州陸沈。而不知從中國人心中，摧毀最強大的反共力量——宗教信仰，不是別的，是宋明以來的理學。理學者要壓倒異端——佛道，而自己卻不是宗教。在下的侷促於倫常家庭，為當前的功利所奴役；在上的僅是形而上的玄學。這都不能從崇高意境的景慕中，喚起光明與熱情，養成強毅堅決的信念。孔子說：「民無信不立」，我們現在嘗受無信仰的惡果了。

宗教情緒的養成，對於民族的強盛，有著怎樣的作用，說來話長！然而，日本、英、美，都是有信仰的民族。連摧毀宗教的蘇聯（惡果在後面，看著吧！）也還是千百年來的宗教區。秦、漢、隋、唐的隆盛，都不是無信仰者的業績。我是神教迷信的反對者，然而我堅決的相信，迷信比沒有信仰好得多！

我的論列，並非故意要挑剔儒家——理學。在今日，儒家與佛教，應該是同病互助的時候。儒家以及理學，僅是有缺點，不是根本要不得，他是有著光榮的一面的。不過，以中國正統文化自居的學者，大抵不能同情宗教，或僅是同情形而上學。像梁漱溟，熊十力，馬一浮，馮芝生，都對中國文化有認識，而且也接觸到佛教，但對宗教都是缺乏真切信解的。抗戰期間，有新儒家運動，運動還在開始，而排斥宗教的——「二氏」，「佛老」，這一類陳腔濫調，又逐漸的搬出來了！我們現在又避難來臺灣，中國文化的運動，一定有人在努力，這是應該努力的，這是復興民族的真正動力。希望能擴大胸襟，如隋、唐以前一樣，勿再陷入無信仰的理學窠臼！勿偏以儒家為中國文化，勿偏以理學為儒家。從古典中國文化，到周秦的子學，兩漢的經學，六朝隋唐的佛學，宋明以來的理學，近代傳來的西學；從古代的儒家，近代的三民主義線索中，貫徹各時代的文化，取精用宏，來鑄造新的中國文化。中國文化的新生，才是中國民族復興大業的完成！

中國文化的運動者，不能忽略文化中的宗教因素，那怕是迷信的。假如中國的知識界，永遠把宗教看作迷信，落伍；有宗教信仰的，也不敢拿念珠，掛十字架，怕人譏笑。那麼，中國的文化，將真是永遠的落伍了！